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史代表人物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认为，历史研究“不可能在其研究过程中规避提及过去时代和现时代的语言表述及自我描述”。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尽管“现时代”我们使用的“党内法规”一词在“过去时代”的“语言表述”当中并无明确的概念指意，但它无不承载着一段特定的历史和思想，这可从党内法规概念的初次提出与早期使用情况加以说明。

（一）“党内法规”的初次提出

在概念史视野当中，一个概念的形成是无法通过人为因素干预的。它除了需要一定时间的实践积累，还需要特定的历史场景提供舞台。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党内法规”出现的历史场景是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这是中国革命极其艰难的时期之一：从外部情况看，中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正遭受来自日寇“扫荡”和国民党军事围堵的双重威胁；在中共内部，此时正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政治危机。这场政治危机的“导火索”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时任陕甘宁边区代理主席的张国焘，于1938年4月趁清明节祭拜黄帝陵之机叛变投靠国民党。这是继张国焘长征途中企图“自立伪中央”之后发生的又一起严重违纪行为，这也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的主要背景之一。1938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其中一段讲到：

“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经验证明：有些破坏纪律的人，是由于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党的纪律；有些明知故犯的人，例如张国焘，则利用许多党员的无知以售其奸。因此，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除了上述四项最重要的纪律外，还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

这是“党内法规”概念首次在中共历史上提出和使用。由上可见，这一概念提出的直接原因是“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而根据整篇报告，党内法规作为治党条文至少具有如下特征：（1）它是党的一项纪律，却又有别于纪律。在毛泽东看来，“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和“全党服从中央”是中国共产党“四项最重要的纪律”，张国焘严重破坏纪律的行为说明：中共中央必须在上述四项最重要的纪律之外制定党内法规，以此作为中共纪律体系的有效补充。（2）基于大多数党员是农民成分、文化水平整体偏低的客观考虑，以及张国焘过去曾经利用“许多党员的无知以售其奸”的行为事实，党内法规既要比纪律“详细”又不能过于复杂冗长，以便于“一般党员”和“党的领袖人物”熟悉掌握和共同遵守。（3）在内容上，党内法规至少包括反对分裂党、反对“两面派党”、反对在党内搞你死我活的过火斗争、反对“任人唯亲”的小团结主义，同时要求“党的领袖人物”和“一般党员”能够“一起遵守”，这些都是毛泽东在报告中总结的“鉴于张国焘的和类似张国焘的历史教训”。（4）从政治功能看，党内法规旨在“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和“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归根到底就是要确保全党团结统一。

 （二）“党内法规”在革命时期的概念演变

考究概念的本义，是因为“概念是思想的出口”参见黄兴涛主编：《新史学》第3卷，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9-20页。。在此意义上，“党内法规”这一概念承载着中共“制度治党”的思想。具体言之，该概念的提出与使用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共在“思想建党”之外，为尝试推行“制度治党”所作的一种探索性努力，旨在更好地推进党的建设这项“伟大工程”，这是“党内法规”提出后迅速获得政治共鸣的主要原因。但“党内法规”的概念形态在提出之初却发生了变化：同样是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张闻天提出把“服从组织决定，服从党规党法，学守党纪”概括作为全党“团结的基本条件”之一，而刘少奇在《关于“党法党规”的报告》中则提出要以“党规党法去教育同志”，强调“中央委员及政治局委员在执行此党规党法上应表现为模范”。

尽管张闻天和刘少奇的上述提法与毛泽东的“党内法规”在概念形态上略有出入，但在内涵上基本一致。因为在此之前，无论是张闻天还是刘少奇,都未曾有过“党法”或“法规”的提法，更未曾使用“党规党法”。且从概念发生的时序看，张闻天是在毛泽东《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以后（1938年10月15日）使用“党规党法”，刘少奇则是在1938年11月6日闭幕会上使用了同样的概念。此外，无论是“党规党法”抑或“党内法规”，它们都是为了确保党的团结统一。如刘少奇在《关于“党法党规”的报告》开篇解释“为何要党规党法以及组织决定”时讲到，考虑到中共已是“公开和半公开、有群众领袖”的、“执行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党”，加之“党章是很早规定出的，现有许多新的情况发生”，因此，中共中央有必要制定党内法规，通过这样的“条文”要求全党在“法律上非团结不可”，以此“避免个别人破坏党的团结与统一”。

