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即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坚持从“经验管理”转向“科学管理”，将推动科技发展作为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思路，将现代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和方法。加大科学技术在国家治理中的应用，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和重要任务，又是其重要动力和重要方向。在治国理政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在推动科技进步实现国家发展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科技强国：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依据选择

尽管我国在鸦片战争后出现了“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的思潮，但这些思潮在当时的社会并未流行，更难以成为现实。究其原因，在于其没有认清当时腐朽反动的封建制度才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自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在追求社会进步的同时高度重视科技进步，将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实现科技进步的社会条件，将科技进步看作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既要依靠科技进步实现国家发展，又要通过科技进步加强国家治理。

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认为，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新中国成立后，他指出，科学实验是社会实践的基本形式之一，应该向科学进军，推动技术革命和革新。1978年之后，面对新科技革命潮流， 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江泽民同志提出了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随着信息化浪潮的发展，胡锦涛同志充分肯定了科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功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更加重视科学技术发展对社会的推动作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出“要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科技创新的落脚点，把惠民、利民、富民、改善民生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向”。

国家发展的科技动力。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就十分注重科学和抗战、科学和经济的统一。毛泽东的《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和朱德的《把科学与抗战结合起来》两文，是我们党早期的科技工作纲领文献。在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完成之后，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要求大力推进科学技术现代化，将之作为“四个现代化”的内容和动力。邓小平同志发出“树雄心，立大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号召，并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等重要论断。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理论依据，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上将科教兴国确立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为了利用新科技革命成果进一步推动我国发展，胡锦涛同志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和任务。进入新时代， 习近平同志始终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围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要求，作出了“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等一系列重要论断。

国家治理的科学支撑。我们既要加强科技管理工作，又要运用科技手段推动管理工作。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在刚刚完成拨乱反正任务之后，我们党就抓住了新科技革命潮流，要求广大党政干部要提高自身科技素养，将科技知识作为决策的依据，将科技方法作为管理的方法。中央有关部门还专门组织了面向党政干部甚至是中央决策层的新科技革命知识讲座。以后，科学家座谈会逐渐成为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形式，科技知识成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重要内容。这是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重要实践。例如，在2020年9月11日召开的科学家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听取关于“十四五”时期科技创新的意见和建议；202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以量子科技研究和应用前景为主题举行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等等。

在我们党看来，科技始终是国家发展和国家治理之重器。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将现代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方式和方法尤为重要。

科技支撑：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领域选择

习近平同志提出，我们要“更加重视运用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水平”。这就表明，我们党将加强科技发展视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容和动力。这涉及到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

经济治理的科技支撑。经济管理是一门科学。就微观来说，早在1948年4月26日， 毛泽东同志就企业的管理工作指出：“在任何企业中，除厂长或经理必须被重视外， 还必须重视有知识有经验的工程师、技师及职员。”这就表明加强企业科学管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鞍钢宪法”，将开展技术革命作为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在推动企业改革中，我们党也十分重视企业的科学管理。在2018年11月1日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鼓励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是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条件和要求的企业制度，运用现代科技方法管理企业是管理科学的基本要求之一。就宏观来说，无论是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在现在的市场经济时代，除了要求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之外，我们党还要求坚持用科学原则和科学方法进行宏观经济管理。面对复杂的市场经济考验，我们更需要在科学预测需求、供给、生产、市场等方面走向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管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宏观经济治理数据库等建设，提升大数据等现代技术手段辅助治理能力。” 今天，只有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来提高宏观经济管理的科学性，才能在有效防范市场失灵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政治治理的科技支撑。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党的群众路线有机统一起来， 坚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将政治领域的科学管理和民主管理有机地统一起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和法治化的过程中，我们党提出，促进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为此，我们必须加强软科学研究，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服务。在此基础上，我们党将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作为决策的原则和方向，将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作为立法的原则和方向，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作为执政的原则和方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健全重大政策事前评估和事后评价制度，畅通参与政策制定的渠道，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我国发展高科技的“八六三计划”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今天，信息民主和网络民主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现在，电子政务和电子政府已经成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和方向。

