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标志着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迈向新境界。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坚定走自己的路，取得了国家治理的辉煌成就。中国的国家治理观来自于70多年艰难的探索实践，根植于五千年中华文明史，是源于中国又属于世界的伟大创造。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同层次的矛盾交织叠加，西方治理模式日益失灵，难以有效应对多层次的区域与全球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治理观统筹国内治理、区域治理与全球治理，适应世界形势变化，展现出明显优势，为应对变革世界中的多元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习近平同志用“治理赤字”来形象地形容当今世界出现的治理困境。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生产要素流动空前加速，国内外问题日益交织，传统意义上的域内问题凭借一国力量无法解决，而西方治理路径没有适应这种转变，因而激化了各层次的问题与矛盾。

传统上，世界主要有两种治理模式：一是以英美为代表的资本中心治理模式，主要寄望于依靠市场力量来治理；二是以法德为代表的国家中心治理模式，主张依靠高效率的国家行政能力，同时实行国家-社会合理分工来治理，经历了国家治理-欧盟治理-没有政府的治理等探索。但在现实中，资本的逐利性、贪婪性导致其国内外贫富差距悬殊，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同时兴起，出现国际金融危机、美国优先、英国脱欧等乱象，而国家中心主义或欧盟中心主义的高标准、一刀切治理也导致其封闭排外，酿成欧洲难民危机，欧盟“三元悖论”——主权独立、平等和联合不可能同时实现，演变成“资本-国家-劳动”的“新三元悖论”，出现所谓的治理转型说、国家转型说、权力转型说，始终无法解决“经济全球化、政治地方化”矛盾，产生“民主困境”和“中国焦虑”——视中国为“系统性对手”。

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生产动能转化，新旧矛盾交织，西方国家制度的滞后性日益凸显，其制度的衰败产生溢出效应，威胁着世界稳定。欧盟作为西方区域治理的重要平台，日益受困于内外部的危机之中。欧盟没有真正将对周边区域的关怀纳入其治理框架，而这正是其治理逻辑悖论的恶果，即开放而不包容、对内多元却对外“普世”的双重标准、进取与破坏相伴。这种“筑墙”式的区域一体化具有排他性，无法真正满足当今时代区域治理的要求。

当今西方之乱与全球治理赤字，究其根源是西方治理观出了问题。西方治理观的缺陷根植于其政治思维中。其政治思考很大程度上束缚于主权国家之内，缺乏世界情怀，在国家之外，依然只是基于国家利益去看待全球问题。西方政治术语中的“区域主义”是基于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假设”，以国家为中心，只有功能性上的工具意义。其区域治理靠的是单一轴心的拉动，例如欧洲的法德轴心。一旦轴心失效，整个区域治理机制便会出现危机。另外，这种区域主义是对外排他性的，助长区域间出现更大壁垒，因此造成各个区域治理机制之间缺少互相联系，这使得其不仅不会成为全球治理的助推器，反而会成为阻力。而且，这种区域主义以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为前提，只是其国内治理思维在区域范围内的投射。更糟糕的是，西方治理观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制造新问题，按下葫芦起了瓢，导致危机接连不断。

西方的治理观，本质上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张扬，反映了其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是所谓发展政治或现代化政治的一种变体，是民主话语的意识形态化。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良好的治理就意味着发达民主制度的建立，因此，世界不同区域的问题根源其实就在于存在所谓的“专制国家”，甚至是一些“流氓国家”和“失败国家”，而解决问题的方案就是改变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传播新自由主义的“福音”。实践一再证明，这种思路是错误的。世界的问题主要不在于小国的无能，而在于某些大国的自私自利和自以为是。

中国治理观的一大特点，是以国内、区域、全球一体的治理观超越国内-国际二分法式基督教文明治理观。这种治理观继承传统中国“内圣外王”理念，是新时代中国基于历史传统与现实需求，吸取人类治理经验而进行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传统上，中国就以天下一体的眼光看待个人、家国与世界，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费孝通先生曾讲到，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差序格局，如涟漪般由中心向外辐射。这种中心并非个人主义的自我中心视角，而是有推己及人的意味，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对世界的改变始于对自己与周边的改变，正是“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此外，中国传统的王道政治理想也包含道义上的要求，大国应当为周边及天下的稳定与繁荣作出贡献。

