哲学社会科学既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又是提升话语权的重要基础。近年来，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问题成为国内学界研究热点，并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多聚焦于当代，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话语体系的研究则较为薄弱。习近平指出: “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进步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逐步构建起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面貌，为当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构建做出了开拓性努力。系统梳理该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构建历程与经验，对今后更好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深入推动当前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构建，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蕴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如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求真与致用相结合的史学传统、 惠民富民的经济思想、 “为政以德” 的政治思想，等等。近代以来，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分类体系和学术话语裹挟着炮火大规模涌入中国，中国传统学术话语已无法满足救亡图存的需要，学术话语转型成为大势所趋。围绕如何实现学术话语转型问题，各派学者见解不尽相同。自由主义派学者认为西方文化已是 “世界的文化”，实质上持 “西化” 观点。如陈序经认为，“百分之一百的全盘西化，不但有可能性，而且是一个较为完善较少危险的文化的出路”。文化保守主义派学者则充分认识到西方文明的弊端，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烈景象，使他们 “对于向所羡慕之西洋文明，已不胜其怀疑之意见”。他们看到了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和继承性，期待本土学术的复兴，但忽视了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性，对传统学术的扬弃和超越相对欠缺。在国人陷入迷茫之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导。进步知识分子坚持哲学社会科学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既吸收外来学术文化又不盲目照搬，既重视本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又不复古，这为中国传统学术话语的近代转型提供了重要契机。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哲学社会科学对世界的认识不是脱离实际的，“是为解释现实的社会现状、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分析现实的社会运动”。每个时代都有需要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问题。在灾难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必须要适应革命形势，助力完成革命任务。恽代英指出，学术研究应该关注社会与政治，而不是只为 “学术本身的价值”。1930年，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 (以下简称 “社联” ) 在 其纲领中指出: “马克思主义已经证明是贯通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思想的唯一正确的基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是限于理论的研究，无疑地应该努力参加中国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实际斗争。”毛泽东在1940年6月强调了理论对于革命的重要意义: “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憾。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将其军国主义 “皇道” 与中国封建糟粕相融合，从而以复古、盲从和迷信来磨灭中国人抗争精神的企图，面对国民党以 “党化教育” 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限制和渗透，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以学术话语论证革命话语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成为中国革命形势的必然选择。

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学说，也是一种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成果，既包括政治思想的中国化，也包括学术理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深入发展，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这一命题奠定重要学理基础。因此，毛泽东要求理论家应 “能够在中国的经济、 政治、 军事、 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杨松在1940年指出: “马克思和列宁的唯物辩证法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想运动的一般法则……它之为科学是像生物学家达尔文的学说，物理学家牛顿的学说，天文学家克皮尔尼克的学说等等一样的。” 这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杨松认为，马列主义者应建立 “中华民族新文化”，提出了 “完成马列主义中国化，或说中国学术马列主义化，中国学术科学化的光荣伟大的历史任务”。这意味着既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又要使马克思主义及其学术具有民族特色。可见，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以学术话语体系创新来推动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之义和必然要求。

近代以来，尤其是甲午战争以来，随着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大规模传入中国，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开始逐步形成。而在哲学社会科学需不需要指导思想、应以何种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等问题上，各派学者见解不尽相同。马克思主义自身科学性及其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契合性，成为它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指导思想的独特优势。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经过话语引入、话语重塑与话语转换等系列过程，逐步构建起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并将其植根于中国实践，赋予其中国特色。

(１)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与 “创造性阐释”。从19世纪末到五四运动前，除早期共产主义者之外，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这一时期的传播多限于零星介绍，且 “由于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限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作准确的介绍，既有误解，也有歪曲，甚至有的还持批判态度”。从五四运动开始，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了组织性和较为清晰的革命目的。该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的编译出现了第一个高潮， 很多经典著作出现了多个版本的摘译本或全译本。且很多情况下，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经典著作的翻译并不是完全直译，而是融入自己的理解，进行有选择性、创新性的翻译；并将来自国外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与中国本土语言相融合，加入符合中国语境的古语和案例。有学者将之归纳为 “创造性阐释”。这种 “创造性阐释” 使马克思主义初步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使其概念、范畴更易为国人所接受，成为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进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重要前提。

