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胸怀“两个大局”，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谋划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防范风险极端重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关键阶段，如何评估风险形势，如何防范重点风险，如何以系统观念统筹发展与安全，需要深思。

一、理性预判风险形势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存在着风险，这是毫无疑义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越来越重视防范风险，相关的重要论断诸如“：我们的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发展形势总的是好的，但前进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前进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越是前景光明，越是要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全面认识和有力应对一些重大风险挑战”等。

之所以表现出这样警醒的态度，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基于历史的经验。历史上大国的兴起、大国的治理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大国，在兴衰成败中感受尤甚。和平发展、长治久安是追求的理想，但并不总是存在的现实。新兴大国的兴起，尤其在登顶阶段，总会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甚至是激烈的斗争。我们不认为“修昔底德陷阱”是历史的规律，但的确在历史上多次出现，在当代大国兴起中出现应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这个新发展阶段，我们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一方面是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空前提高，另一方面在世界上担起的责任、受到的关注、承受的压力也空前加大。这个新发展阶段正是所谓“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阶段。

二是基于客观的实际。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所存在的风险判断是：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 社会治理还有弱项。需要指出的是，中国面临的风险，不是理论分析的结论，不是逻辑推导的结果，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在国际方面，最近几年突出的问题是，中国面临陡然增加的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战略打压。一个时期特朗普政府的这种行为，甚至是极端的不择手段。出现这种情况，除了历史上大国 兴起的一般因素外，与中国崛起的特殊性质有关：中国是屹立于世界东方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作为 社会主义国家，首先面临中美两种制度之间的竞争。中国作为东方国家，还面临着中美两种文化之间的竞争。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主张文明交流互鉴，但美国等西方国家并不是这样，他们的逻辑是“历史的终结”，“文明的冲突”。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企图让我们党和国家改旗易帜、改弦易辙，企图以西方价值凌驾于中华文明之上、挤压中华文明。他们刻意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上挑起复杂而激烈的斗争，还在新疆、西藏、港澳台等一系列中国敏感的问题上进行无端挑衅。这几年美国挑起的中美纷争，领域不断蔓延，程度不断加深。从某种角度看，国际风险何止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更像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在国内方面，中国发展所存在的风险也不可小觑。中国这样超大规模的国家，用几十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工业化历程，这种高速的“并联式”现代化进程，巨大的辉煌中包含着巨大的挑战，众多的矛盾在时空上被压缩在一起。西方国家过去在“串联式”现代化中用几百年时间缓慢释放消化的经济发展问题、社会转型问题、环境生态问题，我们必须在短时间内加以化解，难度之大、风险之大不言而喻。

三是基于长期执政的警觉。长期执政是历史性难题，即所谓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不容易。在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夺取全国政权之时，毛 泽东与黄炎培1945年在延安窑洞就讨论了“历史周期率”问题，即中国共产党如何防止重蹈历代封建王朝从兴到亡的覆辙。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两个务必”要求，就是旨在防范执政风险。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是世界第一大共产党，已经连续执政70多年。世界上一个政党连续执政的最长时间记录也就70多年。苏联共产党就是执政70多年的时候亡党亡国的， 殷鉴不远！可以说，新发展阶段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共产长期执政的关键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清除党内存在的严重隐患，成效是显著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如何永远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如何实现长期执政，是我们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党面临的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具有尖锐性和严峻性，这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的大判断”，因此，“越是接近民族复兴越不会一帆风顺，越充满风险挑战乃至惊涛骇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安不忘危、存不忘亡、乐不忘忧，时刻保持警醒，不断振奋精神，勇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越来越重视防范风险，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民族复兴过程中存在“风险越来越大”的规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始终存在风险是一回事，风险是不是越来越大则是另一回事。总的来说，风险是波动的而不是线性的，有时风险大，有时风险小。认为风险越来越大，或者风险越来越小，都是简单化思维，也不符合历史经验。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历程来说，最危险是“站起来”之前，“强起来”理应是最为安全的阶段。我们国歌中悲怆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正是面临“亡国灭种”时“救亡图存”的呼声！当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人民初步富起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这才是对民族复兴大势的主流判断。不做如此判断，就不符合“强起来”的主基调，就会影响到我们对民族复兴的自信，就容易造成草木皆兵的心态。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我们面临的风险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不同时期的风险，其表现形式和程度不一样。新发展阶段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可能越来越多，面临的问题可能越来越复杂。邓小平曾指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全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我国发展起来后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大量的是新出现的问题。就国际而言，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不能不面对所有的全球性问题，从经济、 技术、文化到军事等；不能不同各种国家打交道，面对不同的种族、宗教、文化、民族、制度的国家。世界的复杂性决定了新时代中国国际问题的复杂性。“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发展起来的中国，日渐呈现“树大招风”的效应。

