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亭友，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摘 要]近年来“普世价值”思潮的影响式微，但与之相关的认识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一些认识误区需要澄清。为此，需要对西方社会的价值观、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以及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不是“普世价值”等问题做些理论辨析，以期分清正误，明确是非，加深对“普世价值”实质的认识，增强反对和抵制这种思潮的自觉性坚定性。

近年来“普世价值”思潮的影响式微，但有关的认识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在“普世价值”讨论中，有人把价值共识混同于“普世价值”，把不同社会的价值观所蕴含的反映人类文明进步要求的共同价值说成“普世价值”，进而推崇某种社会的价值观为“普世价值”。因此，在“普世价值”思潮批判中，有必要就这些问题做些探讨，以期辨明是非，消除认识误区，加深对“普世价值”实质的认识。

1847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方式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形成都是不断运动的”。从这段论述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人类思维产物的原理、观念和范畴，都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都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关系的变革而发生变化，并不存在永恒不变的原理、观念和范畴。价值作为反映主客体关系的哲学范畴，也是人类思维历史的、暂时的产物，也应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关系的变革而发生变化，并不存在一种贯穿一切时代并为所有人认同的“普世价值”。

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人们的价值观念总是具体的、历史的，都有具体的社会政治内容，也是随着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比如，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和统治方式。民主的基本理念，包括民主的某些做法，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可以存在一定的共识和相似性。这是不同民族和国家在相互学习、彼此交流中产生的，也是人类文明传承赓续、互学互鉴的结果，反映了人类的共同愿望，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尽管如此，民主的共识并没有改变其具体性，也不可能改变。不同国家和社会的民主都带有本民族的特点，带有历史和时代的印记。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就经历了五种不同的民主形态：与原始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原始民主制（一种氏族制度和氏族组织的管理模式）、奴隶制时代的民主（主要指在奴隶主和自由民中间实行的古希腊城邦制民主）、封建社会的民主（如中国封建君王倡导的“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实质是指望开明的统治者维护平民的权益）、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形式上要求保障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提倡人人平等，实质上仍然是资本当家作主）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民主的具体形态在不同时期也有较大差异。比如欧洲资本主义在发展早期的主要民主形式是君主立宪，这是一种尚不成熟的资本主义民主，是资产阶级力量不够强大、尚不足以压倒封建势力而彼此妥协的产物。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当欧洲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取得对封建势力的压倒性优势，并通过革命取得政权的时候，资本主义的民主也就由君主立宪走向完全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民主共和。在不同的国家，民主的形式也有差别。法国的民主制度不同于美国，法国、美国的民主制度不同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

西方鼓吹的“普世价值”其实是指资产阶级宣扬了几百年的价值理念，包括民主、自由、人权等。这些价值理念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但形成系统化理论化的价值观始于近代，这是资产阶级对之不断加以巩固和完善的结果。当资本主义寿终正寝以后，反映资产阶级利益的价值观将消逝于人类历史的烟尘之中。显然，把历史地产生和消退的西方价值观说成亘古不变的“普世价值”，是不能成立的。

从内涵上看，西方价值观是资产阶级反抗神学统治、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产物，尽管其在取代封建主义的历史时期具有革命性和时代进步性，但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蕴含着特定的政治内容，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说到底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共同价值，而不是全人类的价值观，更不是什么“普世价值”。

从意图上看，当美国学者把“普世价值”引入政治领域，特别是美国政府把向世界推广“普世价值”视为美国国家战略后，“普世价值”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概念，而成为一种具有迷惑性欺骗性的政治术语。它反映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诉求和话语霸权，成为美国强行向别国兜售美国价值观、移植美国制度的“敲门砖”“问路石”，目的是消解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益不一致的其他国家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防线，是其手握的打压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一根棍子，特别是针对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价值观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弱小国家一旦不幸成为美国的“围猎”对象，要么乖乖地接受美国的“普世价值”，任由美国摆布；要么遭到美国的打压，轻则受到“反民主”“专制”“独裁”的指责，重则受到美国的经济封锁制裁甚至武力干涉，导致政局动荡甚至政权垮台。美国标榜的“普世价值”背后，是赤裸裸的美国利益、美国霸权，是美国满足一己之私的意识形态工具。

从行为上看，美国自建国以来，对外大搞殖民扩张，不断发动战争，给有关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仅2003年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就导致数十万伊拉克人伤亡，几百万人流离失所，战争造成的精神创伤更是无法估量。不仅如此，美国还运用各种手段，对一些国家和政府进行渗透、破坏、颠覆活动，比如在苏联和中东北非地区策动“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运动，造成这些国家和地区至今政局动荡、经济滑坡、社会混乱、民不聊生。大量事实表明，美国的价值观、西方的价值观，并不是什么“普世价值”，而是美国等国家满足一己私利的意识形态工具。