文化治理的科技支撑。我们党既重视用科技现代化推动文化事业现代化，又注重用之推动文化管理现代化。习近平同志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创新，重点要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这就要求领导干部积极探索有利于破解文化工作难题的新举措新办法，特别是要适应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的新情况，充分运用新技术和新应用来创新媒体传播方式，去占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与此同时，要全面提高网络治理能力，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压实互联网企业信息管理主体责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这样，才能解决“本领恐慌”问题，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此外，我们党还提出了“科技奥运”的理念，这就是要让科学精神、科学思维和科技成就渗透到包括安全保障和管理控制在内的奥运会的每一个环节当中，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确保奥运会的安全有序运行。奥运会的这些探索对于推进文化管理现代化具有重要启示作用。只有将知识化、信息化和数字化的最新科技成果运用到文化管理中，切实提高政府文化管理的效能，才能促进文化管理现代化。

社会治理的科技支撑。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国务院2012年印发的《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提出，我们要“注重发展关系民生的科学技术”，“加快建设社会管理领域的科技支撑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科技支撑指明了社会治理发展的方向，这就是要运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智慧工程、空间地理信息集成等现代科技成果和手段，来提高社会治理的智能化、专业化、科技化水平。在此基础上，党和政府坚持建立和完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提高了社会风险预测预警预防能力；坚持建立和完善立体化、信息化治安防控体系，提高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水平；坚持建立和完善网络化、广覆盖的公共服务平台，加强培养一批专家型的社会管理干部，提高了他们用科学态度、科学理念、科学方法、专业知识进行社会治理和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广大党员干部、医务工作者坚持把遵循科学规律贯彻到决策指挥、病患治疗、技术攻关、社会治理各方面和全过程，充分运用大数据等现代科技方法，为疫情防控和社会治理提供了有效的科技支撑。

生态治理的科技支撑。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就组织开展过诸如植树造林这样具有生态建设价值的群众运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1978年12月31日，党中央批转的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的《环境保护工作汇报要点》就提出，要把环保教育作为干部教育的重要内容。随后，1983年2月，《国务院关于结合技术改造防治工业污染的几项规定》提出，“在技术改造中搞好环境保护工作，必须一手抓治理，一手抓管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加快了生态文明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步伐。一方面，加强以生态文明建设为主题的学习，将生态治理建立在科技知识引导的基础上。例如，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举行了两次生态文明相关主题的集体学习，推动全党提高了生态文明科学认知水平。另一方面，通过开展生态文明领域的调查研究，提高了广大领导干部的生态治理科学化水平。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生态环境问题开展对策性研究，加快成果转化与应用，为科学决策、环境管理、精准治污、便民服务提供支撑”。广大党员干部通过调查研究，提高了生态文明领域科学决策的水平。此外，还通过弘扬“右玉精神”、塞罕坝精神等生态文明建设的红色精神，鼓励广大干部在生态治理中迎难而上、艰苦奋斗、科学求实、无私奉献。

党建工作的科技支撑。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基础上，我们党十分重视提高党建工作信息化水平。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党尤其注重运用现代先进科技成果和手段来推进党建工作。江泽民同志提出，“我们的党建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群众工作等，都应该适应信息网络化的特点”。胡锦涛同志提出，要“推进基层党组织工作信息化、加强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网络一体化建设、健全反腐倡廉网络举报和受理机制”。习近平同志提出， 要“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员流动性强的特点，各地借助网站、QQ、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和自媒体平台，积极开展党员教育、管理、服务工作，大力推行电子党务和党务公开，“互联网+党建”已经成为当前党建工作的重要方式。

军队管理的科技支撑。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就高度重视军事科学的发展，并注重将之运用于军事战斗和军队管理上。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我们党提出了实现“国防现代化”的任务和目标，并将之作为“四个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战略保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面对新科技革命对军事的影响，我们党将科技强军作为军队和国防建设的重要方向，十分重视军事的智能化发展，既坚持推进以信息技术为核心驱动力的新军事变革，又坚持推动以信息化为核心的部队科学化管理。江泽民同志指出：“军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管理是复杂的， 有纵向的，有横向的，要用矩阵式管理和系统工程的方法去研究这些问题。”加强科学管理可以为军事现代化提供切实有效的制度保障。今天，只有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决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既加快军事科技和武器装备现代化，又加快军队组织形态和管理现代化，我们才能加快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