(２) 强调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进步知识分子历来重视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1920年，李大钊指出，社会学得到唯物史观 “这样一个重要的法则”，“使研究斯学的人有所依据，俾得循此以考察复杂变动的社会现象，而易得比较真实的效果。这是唯物史观对于社会学上的绝大贡献”。1924年，施存统在 «中国青年» 中明确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派的社会科学 “最能圆满解释各种社会现象”， “所以研究马克思学说是研究社会科学的朋友第一个需要”。1926年，李达在其著作 «现代社会学» 序言中强调了唯物史观在社会学研究中的价值，认为马克思所创唯物史观之学说，“其在社会学上之价值，实可谓空前绝后。彼不仅发现社会组织之核心，且能明示社会进化之方向，提供社会改造之方针，其贡献之功实有不可磨灭者”。随着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意识到这一科学方法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价值。在中国共产党的有力宣传下，这一科学方法逐渐深入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

(３) 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在各具体学科中的运用。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者撰写了大量理论文章和著作，如瞿秋白的 «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 李大钊的 «史学要论»、 蔡和森的 «社会进化史»、 王学文的 «中国经济现状概观»、 陈独秀的 «谈政治» 和毛泽东的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等。这些著作涵盖了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各个学科，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在这些学科中得到运用，并初步与中国实际问题相结合。如李大钊在 «史学要论» 中对 “历史” 这个学科基础概念进行了界定，用唯物史观加以解释，认为 “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王学文在 «中国经济现状概观» 中将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引入中国经济研究，指出 “社会的发达，本于生产力之发展，有一定之生产力，即有与此适应之一定生产关系，此等生产关系之总体即构成社会之经济组织”。毛泽东在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中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中国社会结构和阶级的构成，正确认识了敌友问题，成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科学运用的典范。

(１)  学院派知识分子 “ 为学问而学问”  的治学态度及其困境。所谓 “ 学院派知识分子” ，是指与现实政治保持一定距离的、主要以教学和科研为职业的学者。他们中很多人主张以学问为目的，不为手段。如顾颉刚在 1929年明确指出，“ 要在中国建一个学术社会” ；在他看来，“ 为学问而学问的积极态度，正值得大提倡而特提倡” 。陈寅恪则反复强调，要有 “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在这种治学态度的影响下，学院派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站在纯客观立场，像研究自然现象那样研究社会现象。郭任远在其著作 « 社会科学概论» 序言中指出，这本书 “ 绝对不提倡任何主义” 。但是，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下，在国共两党激烈较量的大环境中，学院派知识分子这种实证立场难免陷入困境。一方面，“ 九一八” 之后，国难加深，学院派知识分子开始反思这种研究“ 是否一种浪费” 。萧公权后来回忆说: “ 我在这样的局势中讲学术独立，谈学术研究，当时虽然觉得理直气壮，振振有词，事后看来真有痴人说梦之感。” 另一方面，由于哲学社会科学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完全脱离政治的纯学术在当时是不可能的。正如杨东莼在 « 中国学术史讲话»  中所指出的，“ 支配思想界的，就只有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 治学术的人，都不能不有他各自的立场” 。郭任远也承认，“ 这种 ‘ 左右为难’ 的危险是免不了的” 。

(２)  国民党试图构建 “ 三民主义社会科学”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不仅在军事上对共产党进行围剿，在文化上也竭力扼杀进步思想，以维持其反动统治。1929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部在其提出的  « 建立三民主义的社会科学案»  中指出，“ 三民主义系以最高之观点综合社会科学之全部所成” ，“ 欲确立三民主义之科学性的一贯理论，非从社会科学方面着手不为功” ，并建议在中央研究院中 “ 特设三民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一股” 。1935年2月成立的中央政治学校研究部，则将“建立三民主义社会科学体系” 作为其建立的重要目的之一。同年12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明 确提出，应 “编著哲学、教育、政治、经济、社会诸理论学说，使本党理论完全渗透贯彻于各种学说之中，以收潜移默化之效”。在大力鼓吹 “三民主义社会科学” 的同时，国民党对于进步哲学社会科学书籍，尤其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进行严酷查禁，妄图垄断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面对严峻形势，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国民党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逐步构建起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新 (兴) 社会科学运动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蓬勃发展起来的。

(３) “新 (兴) 社会科学” 运动的开展与学术话语体系的重塑。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有着一整套完备理论又能切实行动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没有因1927年共产党的失败而淹没退缩，刚好相反，它在青年一代中反而更加热烈地被接受、被传播、被欢迎”。1929 年前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和出版达到一个高潮。署名 “君素” 的作者总结了1929年除文艺理论之外的社会科学译著，涵盖 «哲学的贫困» (杜友军译)、«费尔巴哈论» (彭嘉生译)、 «经济学大纲» (陈豹隐译) 等百余种。除译著外，进步知识分子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撰写了大量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 (部分哲学著作见表１)，新 (兴) 社会科学运动拉开序幕。