从人类文明进程看，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都根植于这个国家民族社会的历史、文化之中，都形成于具体的历史、时代之中，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本国和本民族的特点。不同的国家、民族、社会在彼此交往中形成的共识，包括经济全球化时代形成的全人类共识，丝毫否定不了、取代不了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社会拥有自己的特殊价值观。世界因不同而精彩，文明因多样而生辉。打着“普世”旗号，把自己的价值观冒充为全人类的价值观，把自己的文化和文明凌驾在别国文化、别国文明之上，无视不同价值观、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包容并蓄、和谐共生是时代发展潮流，这种意图和行为犹如螳臂当车，最终被历史和人民所唾弃。

把中华传统文化视为“普世价值”的人宣称，中华传统文化中存在适应当今时代发展需要的重要理念，如儒家思想倡导的仁义礼智信、和合、大同、孝道、中庸、德治、仁治等，并在国际上产生了越来越重大的影响。这些有价值的思想、理念，体现了全人类的共同愿望，具有“普世价值”。毫无疑问，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华传统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并对解决全球性问题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它是人类文化百花园中一枝璀璨夺目的花朵，我们应当有这样的文化自信，但能不能因此说中华传统文化具有“普世价值”，将其看成凌驾于其他民族文化之上的东西，甚至能“拯救”世界，就需要商榷了。

首先，如同西方价值观，中华传统文化也是历史地产生的，其内涵也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比如儒家思想创立以后，尊崇儒学的历朝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注重根据实践和时代发展的需要，完善和发展孔子的学说，由此形成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学、以程朱理学为标志的宋明儒学等。正因为封建统治者出于维护专制统治需要不断推动儒家学说“与时俱进”，才有了孔孟之道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如果先秦儒学不能被后世加以继承和发展，就会像同时代产生的其他思想一样，早就淹没在历史长河中。如同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都是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要求而不断发展更新的，因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到了明清之际，随着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出现了以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为代表的“异端”思想家。他们否认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试图冲破传统儒学思想的禁锢，儒家学说再度面临“信仰危机”。近代以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欧美思想的涌入，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展，使得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岌岌可危。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在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统治寿终正寝，儒家思想随之彻底失去了思想上政治上的正统地位。新中国成立以后，在马克思主义引领下，儒家思想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根据时代的要求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儒家思想的历史命运成为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也是顺应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的必然结果。

其次，尽管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对推动中华文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有反映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积极因素，但究其根本而言，这一思想是中国封建王朝维护自身统治的国家学说，是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存在许多不能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思想局限和文化糟粕。毛泽东曾精辟分析孔子道德论的重要范畴“知仁勇”，认为“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毛泽东因此主张对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当给予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不要限于抽象的空洞的议论。

就儒家倡导的观念来说，虽然在一些人看来是应该遵循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但这毕竟是“应然”之事，是希望、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守、执行，但客观上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遵守、执行的。如提倡“仁”“义”，但现实生活中还是有不仁不义之人；提倡“忠”，但现实生活中还是有“奸”，出卖国家利益、中华民族利益的人始终没有绝迹；提倡“孝”，现实中仍有不孝之徒。同样讲“忠”，封建社会是指忠于皇帝，社会主义社会则是指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马克思主义，两者的性质完全不一样。世界上并不存在抽象的“忠”，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都是具体的“忠”。

总之，很难把历史地产生和消退、具有鲜明阶级属性和价值指向的儒家思想看成“普世价值”。习近平指出：“不同国家、民族的思想文化各有千秋，只有姹紫嫣红之别，而无高低优劣之分。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不分强弱、不分大小，其思想文化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2](P9)我们坚决反对西方以推销“普世价值”为名搞文化霸权，推广西方文明中心论，同样我们自己也不能搞中华文化“普世”论、中心论。这样做，既不会贬低中华传统文化的地位，也不会削弱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

毋庸置疑，中西方文化有相容相通的方面，这是中西方文化能够交流互鉴的基础和纽带。但要看到这只是中西方文化关系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中西文化都有其内核，有其独特性，甚至存在矛盾、冲突的方面。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社会，都强调在坚持自己核心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中的有益成分，目的是为我所用、取长补短，而不是拿西方文化取代中国文化，或是用中华文化取代西方文化。仅以中西方文化有相容相通的内容，就认为中西方社会存在共同接受的“普世价值”是说不通的，也是得不到国际社会承认的。其认识误区是把中西方文化中的价值共识混同于“普世价值”了。从哲学上讲，任何共识都是建立在承认彼此差异的基础之上，而且都是有条件、有范围的。一旦条件、范围发生了改变，原先达成的共识也就发生变化，甚至消失。因此，所有共识，包括全人类的共识，都不会是永恒的、“普世”的。

