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雷声，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研究员）

【摘要】习近平在综合分析错综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和我国经济呈现出的诸多结构性问题基础上，以经济发展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为导向，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而深入的分析，形成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习近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的标识性概念。习近平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方向和路径的多方面、多层次分析，构成了习近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的主要内容。习近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性贡献，是我国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关键词】习近平; 经济发展; 新常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大创新实践，是我国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综合国力竞争的重大抉择。习近平在综合分析错综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和我国经济呈现出的诸多结构性问题基础上，提出了“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标识性概念，阐释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明确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分析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问题解决的路径，形成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在我国经济发展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层次揭示和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性贡献。

习近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的提出，经历了从提出和阐释“新常态”到明确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根本任务、再到如何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新常态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提出的“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习近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的标识性概念。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由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了深度转型调整期。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猛烈地冲击着世界经济，中国经济发展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国际市场动荡和外需相对收缩对我国经济增长形成了强大制约，2011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下降，发展进程减缓。对于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习近平认为“主要是世界经济低速增长态势仍将延续，总需求不足和产能相对过剩的矛盾有所上升，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升和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并存，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矛盾有所加剧”。因此，他强调:“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长远发展问题，必须坚定推动结构改革，宁可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任何一项事业，都需要远近兼顾、深谋远虑，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是不会长久的。”“我们不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而是强调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立足点。”“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正在进行深刻的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在2013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作出了“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的重要判断，为后来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奠定了基础。

“新常态”概念的首次提出是2014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期间指出:“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同年11月，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表示，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会。同年12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则进一步全面地诠释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表现形式、特征以及新常态下国家的战略发展。自此，“新常态”就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一个标识性概念。习近平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是综合分析国内外经济形势作出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全局发展的重大判断，也是对我国经济建设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明确宣示。

新常态作为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高度概括，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规律性认识，也是制定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重要依据。习近平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作了多方面论述。他指出:新常态之所以“新”，一是体现在我国经济发展呈现若干新特征上，即“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二是体现在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上，即“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的发展新路，推动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把经济发展仅仅理解为数量增减、简单重复，是形而上学的发展观，看中国经济，不能只看增长率。习近平将新常态的特征概括为，“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说明了这些特点是中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阶段演化的必经过程。习近平关于新常态的理论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为引领新常态的发展，解决新常态下存在的经济问题，2015年11月，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命题，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又一个标识性概念，是我们理解和把握习近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的核心概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根本任务，是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举措。因此，在201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时也进一步论述了“对新常态怎么看”“对新常态怎么干”的问题。所有这些，不仅对我们怎么理解新常态，而且也对我们如何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等问题有了清晰的认识。

2016年1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从历史长过程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作了进一步论述，特别是针对党内外的一些模糊认识，对新常态给予了明晰的分析。同年5月，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从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强化了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意义。在2016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将“作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看成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所着重抓的三件大事之一，并在对国内经济发展存在问题的分析基础上，为我国经济发展探寻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的新路，对我国经济工作的理念、思路、着力点进行了重要调整。

如果说2017年之前，习近平主要是论述经济发展新常态，特别是对新常态“怎么看”的话，那么，2017年之后习近平则主要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角度论述了新常态“怎么干”的问题。2017年1月，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新常态联系起来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必然选择，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宏观经济管理必须确立的战略思路。”当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是结构性的，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关系全局、关系长远的攻坚战。习近平认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处理好四个重大关系。一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原则。既要遵循市场规律、善用市场机制解决问题，又要让政府勇担责任、干好自己该干的事。二是短期和长期的关系。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从化解当前突出矛盾入手，从构建长效体制机制、重塑中长期经济增长动力着眼，既要在战略上坚持持久战，又要在战术上打好歼灭战。三是减法和加法的关系。减少低端供给和无效供给，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为经济发展留出新空间。扩大有效供给和中高端供给，补短板、惠民生，加快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产品，为经济增长培育新动力。四是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二者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用好需求侧管理这个重要工具，使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良好环境和条件。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战略目标，这意味着新常态是需要通过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来完成的。2017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18年的经济工作中强调围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做好八项重点工作，而这八项重点工作都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要求。2018年1月30日，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门就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问题提出了突出要抓好的五个方面的工作。同样，这五个方面的工作也都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要求。2018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

