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时代以来，伟大斗争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高频热词。党的十九大报告中23处提到“斗争”且首次将“四个伟大”作为一个完整体系进行阐述。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体现了我们党对历史经验总结的新思考。科学把握新时代的伟大斗争，对于党和人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走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具有重要意义。

一、“伟大斗争”概念的历史考察

准确把握新时代的伟大斗争，有必要弄清楚这一概念使用的历史流变。首先要对普遍意义上的斗争进行概念辨析。其次，要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伟大斗争”的论述做一个追溯和梳理。最后，要对中国共产党关于“伟大斗争”的论述进行解读。

（一）关于“斗争”的概念及比较分析

从词源学的角度来讲，《辞海》中“斗争”一词有两种含义，一是相争、相战而求胜；二是努力奋斗。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斗争”被解释为矛盾的双方互相冲突，一方力求战胜另一方；群众用说理、揭发、控诉等方式打击敌对分子或坏人；努力奋斗。而在英文词典中，以对应的词“struggle”进行检索，《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给出的解释是奋斗、努力、争取；艰难地行进、吃力地进行；斗争、抗争；搏斗、扭打、挣扎脱身；争夺、辩论。《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英英·英汉双解）》给出的解释是奋斗，拼搏；搏斗、争斗、争抢；艰难地（向某处）行进；挣扎。

由此不难发现，其一，对于普遍意义上“斗争”的概念，汉语词典倾向将“斗争”一词解读为争斗、战斗和打击，英文词典中则倾向将“斗争”一词解释为奋斗，争夺，艰难前行。其二，“斗争”和“奋斗”在很多情况下存在通用现象。二者之间的细微差别就在一个“争”字，“争”字不仅表明了“争取”有利时机、有利位置和有利结果的主观愿望，而且突出了与“斗”的另一方面或多方奋力“争抢”的客观残酷性，强调对手的客观存在以及重视对手可能造成的严重威胁。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斗争”侧重于指向现存世界的革命化，即矛盾双方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属性，体现着矛盾双方相互对抗、相互分离的倾向和趋势。由于矛盾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斗争形式也不同，可以分为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两种基本形式。同时，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相互联结、相辅相成，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相互转化。

综上所述，斗争本身并非具有贬义色彩，不能简单地将其等同于阶级斗争甚至暴力革命，进而对所有的斗争进行公式化的理解，落入形而上学的窠臼。

（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伟大斗争”的论述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中，“斗争”是他们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词，但“伟大斗争”却相对较少。仅在《共产党宣言》一文中，“斗争”一词就使用了56次，其主要是指阶级斗争。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1870年第二版序言的补充中认为斗争包括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反抗资本家）。列宁在《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中也特别引用恩格斯的论述，强调理论斗争对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重要作用。

马克思第一次使用“伟大斗争”一词是在1839年《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一文中，他认为：“如果这个时代以伟大斗争为标志，那它是幸运的。”在这里，马克思赞扬充满伟大斗争的时代，将“伟大斗争”看作是积极变革、开拓进取、努力创新，而不是沉迷于以往辉煌，犹豫畏缩不敢前进。由于此时的青年马克思并没有确立唯物史观，他对于伟大斗争的理解还立足于伊壁鸠鲁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没有表现出阶级性和社会历史性。

1845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指出，“罢工是工人的军事学校，他们在这里为投入已经不可避免的伟大斗争做好准备”。在这里，“伟大斗争”指的是英国的社会战争，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决战，而英国的工人运动是为伟大斗争做准备。恩格斯高度赞扬英国工人为改变现状而英勇斗争的精神，尽管目前的斗争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1852年，马克思又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分析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时指出：“无产阶级至少是带着进行过世界历史性的伟大斗争的光荣而失败的。”马克思认为巴黎的无产阶级失败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获得了暂时的胜利，但六月起义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限于法国，而且涉及到整个欧洲；同时，这次起义也揭示出资产阶级共和国不过是一种专制统治。在这里，“伟大斗争”指无产阶级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伟大革命，具有世界历史性。同年，恩格斯在《最近的科隆案件》中指出：“推翻现存政府只不过是即将来临的伟大斗争中的过渡阶段。”在这里，“伟大斗争”是指无产阶级为消灭资本对劳动的支配而与资产阶级进行的决战。

综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将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这一世界历史性运动称作伟大斗争。尽管后来在1871年的《法兰西内战》一文中，马克思虽然也提到过“正在诞生的新社会与正在崩溃的旧社会之间所进行的伟大斗争”，但联系前文，这显然是某些历史学家为诸如基督徒在胜利后破坏异教世界珍贵文物的汪达尔行为的辩护之词，不是马克思本人的态度观点，因此不能作为马克思使用“伟大斗争”的例证。

（三）中国共产党关于“伟大斗争”的论述

1938年10月，毛泽东首次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使用“伟大斗争”，他指出：“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这里的“伟大斗争”主要指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取得民族战争的胜利。后来在《〈共产党人〉发刊词》《大量吸收知识分子》《论联合政府》《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等文章中，毛泽东用伟大斗争泛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各种革命斗争，并对不同时期的革命斗争形式、目标、历史特点作了进一步阐述。