主张马克思主义是“普世价值”的人认为，凡真理都有价值，普遍真理就意味着有“普世价值”；马克思主义既然是普遍真理，那么它具有“普世价值”的属性。这里姑且不论提出者的主观意图如何，仅从这一逻辑及其结论来看，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首先，混淆了真理与价值这两个不同的范畴，真理并不必然有价值。

马克思主义认为，真理是标志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的范畴，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真理虽然形式上是主观的，它通过人的思维表现出来（如经验、概念、范畴、判断、抽象、结论、理论等），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之中，具有主观性、相对性、非至上性等特点，但真理的内容是客观的，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如世界是普遍联系永恒发展的，地球绕着太阳转，人不吃饭要饿死，人类终将进入无阶级社会等。凡真理都是客观真理，客观性是真理的本质属性。

真理的客观性要求人们在实践中以是否符合客观实际为依据，以是否准确反映事物规律为准绳，来检验认识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判断真理的标准，不在人们的观念中，而在客观世界本身。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

哲学上的价值揭示的是客观世界与人类生存发展需要之间关系的范畴，反映的是客体对主体的效用和意义，是主体以自身的需求为依据对客体进行的认知和评价。因此，价值同真理不一样，它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主体判断客体有无价值以及价值的大小，不是根据客观事实和事物本身，而是依据主体的需要以及主体的意愿。虽然主客体之间的价值联系也有客观性的内容，但这并没有改变价值归根结底是人的主观活动进行认知与评价的结果这一根本特性。就特定的主客体关系而言，我们说主体对客体的真理性认识只有一个，即真理是一元的，但不能说主体对客体的价值认识只有一个，因为价值认识存在主体性的差异，不同的人因认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等不同而有具体的差别。尽管正确的、科学的价值认识也是唯一的，但这改变不了人们在价值认识上的多元性、差异性。

真理同价值发生联系，体现在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人们一方面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探寻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以有效指导实践，避免盲目性，少走弯路。另一方面还须按照自己的需要认识和改造世界。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是人类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基本特点。完全不考虑人类需要的认识活动是不存在的，而不按客观规律行事而能根本满足人类需要的实践活动也是不存在的。只有把价值尺度同真理尺度统一起来，科学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才能真正满足人类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凡真理必有其价值，真理与价值是可以统一起来的。

但真理与价值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统一的，也有不相统一的情况。两者能否统一，取决于谁来认识真理，谁来掌握真理。对于认同真理并按照真理揭示的规律去行动的人来说，真理是有价值的，真理同其价值是相统一的；反之，对于不认同真理、不按真理揭示的规律去办事的人来说，真理就没有体现出价值来，真理同其价值就统一不起来。事实上，真理包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内容是一回事，而不同的人依据自己的需要对真理采取不同的态度、做出不同的评价是另一回事。因此，凡真理必有其价值是有条件的，不能将这一论断绝对化，不要以为真理对所有人都有价值。恩格斯有句名言——如果涉及利益，几何定理也要被修改——就是说明真理与价值关系的。科学的真理不见得为每个人所认同。

其次，普遍真理并不意味着“普世价值”，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并不表明马克思主义是“普世价值”。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是客观真理，因为它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经过无数的实践检验证明为科学的理论体系。同时马克思主义又是普遍真理，它对各国人民从事革命、建设与改革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是科学指引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完成历史使命的行动指南，也是人民群众改造世界、创造历史的强大思想武器。什么时候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事业就能健康发展；反之便遭遇挫折。无数事实和历史经验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成为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坚定信仰，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始终遵循的指导思想。

但是，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是一回事，是否承认这一普遍真理并按照这一真理来指导实践，则是另外一回事。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是否为普遍真理的问题上，不同的人、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社会，其态度是不一样的，甚至是截然对立的。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那里，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同时又是行动指南，在为无产阶级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中发挥出强大的真理威力，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及其价值性是完全统一的。而一旦超出这个范围，情况就不同了。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势力，是不会承认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的，更不会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世界。从历史和现实看，反马克思主义的力量会采用一切手段阻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从事的正义事业。可见，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并不能得出马克思主义是“普世价值”的结论来。

另外，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又是不断发展的。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6](P296)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又是具体的，不能脱离各国实际。需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主张马克思主义是“普世价值”的人，有的是别有用心，是要让质疑“普世价值”的人陷入两难境地——承认这一论断有利于为“普世价值”辩护，反对这一论断则可削弱马克思主义的地位；有的本着善良的愿望，以为这样做可以占据道义的制高点，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普世价值”论分庭抗礼。但不管出于何种目的，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普世价值”是说不通的。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回答：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获得自身解放以及全人类解放的思想体系，是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学说，而非为所有人接受、适用于一切时代的“普世价值”。