表1 1927-1936年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统计表

不仅是哲学，其他学科这一时期也有众多著作问世。例如，历史学的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郭沫若)、经济学的 «经济学大纲» (李达)、政治学的 «政治科学大纲» (邓初民)、社会学的 «社会问题大纲» (柯柏年)、教育学的 «新教育大纲» (杨贤江)，等等。这些著作以唯物辩证法为根本研究方法，强调经济基础在社会要素中的决定性作用，形成了哲学社会科学全新学术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初具雏形，实现了对学术话语体系的重塑。

(１) 新启蒙运动在文化反思基础上的 “中国化” 主张。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在日本侵略者企图吞并中国并在沦陷区实行奴化教育、国民党政府强化文化专制主义的背景下，艾思奇、陈伯达、何干之等自称为 “新哲学者”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张申府等自由主义学者，以爱国主义为依归，以 “继承并超越五四” 为旗帜，发起了新启蒙运动。新启蒙运动参与者对传统文化价值进行了理性评估，既深入批判了复古逆流，又认为应该注意接受并光大中国最好的文化传统，并在文化反思基础上最早提出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口号。1936年9月，陈伯达提出，“使唯物辩证法在中国问题中具体化起来，更充实起来”。新启蒙运动参与者提出的 “中国化” 主张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命题的正式提出营造了浓厚氛围，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植根于中国实践创造了有利环境。

(２)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命题的提出。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这一科学命题。这一命题既是对之前革命经验和教训深入总结的结果，也受到了哲学社会科学界 “中国化” 思潮的影响。毛泽东不仅亲自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撰写了 «实践论» «矛盾论» 等带有鲜明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还与艾思奇、陈伯达、范文澜、何干之等人进行学术探讨，这些研讨和交流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正式提出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不仅在政治层面上对于革命道路的探索具有重大意义，其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对 “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的追求，也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直接推动了学术中国化运动的开展。

(３) 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的良性互动。早在新启蒙运动开展时期，其参与者就提出了 “哲学中国化” “科学中国化” 等学术中国化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命题正式提出后，艾思奇、柳湜等 人立即响应，发文阐述这一命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批驳一些人对 “中国化” 的曲解。柳湜提出，“中国化” 不是 “像一九二八年以后中国某些社会科学者机械的运用辩证唯物论及历史唯物论”，“我们主张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去研究中国历史，中国问题，一切的问题”，但反对 “脱离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国历史的运动”。可见，与之前新 (兴) 社会科学运动相比，这一时期的学术话语已然发生转换，变得更加贴近中国实际。进步知识分子潜心研究，在 “哲学中国化” “史学中国化” 等方面取得显著成就，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植根于中国实践，使其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提供了重要的学理支撑。同时，也正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 直接推动学术中国化运动走向高潮。就连反对者叶青都认为: “从今年四月起，有了 ‘中国化’ 的呼声，这当然在毛泽东的同志所编的刊物上。就我所见到的说来，共有三个刊物六篇文章一致地解说毛泽东那一段话……这便是学术中国化之所由来。”由此可见，学术话语为政治话语提供涵养，而政治话语为学术话语进一步指明方向，两者实现了良性互动。