1957年，邓小平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此次大会上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祝词中，将今后一个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即建立先进的工业国，实现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称作伟大斗争，并号召广大青年积极行动、艰苦奋斗。1962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作出判断，未来50年到100年将是一个前所未有、翻天覆地的伟大时代，在这个时代下，世界上社会制度将发生彻底变化，“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

换言之，未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景是光明的，但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我们需要在曲折的道路中不断进行伟大斗争。

1989年，江泽民明确指出：“我们党正在领导人民进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斗争。”而后他又分别提到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伟大斗争，将1998年全国的抗洪抢险称为伟大斗争。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做到“三个代表”》《不要突出宣传领导同志个人》《在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等文章中，他多次将党领导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称作伟大斗争。2005年，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将抗日战争称作伟大斗争。

综上所述，党的十八大之前，我们党曾多次使用过伟大斗争这一概念，主要包括两层含义，其一是指党领导人民站起来过程中的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其二是指党领导人民富起来过程中的社会主义建设。他们关于伟大斗争的论述为新时代“伟大斗争”一词的使用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但其往往涉及抽象宏大的层面且没有形成体系。

二、新时代伟大斗争的三重内涵

新时代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好实现全面发展的新时代，是全面加强党的领导的新时代，也是贡献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新时代。伟大斗争提出于“大时代”和“新时代”叠加交织的特殊历史情境，伴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继伟大斗争被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之后，习近平在多个场合不断强调要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2017年他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首次将伟大斗争与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放在一起。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四个伟大”的治国方针。因此，新时代的伟大斗争整体上是指党领导人民在新时代继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进行的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重大变革与实践活动的统称。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理解。

（一）践行历史使命的必然性斗争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谈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时首次对伟大斗争进行了较为系统地阐述，并提出“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同时，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四个伟大”所作出的重大部署。2020年１月８日，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指出，我们讲的斗争“是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知重负重、苦干实干、攻坚克难”。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时代的伟大斗争是一场践行历史使命的斗争，具有必然性。

其一，新时代的伟大斗争来自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即合规律性。“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和发展的历程充满着斗争的艰辛。”马克思主义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中国共产党人秉承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使命在新时代继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顺应历史规律的必然性斗争。为此，习近平进一步指出：“在相当长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庄严宣誓犹在耳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进行伟大斗争的有力武器。

其二，新时代的伟大斗争来自于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的选择，即合目的性。近代中国内忧外患，为了改变国家的境遇和命运，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不懈探索。实践证明，“无处不均匀，无处不保暖”的农民运动、“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主张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改良运动和主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辛亥革命纷纷失败，都没有找到正确答案。革命斗争的发展呼唤新的理论、新的阶级、新的政党领导新的革命，于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重任就落到无产阶级肩上，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奋斗。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从历史中来，如今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越是接近民族复兴越不会一帆风顺，越充满风险挑战乃至惊涛骇浪”。我们党在新时代继续强调进行伟大斗争，就是“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根本目的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与“伟大斗争”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为此习近平反复告诫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安不忘危，乐不忘忧。

（二）锤炼政治品格的自觉性斗争

习近平认为，“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品格，也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因此，伟大斗争不仅创造了一系列物质财富，也孕育了一系列精神财富，当这些精神财富内化为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又会反过来自觉推动新的斗争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时代的伟大斗争也是一场锤炼政治品格的斗争，具有自觉性。

一方面，新时代的伟大斗争传承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红色基因。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党制定民主革命纲领，国共合作建立国民革命军，领导全国反帝反封建斗争，掀起了全国大革命高潮。随后国民党叛变革命，大革命失败，大量共产党员在白色恐怖中惨遭杀害。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建立起革命根据地，进行了五次反“围剿”斗争，最后不得不战略转移开始艰苦卓绝的长征，党的革命力量遭受极大损失。遵义会议挽救了党和红军，自此党中央转战陕北，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的全面内战，党领导广大军民开展解放战争，最终建立了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是历经血与火的革命斗争淬炼的政党。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勇于担当，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守正创新，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发生新的历史性变革。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万亿元，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的艰巨任务，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关键技术创新取得重大成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持续推进，教育、文化、网信、医疗卫生、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建设等领域获得了全面提升。这一系列的努力正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迎难而上、敢于斗争的生动体现。

另一方面，新时代伟大斗争中孕育出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丰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从民族风骨、民族力量、民族血性、民族智慧四个方面提倡世代发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又总结提炼出了伟大建党精神。新时代我们党不仅继续弘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红色文化，赋予它们新的时代内涵，更是立足新时代增添新内容，将斗争精神贯穿到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始终。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概括出“伟大抗疫精神”。除此之外，还有诞生于新时代的脱贫攻坚精神、“三牛”精神、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丝路精神等。

（三）注重策略方法的灵活性斗争

习近平多次指出伟大斗争“要注重策略方法，讲求斗争艺术。……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时代的伟大斗争还是一场注重策略方法的斗争，具有灵活性。