外交工作的科技支撑。在外交工作中， 我们党也将科技作为决策的依据和工作的方法，积极利用科技手段推动外交工作。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我们以相关的科技知识为决策依据，积极推动气候外交、能源外交、安全外交等专门的新型外交领域的活动。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习近平主席多次通过电话、视频等方式积极开展双边、多边外交。他强调，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越是面对这种情况，越要坚持向科学要答案、要方法，扎牢维护人类健康安全的篱笆，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举国体制：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体制选择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这就是我国特有的举国体制。它是在推动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过程中形成的，是我们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体制保障和体制优势。

运用举国体制提升国家的国防科技实力。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外部封锁的特殊环境下，为了捍卫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党中央毅然决然上马“两弹一星”工程。我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 在中央领导同志和业务专家的精心组织下， 在全国人民尤其是农民勒紧裤腰带的大力支持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力参与下，广大科技工作者尤其是国防科技工作者勇于奉献、勇于牺牲、勇于开拓、勇于创造，在短时间内研制成功“两弹一星”。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后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 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运用举国体制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之所以出现了信息畅通、公路成网、铁路密布、高坝矗立、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高铁飞驰、巨轮远航、飞机翱翔、天堑变通途等一派繁荣景象，之所以取得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重大科技进步成果，之所以能够夺取疫情防控的战略性成果，莫不得益于举国体制。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新型举国体制与新中国前三十年的传统举国体制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例如，传统举国体制是在外部封锁的背景下形成的，新型举国体制是在对外开放的环境中形成的；前者是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后者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强调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前者主要是围绕提高科技实力尤其是国防科技实力的目标形成的，后者则是围绕提高国家综合实力的目标形成的。但贯穿于其中的原则和灵魂是一致的，就是要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基础，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力量，以全国人民为依靠力量，以科技进步为推动力量，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目标，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发挥系统观念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在各方面条件都极为艰苦的情况下，我们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两弹一星”研制这样复杂的系统任务，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找到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组织方法并践行了这一方法。以西方已经成功实践的系统科学工程为科学依据，在研制“两弹一星”的过程中，我国科学家提出了社会系统工程方法（可简称为系统方法）。这种方法也叫“总体设计部”，是采用举国体制的科学方法。江泽民同志指出：“矩阵式管理和系统工程的方法，我们都要采用。如果没有矩阵式管理，没有系统工程的方法……，就不可能有现代化的管理”。习近平同志提出，要坚持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坚持系统观念”作为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即要求我们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

发挥专家系统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在科学方法论上，系统方法或总体设计部，要求我们在组织社会系统工程项目时，要坚持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的统一，坚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坚持人（科技工作者）、机（计算机）、网（互联网）的统一，坚持领导、专家、群众的统一，坚持系统集成和系统创新的统一。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专家系统在决策、组织、管理、控制、反馈等环节中的智力支持作用。长期以来，我们党一直十分重视专家系统在治国理政中的智囊作用。毛泽东同志提出，“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知识分子要同时是红的，又是专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提出，“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要“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和党中央反复强调，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和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从实际来看，我们的人才队伍还不够健全，在此次疫情防控中，暴露出干部队伍学历高层次化， 但专业水平低效化的问题，甚至出现了根本不懂业务的空头“政治家”的个人独断专行等问题。因此，在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中，我们亟需回归到“又红又专”这个根本标准上来，支持并鼓励专家运用系统方法参与国家治理。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这与西方的德尔菲法之间存在原则性区别。

发挥“两弹一星”精神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在运用举国体制推动我国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还形成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以“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为主要内容的“两弹一星”精神。邓稼先、钱学森、钱三强等“两弹一星”元勋就是这种精神的人格化身。“两弹一星”精神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生动体现，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在借助新型举国体制推动科技发展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将“两弹一星”精神贯穿于治国理政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同时，广大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也要向“两弹一星”元勋学习，争做合格的“红色专家”。这些要求都是举国体制的题中之义，是举国体制的价值意义所在。

总之，举国体制尤其是新型举国体制是我们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体制选择。当然，为了有效避免“科技统治论”和“专家治国论”的弊端，我们还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中，将“技治”“法治”“德治”有机统一起来，将干部、专家、群众紧密统一起来。

来源：《国家治理》 2021年3月 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