习近平关于怎么理解新常态、怎么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和路径等的分析，对我们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推动经济实现更高水平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习近平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许多学者撰文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表言论。有的学者从西方的供给经济学角度，把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看成是西方供给经济学;有的学者只是从供给角度来解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淡化了供给与需求的关系;还有学者在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解中导向了新自由主义。这些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解是有偏颇的，有的甚至是错误的。习近平对怎么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了多方面的论述。

首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经济学不是一回事。供给经济学(Supply－SideEconomics)，又被译为供给学派经济学。20世纪70年代，美国陷入“滞胀”，差不多同时，英国也陷入“滞胀叠加”的结构性问题之中。这种“滞胀”现象不仅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构成了根本性挑战，而且也造成了社会各界对自由派政策的不满。担任美国总统的里根，提出了“供给革命”，试图通过减税等方式促使经济走出衰退。里根的“供给革命”最终并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习近平总结了西方供给学派的观点和具体做法，概括道:“西方供给学派兴起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当时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失效，西方国家陷入经济‘滞胀’局面。供给学派强调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应该从供给着手推动经济发展;增加生产和供给首先要减税，以提高人们储蓄、投资的能力和积极性。这就是供给学派代表人物拉弗提出的‘拉弗曲线’，亦即‘减税曲线’。此外，供给学派还认为，减税需要有两个条件加以配合:一是削减政府开支，以平衡预算;二是限制货币发行量，稳定物价。”

西方供给学派批判凯恩斯主义只从需求角度出发为资本主义开药方的思路，提出要重新注重社会经济的供给，并从供给方面提出了一些政策与主张;供给学派明确提出“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政府恰恰就是问题的所在”，主张通过大幅度的减税来支持企业发展、解除对部分行业的竞争管制激活市场机制、削减社会福利缩减政府规模、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实现自由贸易。习近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供给学派的错误，即“供给学派强调的重点是减税，过分突出税率的作用，并且思想方法比较绝对，只注重供给而忽视需求、只注重市场功能而忽视政府作用”。

西方供给学派的一点可取之处虽然在于，使人们摆脱了长期以来对以实施国家干预主义、拉动总需求为主要特征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推崇和依赖，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分析经济形势、解决经济问题的新思路以及政策主张，但是，它在总体上是错误的，它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为目的，它的理论主张和政策措施过于绝对化、具有片面性。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只是一个税收和税率的问题，而是针对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制造强国建设、加快服务业发展、提高基础设施网络化水平的要求提出来的，是为了新的增长点而进行的。并且，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基础上推进的。它完全不同于西方供给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针对学术界某些人对于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的混同，习近平明确回答:“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

其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强调供给与需求的结构关系。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上，经济政策的实施不是强调供给就是强调需求。在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解中，有些学者惯性地思维，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供给侧单方的改革。习近平指出:“我们提的供给侧改革，完整地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他强调，“结构性”这三个字十分重要，不管我们怎么叫它，“但不能忘了‘结构性’三个字”。所谓“结构性”，并不是只看供给，或者只看需求，“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二者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相互依存、互为条件。没有需求，供给就无从实现，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给;没有供给，需求就无从满足，新的供给可以创造新的需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侧又关注需求侧，“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主要是通过调节税收、财政支出、货币信贷等来刺激或抑制需求，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

我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特别是近10年的较高速发展后，已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结构性矛盾。正如习近平所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他举了三个例子来说明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中的供给侧问题。一是我国一些行业和产业在产能过剩的同时，大量的关键装备、核心技术、高端产品还依赖进口，我们没能掌握国内庞大的市场。二是我国农业的一些供给没能适应需求的变化，如牛奶，难以满足消费者对质量、信誉保障的要求，还如农产品，大豆生产缺口很大但玉米增产超过了需求增长，农产品库存过大。三是我国一些有大量购买力支撑的消费需求在国内得不到有效供给，消费者将大把钞票花费在出境购物、“海淘”购物上，购买的商品已经从珠宝首饰、名包名表、名牌服饰、化妆品等奢侈品向电饭煲、马桶盖、奶粉、奶瓶等普通日用品延伸。这些事例说明，我们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是深刻的供给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习近平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全面准确理解，给经济的健康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第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西方供给学派经济学，除了政策主张不同之外，最重要的是改革的制度基础不同。我国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遵循，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依托”。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就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因而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基。因此，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必须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做优做强国有企业，同时还必须积极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做精做细民营企业。那种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的“僵尸企业”就是国有企业的说法是不合适的。