各国人民在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传播、学习、互鉴中，会逐渐形成带有一定普遍性的基本价值、共同价值。这是人类在漫长的社会化进程中彼此联系、相互交往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从民族的历史走向世界的历史的产物。特别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困扰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日益凸显，全人类的命运前所未有地联结在一起。各国人民确因共同的问题而产生共同的利益，存在共同的价值诉求。尽管如此，全人类存在共同价值，并不表明这种价值就是“普世”的。当今世界，作为国际社会主体的国家、各国政府，在认识和处理人类的共同问题时，并没有按照全人类的价值要求去妥善处理全人类的问题。

比如环境问题。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环境退化问题变得越来越严峻，形成世界范围的生态危机。为减缓全球气候变暖，保护地球生物多样性，国际社会达成了全面遏制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多的共识，强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应对环境问题的责任。鉴于目前大气中的温室气体约80%是发达国家在过去几百年的工业化过程中排放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起步晚且又面临着繁重的发展任务，在资金、技术等方面占有优势且先发展起来的发达国家有必要在应对全球环境问题上承担更大的责任，不仅自己率先垂范保护好本国环境，而且帮助发展中国家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的关系。这就是国际社会倡导的并写入国际法文件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面对这一全球性的共识，以美国为首的某些西方大国，却闭口不谈自己的历史责任与现实义务，不但在本国不顾国际公约肆意排放二氧化碳等有害物质，而且把全球环境问题的责任归咎到发展中国家身上。

美国是当今最富有的也是历史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美国以占世界不到5%的人口，消耗了全球20%的能源、16%的淡水、15%的木材，生产10%的垃圾和25%的二氧化碳。据研究，全世界的人都按美国人现在的生活方式，从资源的角度需要4个地球，从环境的角度需要9个地球。美国一直不加入旨在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理由是担心履行该协议会大幅降低美国GDP的增长，影响美国人的生活质量与生活方式。2009年9月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气候大会上，美国代表团不仅竭力推卸美国在全球环境问题上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拒绝接受“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而且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曾愤懑地指出：全球最富有的5亿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7%，却排放了全球温室气体的50%，而世界上最贫穷的50%人口的总排放量只有7%。指责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要中国等国家跟美国一样肩负同等的义务是不公平的。

2017年6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将退出有194个国家共同签署的《巴黎协定》，理由是这一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协定损害了美国人民的利益。2019年8月，特朗普在法国比亚里茨七国集团峰会上谈及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时表示，美国想要干净的空气和水，但是美国也要继续富裕。美国的财富是以能源为基础的，他不会因为梦想而损害美国的利益。2019年11月4日，美国政府正式通知联合国，要求启动退出《巴黎协定》程序，这意味着美国将于2020年11月4日起“准时”退出该协定。

可见，美国作为责任和义务最大的国家，在处理全球性问题时首先考虑的是本国利益（主要是垄断资产阶级和美国国际资本的利益），而不是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更不会按照全人类的利益和价值高于一切的原则，去处理全人类的共同问题。全人类的共同问题并不必然孕育出全人类的“普世价值”。

马克思主义认为，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原始社会除外）都是按照一定的利益原则进行活动的。在阶级社会里，阶级利益是所有社会成员之间利益关系的基础，其中统治阶级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它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并不存在一个抽象的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就环境问题来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造成全球生态问题的根源，不仅体现在一国范围内的资产阶级总要设法逃避支付因生产造成环境污染的治理费用，而且体现在国际范围发达国家利用全球化之机设法将本国环境问题转嫁给别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比如将高耗费、高污染的企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甚至把垃圾场建在这些落后国家。

从根本上说，代表人类共同利益的主体是世界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但由于资产阶级仍在世界范围处于统治地位，并设法阻挠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实现，世界人民尚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全人类的共同问题也就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只有在彻底消灭阶级之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才能得到完全彻底的实现。

不能从愿望出发，用所谓的“应然”来说明“普世价值”。人类有许多美好的愿望，都希望生活在和平、发展、平等、开放的世界。然而时至今日这些愿望并没有真正实现过。人类自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就不断爆发内乱、战争，美国已成为当今世界安全的主要威胁、国际局势动荡的主要祸源。全球发展也出现严重失衡，世界范围存在严重贫富不均。2017年全球创造的财富82%流向了最富有的1%的人群，全球最富有的42个人所掌握的财富相当于全球最贫困的37亿人所拥有的财富总和。据统计，世界基尼系数目前已达到0.7左右，超过了公认的0.6“危险线”。全球治理陷入新的困境，二战后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越来越不适应当今世界之变局，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严重违背世界人民意愿，严重阻碍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实现。这也是我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并得到国际社会热烈响应

的主要原因。我们想问题、做事情，只有从具体实际即“实然”出发，才能科学地说明问题，妥善地处理问题。仅从愿望和“应然”出发，在思想方法上是唯心主义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