革命战争年代严峻的生存环境并没有使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放弃对学术的探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步知识分子在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载体和话语影响力等方面进行了不懈努力，逐 步构建起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一方面，党的领导人亲自从事并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主体既包括进步知识分子群体，也包括党的领袖群体。党的领导人不仅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还亲力亲为，带头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李大钊的 «史学要论»、毛泽东的 «实践论» «矛盾论» 等，都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著作，推动了学术话语创新。在 «实践论» 中，毛泽东用 «三国演义» 中的 “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来解释 “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使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转化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表述方式，提出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的知行统一观，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话语创新。除亲自研究外，毛泽东还经常鼓励和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1940年9月，范文澜给新哲学会作中国经学史的演讲，毛泽东看到他的演讲提纲后，专门写信鼓励，“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党的领导人这种榜样示范作用和指导作用，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话语的广泛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构建离不开进步知识分子，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引路人，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显得极为关键。党成立初期，在1923年制定的 «教育宣传问题决议案» 中首次提出吸收知识分子，并使之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主张。大革命时期，党将知识分子视作和工农一样面临生存困境的群体，把知识分子看作民主革命阵营的一支重要力量。大革命失败后，随着党内 “左” 倾错误的发展，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曾一度趋 “左”，给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带来严重影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与否定和排斥知识分子的 “左” 倾错误不 断进行斗争，使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不断探索中再次步入正轨。从抗战时期 «大量吸收知识分子» 的决定，到解放战争时期的 “团结、教育和任用”，在正确政策指引下，进步知识分子全身心投入研究中，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话语的重要话语主体，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在丰富话语内容方面，注重以学术团体为平台从事研究。学术团体主要指党领导和建立的各类研究组织、读书会、讲学会等，其主要活动是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其指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成立了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联”、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延安新哲学会等众多学术团体，并以之为平台进行学术交流，有力促进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极大丰富了其学术话语内容。尤其是 “社联”，在成立之时就将 “有系统地领导中国的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发展”作为主要任务。其成员艾思奇、吴亮平、王学文、邓初民、柯柏年、胡乔木、杜国痒等人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社会科学，撰写相关著作，推动了新 (兴) 社会科学运动蓬勃发展。针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业术语翻译不统一，即一个术语在汉字里有多种译法的情况，“社联” 还研究出 «统一译语草案»，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为正确把握相关概念作出贡献，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基本元素。

同时，还成立教育研究机构推动深入研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成立的各类教育研究机构是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平台，在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内容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年的延安中央研究院，虽然存在时间短，但其 下属各研究室的业务规划 “都以研究中国实际为主”，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植根于中国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中央研究院采取分科设室的原则，共设有政治研究室、经济研究室、历史研究室、教育研究室等九个研究室，由张如心、王思华、范文澜、艾思奇等专家担任各科研究室主任。各研究室一般都制定有三年研究规划和一年或半年执行计划，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各具体学科学术话语内容，推动了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

在加强话语载体建设方面，进步报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高度重视报刊对于传播革命理论、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下的政治理论报刊如 «向导» «红色中华» «红旗» «解放» 等，不仅承担着宣传和普及马列主义的重任，同时也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话语的重要载体。例如，«解放» 发表了艾思奇的 «关于辩证法伦理学认识论的一致性»、吴玉章的 «研究中国历史的意义» 以及陈伯达的 «老子的 哲学思想» «孔子的哲学思想» «墨子的哲学思想» 等文章。而党领导下的 “社联” 及其成员所创办的学术报刊，如 «新思潮» «新思想» «社会科学战线» «研究» «社会现象» 等，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话语进行了更为集中的传播。如1930年 «新思潮» 第五期出版 “中国经济研究专号”，刊发了潘东周的 «中国经济的性质»、吴黎平的 «中国土地问题»、王学文的 «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 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 等系列文章，以经济学学术话语论证了中国社会 “半殖民地半封建” 性质，体现出学术报刊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话语载体的重要作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均意识到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作用，围绕其话语权展开激烈博弈。国民党制定 “反动书刊审查法规”，对进步书刊以各种罪名进行严酷查禁。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1936年印发的 «中央取缔社会科学反动书刊一览»，在被查禁的676种社会科学书刊中，以 “共产党刊” 为罪名被查禁和查扣的就有近五百种。面对困境，中国共产党领导成立了众多红色出版机构，成为保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传播的重要渠道。如延安时期创办的专营图书出版机构解放社、新华书店等，出版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如范文澜的 «中国通史简编» (上册)、徐懋庸的 «政治常识——讲授提纲»、韩启农的 «中国近代史讲话» 等。国统区中共领导下的新知书店、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等进步民营出版机构出版了陈伯达的 «真理的追求»、沈志远的 «近代经济学说史»、吕振羽的 «简明中国通史» (上册) 等著作，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话语的重要阵地。