我国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到底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从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出发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符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体现了对人民群众需求的满足。只有不断提供更多高质量产品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只有推动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2016年1月，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在对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目的、任务、重点等做详细阐释中，明确提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即“改善供给结构”，“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之后，在他的一些讲话中，也都以此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习近平之所以将改善供给结构，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关键在于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做了充分的考察和总结，并用“四降一升”“三大失衡”做了精辟概括。

所谓“四降一升”，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经济增速下降”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典型特征，自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很快，2011年GDP增速为9．3%，2012年直接降到7．7%，2016年基本滑到6．7%左右，2018年增速为6．6%。“工业品价格下降”则是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出现同比负增长，2016年1－8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1%，而此前一些年的情况则是民间投资基本上都有百分之十几甚至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民间投资断崖式下跌是“工业品价格下降”的主要原因。“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表现为2015年以来，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持续负增长，较上年下降约5个百分点。“财政收入下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形势最好的中央财政2015年才增长5．8%，而基层财政收入很多地方惨不忍睹;另一方面财政支出呈刚性增长，造成财政收支缺口不断加大，2016年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达到3%，财政缺口达5600亿。与此同时，经济风险发生概率在上升。“四降一升”说明中国经济出现了需求不足所导致的通缩性下行的经济趋势，反映了供需结构错配矛盾。习近平指出:“这些问题的主要矛盾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供给结构错配问题严重。需求管理边际效益不断递减，单纯依靠刺激内需难以解决产能过剩等结构性矛盾。”因此，必须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

所谓“三大失衡”，是从结构性角度对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所做的深层次的理论概括。习近平指出:“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他将这种结构性失衡概括为“三大失衡”。第一，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我国有着十分强大的供给体系产能，但大多数还只能满足中低端、低质量、低价格的需求，这虽然同投资和出口主导的需求结构相匹配，却难以满足公众日益升级的多层次、高品质、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尤其是在消费结构加快升级、出口需求和投资需求相对下降的情况下，供给结构已经很不适应需求的新变化。加上，当前我国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供给体系不能适应需求。第二，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失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金融业快速发展，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科技金融等迅速发展，金融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但是，在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盈利能力下降的情况下，出现了金融脱实向虚的现象，大量资金在金融体系内自我循环，大量游资寻求一夜暴富，再加上监督人员与“金融大鳄”内外勾结，这不仅加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还进一步加重了实体经济的融资困难，削弱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基本功能。金融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快速上升，而工业特别是制造业比重下降。第三，房地产和实体经济的失衡。习近平指出，房地产原本属于实体经济，但是用加杠杆的办法进行房地产投机就不一样了，特别是在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的情况下，由于缺乏投资机会，加上土地、财税、金融政策不配套，城镇化有关政策和规划不到位，致使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投机需求旺盛，从而带动了一线城市和热点二线城市的房价过快上涨。房地产的高收益进一步诱使资金脱实向虚，导致经济增长、财政收入、银行利润越来越依赖于房地产的繁荣，从而推高了实体经济发展的成本。习近平在分析我国经济运行的这“三大失衡”状况的基础上指出:“这‘三大失衡’有着内在因果关系，导致经济循环不畅。如果只是简单采取扩大需求的办法，不仅不能解决结构性失衡，反而会加剧产能过剩、抬高杠杆率和企业成本，加剧这种失衡。基于这个考虑，我们强调要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定政策，通过去除没有需求的无效供给、创造适应新需求的有效供给，打通供求渠道，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可见，习近平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做了深入的具体的分析。