但作为一个新生概念，“党内法规”此后却主要是以“党规党法”的概念形态进行使用的。这既与人们接受新鲜事物的思维惯性有关，也与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法党规”的报告》的传达有关。六届六中全会在中共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全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这是历史性的选择，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 。由于《关于“党法党规”的报告》是六届六中全会的重要文件，在会后又在中央和地方贯彻学习，这无形之中扩大“党法党规”的概念传播。譬如，1939年6月，时任中组部部长陈云在延安《解放》周刊刊文认为，党的支部作为教育党员的最基本学校，要积极教育党员“克服脱离党的理论政策、党规党法的错误倾向”。又如，1942年2月，陈毅在华中局作军事报告时讲到，原则问题和组织问题“均按照党规党法由同级会议或请示上级解决之”，同年10月，刘伯承在第129师会议上批评张国焘过去破坏党内团结的错误作法时强调，“我们有党规党法，赏罚都是建筑在革命利益之上的”。

从上述张闻天、刘少奇、陈云、陈毅和刘伯承等人对“党规党法”概念的使用情况可见，他们都是将其作为“制度治党”的重要依据，且并未偏离毛泽东使用该概念的初衷，不仅如此，刘少奇后来还在此基础上对其作出新的诠释。在1945年党的七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刘少奇讲到：“党章，党的法规，不仅是要规定党的基本原则，而且要根据这些原则规定党的组织之实际行动的方法，规定党的组织形式与党的内部生活的规则。”刘少奇此处使用的“党的法规”与他在六届六中全会时用的“党规党法”在概念形态上略有出入，但在形态上更接近毛泽东“党内法规”的提法，可视之为“党内法规”演变过程的又一概念形态。不同的是，刘少奇此处对“党内法规”的认识和理解较之以往已向前迈进一步，不仅把“党内法规”与“党章”相提并论，还指出党内法规在内容规定上包括“党的组织形式和党内生活方式”。

（三）“党内法规”在建设时期的使用情形

“党内法规”的概念形态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并无显著变化，其继续以“党的法规”或“党规党法”在党内使用。令人瞩目的是，至今尚未见到毛泽东在革命时期有过“党规党法”或“党的法规”的提法，且他在建国以后所使用的仍是“党内法规”而不是其它概念形态。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党内同志之间的言行要符合“正确的党内法规”。这是他批评“高饶反党联盟”时所作的一番讲话，也是现有中共党史文献中第二次见到他使用“党内法规”的概念术语。不过，毛泽东这次使用该概念的主要目的也是规范党内关系和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这与他在六届六中全会时的提法和意旨是保持一致的。另外，从使用该概念的历史背景看，两次都是处于中共内部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危机这个关键节点。前次是张国焘长征途中妄图“另立伪中央”并最终叛党，此次乃党内出现“高饶反党联盟”分裂中央的严重违纪行为。不同在于，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是提出要“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侧重点在于“制定”，而到了建国初期他主要是强调“遵守”。

具体到实践层面，据不完全统计，中共中央从1938年到1955年期间颁发的党内法规性质的政治文件在数量上至少有21件，涵盖党的组织、纪律和思想建设等方面（见表1）。

虽然这些党内法规除了“形式上有缺陷”，还存在“政治性强”“体系化不足”等问题，如大多数文本并无明确规定制定主体、解释主体和修订主体乃至不写明具体制定日期，同样情形在特定时期有不同规定，有些条文缺乏操作细则，尚未注意区分党章这一根本性法规与其他一般党内法规的地位和效力等，但它们的出台极大满足了特定历史条件下推进党的建设这项“伟大工程”的制度要求，不仅规范了党组织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而且确立起以党内法规这种“成文法”来管党治党的优良传统，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党和国家建设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

尽管毛泽东在建国后很少使用“党内法规”，但这一概念所承载的“制度治党”理念并未让人淡忘，只是它依然是以“党规党法”的概念形态加以继续使用。1954年2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严守党的制度和党规党法，发扬党的优良作风”是防止党执政腐化堕落最为可靠的两点保证之一，而在邓小平看来，党内法规还是抓好党内政治生活的关键所在。1961年12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到，开展“党规党法”和毛泽东思想教育是严格党的生活的必要举措之一。此外，邓小平还把中共在革命时期的民主制度和优良作风都视为“党内法规”。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说：“遵义会议以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们党建立了一套健全的党的生活制度。比如民主集中制；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不搞过火斗争、无情打击；艰苦朴素、谦虚谨慎，等等。这些都是毛泽东同志一贯提倡的，是我们的党规党法。”·同样是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则主要强调中共八大时修订的新党章是“党的法规”，一切党组织和全体党员都必须无条件地、不打折扣地执行，这与他在中共七大时强调党章是重要党内法规的观点是保持一致的。

具体到实践层面，除了表1列举部分，中共中央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颁发了《中国共产党党章》（1956年），这是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党内法规。此外，还制定有《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关于成立中央局的决议》（1961年）以及在1963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中国共产党国营工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理试行草案》和《中国共产党商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等具有党内法规性质的政治文件，这些都是中共中央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探索推进“制度治党”的重要依据。尽管党内法规的概念术语此时尚未清晰界定，但其内涵伴随着实践而不断拓宽，从而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内法规”概念界定提供了宝贵理论积累和实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