实际上，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就是一种开放性的世界治理样式，是无外部、无敌对的包容性治理思维。中国传统治理观所倡导的是多中心的区域治理：差序格局不是单一中心的秩序结构，而是网格状的多元共生。全球治理不是一个以我为中心的涟漪覆盖，而是一个个涟漪圈交叠，共同构建起整体治理的框架，不同的区域及不同的治理机制互联互通，从而形成开放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前，随着民族复兴大业的推进，中国立足悠久历史与当代实践，坚持开放包容，与时俱进，提出新时代的中国治理观。中国的治理观贯通不同层次的治理，具有世界层面的关怀。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13个方面显著优势，首先体现在政党、国家的治理，最后上升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正是中国治理思维的一种体现。政党的治理、国家的治理、区域的治理、全球的治理是有机结合的，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包含着为全球治理作出更大贡献的要求，而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念又包含着区域治理的要素。“一带一路”建设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的重大实践，通过大写意的手法描绘国际合作倡议，秉持开放包容原则，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全方位推动与沿线国家在各领域的务实合作，着眼全球互联互通，共谋合作治理之路，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此外，中国还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等，推动周边地区实现“五通”，以此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通过联通内外，保持开放性，推动多元包容与互利共赢，中国实现了对传统意义上与全球化对立的区域主义的超越，将其转化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网络，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纽带。

中国治理观的提出，吹响了“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号角，标志着中国超越了之前赶超西方的阶段，开启了中国特色政治话语体系建设新阶段。这不仅是对中国自身发展阶段的超越，更是对西方政治话语霸权的超越。

首先，中国的治理观为解决变革世界中的治理困境提供了思路。当今世界，问题越来越全球化、区域化，但治理思维却依然囿于国家内部。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国家体系、以西方利益为圆心的全球体系遭遇着时代之痛，折射了国际体系的痛处，即现行国际治理体系无法应对当今世界乱局，以及国内-国际二分法带来的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国家化的矛盾。中国的治理观将国家治理、区域治理、全球治理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为应对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涉及多层次的复合问题提供了可循之路。这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也是作为负责任大国扛起的时代担当。中国自身就是这一理念的践行者，将自身发展的成就转为全球发展的红利，带动区域周边发展，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一带一路”倡议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理念，融通了中国梦与世界梦；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型全球化，助力中国实现从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到“全球中国”的转化。

其次，在西方的政治话语霸权支配下，不少发展中国家盲目效仿西方，忽视自身国情，引发一系列国内问题，继而泛化成区域问题或全球问题。中国的治理成就，就是在向世界宣告，治理路径本身就是多元的，西式民主绝非灵丹妙药，西方政治语境里的“到达丹麦”，即实现完善的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也不是所谓唯一理想的终点。实际上，治理没有终点，它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任何国家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都需要适应时代的变迁和世界的发展，地区、全球治理也是如此。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治理不仅仅是自身的成就，更预示着一种新的现代化道路取得世界范围内的合法性。治理现代化是确立一国在全球化时代比较优势的不二选择，这种与时俱进的世俗文明治理观超越了基督教文明以弥赛亚情结驱使的、希望一劳永逸解决问题的单线思维，摒弃了历史终结论的幼稚和自欺欺人，从国家、地区和全球三个层面适应和引领时代变迁，有效管理全球化风险，告别自诩为现代性代言人的西方话语霸权。

再次，中国的治理观适应时代的发展，将引领人类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当前，区块链技术、5G网络、物联网方兴未艾，人类正进入一个全面互联互通的时代。工业4.0时代将深刻重塑人类社会面貌，世界需要一种新的治理观念。例如，区块链背后承载的正是去单一中心的治理模式，而中国治理观具有开放包容的特点，以网格化的多中心包容性思维超越西方单一国家中心的排他性思维，强调互联互通基础上的多元共生，适应时代要求，是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的治理观。“一带一路”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正引领开放区域主义的到来，成为新多边主义的黄金法则，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更为“万物互联、 全球互通”时代的全球化铸魂，成为全球治理新理念。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作为文明型国家，中国理应而且能够提出超越西方、超越西式现代化又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构建既具中国特色又具世界普遍性的话语体系。源于欧美的现代政治文明治理观，折射的是过去的“西方中心论”时代。如今，中国之治正打破这一话语霸权，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观正成就世界特色，激励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在启迪世界上更多国家和地区走出治理危机和治理困境，从而为全球治理体系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中国的治理观，展示的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也体现其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天下情怀与责任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