抓住主攻方向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的基本要求。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习近平在讲话中对这三个基本要求做了充分的论述。第一个基本要求是从根本目的上来说的，他指出:“根本目的是提高供给质量满足需求，使供给能力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必然要求。”第二个基本要求是从主攻方向上来说的，他指出:“主攻方向是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习近平认为当前的重点就是“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这五大任务相互关联、环环相扣。去产能、去库存，是为了调整供求关系、缓解工业品价格下行压力，因为是为了企业去杠杆，既减少实体经济债务和利息负担，又在宏观上防范金融风险。降成本、补短板，是为了提高企业竞争力、改善企业发展外部条件、增加经济的潜在增长能力。第三个基本要求是从本质属性上来说的，他指出:“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的原因是要素配置扭曲，是体制机制障碍。”习近平强调了国有企业改革、政府职能转变，以及价格、财税、金融、社保等领域的基础性改革问题，其中，特别提到了处置国有企业中的“僵尸企业”问题，要求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在处置“僵尸企业”上取得实效。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是化解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困难和矛盾的重大举措，也是培育增长新动力、形成先发新优势、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选择。综观习近平的相关重要论述，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优化现有生产要素配置和组合，提高生产要素利用水平，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不断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供给侧是改革的主要方面，而供给侧的生产要素合理、有效配置则是重要内容。从生产端入手，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无疑是有赖于生产要素利用水平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生产要素利用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必须矫正以往过多依靠行政配置资源带来的要素配置扭曲，大力推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实现资源重新配置，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它不仅依靠企业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开发新产品、新品牌，开拓新市场，优化组织结构，改善经营管理等进行，而且重要的是，必须让“创新驱动”成为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的第一推手，让技术创新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在提高生产要素利用水平、全要素生产率中，必须要通过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激发活力。通过推进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调动各类科研机构、科研人员创新积极性，通过加强科技研发服务体系建设，激发各类相关机构和人员的活力。必须补短板，“补短板不是简单增加投资，而是要从满足需求、增加有效供给出发，有去有补，有压有保。补短板要注重针对性和有效性，不能大水漫灌，不能当作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要注重增强竞争力和发展后劲，注重结构优化升级，不能只考虑眼前的增长，更不能只顾短期利益”。从全国来看，补短板的重点在于:一是加大脱贫攻坚力度;二是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三是增强创新能力;四是培养创新性人才;五是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六是补齐产业链条短板;七是加强基础设施薄弱环节。还必须促升级。习近平指出:“我们要紧紧抓住经济调整的窗口期，扎扎实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经济发展方式不断转变、经济增长动力加快转换。”在做加法的同时还必须做减法，运用市场机制、经济手段、法治方式，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为经济发展留出新空间。

第二，优化现有供给结构，通过调整现有产品供给结构、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从深层次上解决供给同需求错位问题，满足现有产品和服务需求。优化现有供给结构，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不只是供给方的问题，而是供给方如何适应需求方来调整自身的问题，习近平指出:“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带来大量‘需求外溢’，消费能力严重外流。”国人出国旅游“爆买”马桶盖、净化器、奶粉等就是实例。因此，看似是有效需求不足，实则有效供给不足。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必须“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通过结构性的思维、采取结构性的方式，解决结构性失衡、供需错位问题。

优化现有供给结构，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的目的在于，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使我国的供给能力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当前，要以“破”“立”“降”为重点，推进经济结构优化，促进供需动态平衡。所谓“破”，就是大力破除无效供给，把处置“僵尸企业”作为重要抓手，推动化解过剩产能。所谓“立”，就是大力培育新动能，强化科技创新，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培育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的排头兵企业。所谓“降”，就是大力降低实体经济成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清理涉企收费，降低用能、物流成本。“破”“立”“降”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拓展了空间。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要求树立质量第一的意识，在农产品、工业制成品、装备制造、工程建设、服务业等领域加强全面质量管理，提高质量治理能力。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突出市场主体地位，完善质量信号传导反馈机制，促进供需对接和结构优化。

第三，优化现有产品和服务功能，大力培育发展新产业和新业态，提供新的产品和服务，创造新的供给，以此创造新的需求。供给与需求是一对辩证关系，供给决定需求，需求也反作用于供给。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使用需求变化改革供给，供给的改革又会创造新的需求。考察国际情况，习近平指出:“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发展从根本上要靠供给侧推动。一次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一次次生产力提升，创造着难以想象的供给能力。当今时代，社会化大生产的突出特点，就是供给侧一旦实现了成功的颠覆性创新，市场就会以波澜壮阔的交易生成进行回应。”习近平不仅说明了供给能力的提升意味着生产能力的发展，而且也说明了在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中，供给决定着需求;与此同时，他也深刻地说明了创新发展的意义。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发展理念，只有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才能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注释及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