第一，斗争可以化被动为主动，从而获取更大的成效。习近平在评价毛泽东时特别强调其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掌握主动权是毛泽东斗争艺术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主动权就是要造势，制造不受制于人的优势，赢得有利于己的战略态势。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类矛盾相互交织，一旦应对不力，小的矛盾就会传导、叠加、演变、升级。新时代特别注重加强战略性、系统性、前瞻性研究谋划，尤其强调防范化解各种风险挑战，提倡增强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2019年，习近平将新时代伟大斗争的主要对象概括为五个方面，即“凡是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风险挑战”。不难发现，这五类风险挑战涉及的都是根本性问题，是有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因此，我们必须进行伟大斗争，防患于未然。

第二，新时代的国际国内环境更为复杂多变，面临的挑战和困难也前所未有，这就使得我们必须在坚守原则的前提下针对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灵活合理的斗争方式。在复杂的形势下要善于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进行斗争，把握斗争的时、效、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斗争中争取团结，在斗争中谋求合作，在斗争中争取共赢”。在国际政治斗争领域，习近平反对零和博弈、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倡导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意识形态斗争领域，习近平主张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守住红色地带、亮剑黑色地带，转化灰色地带；在互联网斗争领域，习近平强调突破核心技术难关，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在军事斗争领域，习近平指出通过加强备战打仗训练提升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能力；等等。习近平也提到过近代以来伟大斗争、脱贫攻坚伟大斗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伟大斗争等，但其主要适用语境是在新时代背景下。

由此可见，在大多数情况下新时代的伟大斗争是一个整体概念，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外交、军事等诸多领域。这一概念的频繁使用表明党领导人民强起来的过程仍旧需要艰苦卓绝的奋斗，不仅丝毫不敢松懈，而且要比以往更加沉着谨慎、灵活应对。

三、新时代伟大斗争的实践指向

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我们讲的斗争，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也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斗争，而是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知重负重、苦干实干、攻坚克难”。新时代的伟大斗争，绝不是抽象的宣传口号，而是有着鲜明的实践指向，实现了人民、执政党和国家三个层面的有机统一。

（一）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在人民层面，新时代的伟大斗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致力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伟大斗争的方式、进度、成效如何，只有人民才能做出最客观的评判，也只有回归并依靠人民，伟大斗争才能获得真正的力量。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把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斗争的首要任务，围绕反腐败、意识形态、国家安全、国家治理等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不断夯实改革基础。当前疫情仍面临反弹风险，抗疫斗争仍在持续。针对疫情防控工作，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高频次、高密度地召开会议进行研究、部署和动员，上下齐心、同舟共济，真正做到对每个人的生命健康负责，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得到了生动展现。

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必须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真正动力，是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坚定依靠力量。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阅读了许多群众的来信后感慨道：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在扶贫工作中，习近平认为首先要帮助贫困群众树立起摆脱困境的斗志和勇气。无论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完成脱贫攻坚迈向全面小康，还是应对逆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每项斗争都需要亿万群众的广泛参与。因此，在前进道路上，必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用人民的力量和智慧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始终把人民群众作为胜利之本、力量之源。

（二）以问题为导向，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在政党层面，新时代的伟大斗争必须坚持以问题为导向，致力于实现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突破。中国共产党不仅善于与敌对分子、敌对势力斗争，也善于自我革命，不仅善于在斗争中改造客观世界，也善于在斗争中改造主观世界。以问题为导向就是面对矛盾不逃避、不退让、不妥协，敢于正视矛盾、揭露矛盾和解决矛盾，在尊重和把握斗争规律的同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由于历史经验与现实情况之间存在矛盾，丰富的物质条件与欠发达的精神力量之间存在矛盾，新时代党的自身建设中特别注重自我革命。自我革命就是革故鼎新的破立过程。换言之，就是主体自我变革，扬弃落后、错误因素，建立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进步因素的过程。

习近平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中国共产党人也正是以“善理疾者绝其源”（白居易·《策林一·兴五福销六极》）的坚定意志，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无畏勇气，深化标本兼治，正“歪树”、治“病树”、拔“烂树”，解决了党内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内政治生态呈现新气象，反腐败工作取得压倒性优势，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大成效。对经受不住考验的领导干部绝不姑息，体现了我们党刀刃向内的勇气，使得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焕发出愈加强大的生机活力，为实现党和国家事业新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实践证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是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根本保证”。共产党人积极推进自我革命，既能提升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又能增强党的战斗力和创造力，进而提升斗争本领和能力。

（三）以复兴为己任，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在国家层面，新时代的伟大斗争坚持以复兴为己任，致力于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必须依靠几代人、十几代人的前赴后继。

近代以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有三大里程碑，分别是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时代以复兴为己任的伟大斗争就是要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深入探索，排除万难确保民族复兴伟业的决战决胜。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我们采取了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举措并取得丰硕成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党的十九大对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行细化，作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步走战略安排，为下一步的接续奋斗指明了方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上日程，第一次系统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谱，第五个现代化正式确定为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并对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远景目标，如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等。当前，我们以建党百年为契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踏上了赶考之路的新征程。

来源：《邓小平研究》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