一方面，通过多种教育形式提高不同话语受众的接受能力。在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构建过程中，受众是核心要素之一，只有被受众选择和接受的话语才是真正有影响力的话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话语受众文化素质参差不齐的状况，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期都有针对性地采取了多种教育形式，以提高不同话语受众的接受能力。尤其是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是当时党中央所在地，干部教育、部队教育、社会教育和普通教育都较好地开展起来。干部教育方面，开办了行政学院、边区党校等高等干部学校和边区农业学校、新文字干部学校、边区医药学校等专业干部学校，进一步提高了干部的文化素养。部队教育方面，十分强调文化学习，号召指战员 “向文化进军”。社会教育方面，其主要对象是不能脱离生产的文盲和半文盲，以及文化程度低的农村基层干部。边区采取了识字组、识字班、夜校、半日班、冬学、民众教育馆等多种社会教育形式。普通教育方面，开展了公办小学、民办公助小学、干部子弟小学、伊斯兰小学等小学教育，兴办了边区中学、延安中学、陇东中学和米脂中学等。中等学校教育，并高度重视教师培养工作。通过以上多种教育形式，广泛提高了党员干部和基层普通百姓的文化水平，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话语的广泛传播和接受提供了可能。

另一方面，通过参与学术论战增强话语权威。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构建最终是为了夺取学术话语权，从与自由主义派的 “问题与主义” 论战，到与托派、新生命派和国民党改组派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再到对现代新儒家的批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是伴随着学术论战的开展而逐步构建起来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等，使人们更加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意义，直接推动了新 (兴) 社会科学运动的展开。何兹全曾回忆说，20世纪 20年代末30年代初是马克思主义独步天下的时代，上海出现了许多出版马克思主义著述的新书店。胡适等知名学者一时也只能退避三舍。谭辅之则说: “1928至 1932年一短短的时期中，除了普罗文学的口号而外，便是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之介绍，这是新书业的黄金时代。”可见，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论战中提高了自身影响力，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也正是在论战中增强了话语权威。

首先，坚持哲学社会科学话语的鲜明意识形态属性。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哲学社会科学属于思想上层建筑，其绝大多数学科的学术话语具有鲜明意识形态属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并以此为依托，与国民党进行了激烈的话语权博弈，论证了自身革命话语的合理性，充分显示出哲学社会科学对巩固意识形态阵地的重要性。当前，一些西方政客与学者提倡 “纯而又纯” 的哲学社会科学，刻意忽视意识形态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密切关系，企图凭借西方相对强势的学术话语权对中国进行思想渗透。面对这种情况，第 一，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导，各级党委要充分认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作 用，从政治立场、学术导向、物质保障等方面支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将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 团结在党的周围。第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指导地位。这是 “近代以来我国发展历程赋予的规定性和必然性”。不仅是革命战争年代哲学社会科学进步的保证，也是 “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第三，必须坚持服务人民的学术立场。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要求 “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在新时代，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更应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提高哲学社会科学话语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其次，彰显哲学社会科学话语的鲜明中国特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倡导哲学社会科学应研究中国实际问题。1942年3月，他在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 中指出: “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在党的领导人倡导下，艾思奇等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以研究中国问题为导向，用通俗化的语言著书立说，有力推动了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逐渐具备了 “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当前，经过改革开放 4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尤其是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超过30％。辉煌的实践需要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加以解读，进而从经验层面上升为理论层面，使世界能真正了解中国成功的原因。但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滞后于实践，“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存在着用西方理论解读中国实践的现象。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吸收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精华，有选择地借鉴而不照搬国外学术成果，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概念、新表述，用融通中外的学术话语讲好中国故事、解读中国实践，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最后，实现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的有机统一。就规范思维的话语来源看，话语可分为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哲学社会科学话语理论上属于学术话语，但在实践中，它与政治话语和大众话语相互转换、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为政治话语奠定了学理基础，使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得到更为广泛的认同；政治话语的创新又为学术话语指明了发展方向。同时，面对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的话语受众，党领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诠释学术理论，如艾思奇的 «哲学讲话»、陈唯实的 «通俗辩证法讲话» «通俗唯物论讲话»、狄超白的 «通俗经济学讲话» 等，实现了学术话语向大众话语的转变，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感染力。当前，中国的学术话语滞后于政治话语，通常是由政治家提出重大理论，学术界仅仅进行诠释，没有真正发挥 “思想先导” 的作用。部分学者试图搞纯学术研究，刻意远离政治话语；个别学者甚至套用西方学术话语来对抗中国政治话语，削弱中国的国际话语权。面对这种形势，应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水平，使学者有能力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理论创新和话语创新，发挥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作用。应提高学者的政治自信和使命感，使其有意愿将中国的成功实践转化为理论创新，理直气壮地讲政治。此外，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想要 “掌握群众”，必须平易近人，让群众听得懂、喜欢听，最终实现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的有机统一。（注释及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