把风险估计得更足一些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取向。一个国家风险的大小，与客观存在的风险成正比，与主观对风险的认识成反比。对于客观存在的复杂的风险，我们要增强忧患意识、绷紧风险这根弦。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等，是中华民族治国理政的至理名言，是我们党从历史兴替中得出的重要经验。因此，越是接近目标，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的确，中国历史上就有盛世被打断的惨痛教训。唐朝出现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是那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但“安史之乱”使唐朝迅速由盛转衰。正是如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全党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  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发扬斗争精神，树立底线思维，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趋利避害，奋勇前进。”因此，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决定形成过程中，根据讨论意见补充了“国家安全等方面内容”，“把维护国家安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充实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等方面内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安全”二字创纪录地出现了66 次。

二、重点防控关键领域

民族复兴所面临的风险是全方位的。风险的全方位存在与我们治国理政工作的全方位进行相互关联。有哪些方面的工作，就存在哪些方面的风险；有哪方面的机遇，就存在哪方面的挑战。新时代我们的任务越复杂，我们面临的风险就越多越复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进入各种风险挑战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面临的重大斗争不会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国防和军队建设、港澳台工作、外交工作、党的建设等方面都有，而且越来越复杂。”还要看到，各种风险之间不是孤立的，很可能内外联动、相互交织、共生演化，形成风险综合体，产生连锁反应。新发展阶段防范风险，既要防范各个方面的风险，又要防范风险之间的叠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既指出“要聚焦重点，抓纲带目”，还指出要“着力防范各类风险挑战内外联动、累积叠加”。

防范风险要全面与重点相结合。我们面临的风险是多领域多层次的，有小风险，也有大风险；有已 经显露的风险，也有潜伏的风险；有影响当前的风险，也有长期存在的风险。各种风险都要防范，做到  不忽视一个风险，不放过一个隐患。同时，对不同的风险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取具体的对策。其中突出的是，“各种风险我们都要防控，但重点要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既要全面防范，也要重点防范，这是辩证法的要求，也是基本的工作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曾就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重大风险作出深刻分析，并提出明确要求。当前，要密切注意和重点防范一些关键领域的风险。

政治风险是第一位的风险。能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政治方向和发展道路是关键问题。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必须把巩固我们党长期执政地位和执政基础作为首要任务，必须把建设和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重大历史责任，必须把有效应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挑战作为重大内容。我们治国理政的根本，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人斗争的大方向，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凡是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风险挑战，只要来了，我们就必须进行坚决斗争，而且必须取得斗争胜利。

经济技术风险是正在上升的风险。经济和技术竞争是当前国际竞争中最重要的也是日趋激烈的方面，同时也是中国存在较大短板的方面。美国近年来挑起的对中国的贸易战、关键技术封锁，猛烈地敲响了安全警钟。在经济方面，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总体是好的，但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要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把握好节奏和力度，采取有效措施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全面落实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任务。“六稳六保”是我们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重要保证。要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这是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抉择，也是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加入国际大循环，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形成“世界工厂” 发展模式，对我国快速提升经济实力、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几年，随着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变化，逆全球化趋势加剧，有的国家大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传统国际循环明显弱化。在这种情况下， 必须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实现经济发展。还要注意的是，金融风险易发高发，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就是一夜之间的事情。“如果我们将来出大问题，很可能就会在这个领域出问题，这一点要高度警惕。”在科技方面，科技领域安全是国家安全日趋重要的组成部分。全球范围科技竞争进入空前激烈时期，谁能实现科技创新新突破，谁就能抢占未来经济发展的先机。关键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我国还面临重大科技瓶颈，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只有把关键新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民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要下定决心、保持恒心、找准重心，加速推动核心  技术突破。要加强重大创新领域战略研判和前瞻部署，强化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科技任务的统筹组织，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积极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全球性风险是最难预判的风险。全球风险具有关联性，经济全球化在给世界各国带来新的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风险全球化。全球化不仅是命运与共、利益相关，而且是风险与共、风雨同舟。“黑天鹅” 既可以从本土飞往他国，也可能从他国飞来本国；“灰犀牛”既可以潜伏在一国，也可能潜伏在多国。全球风险是最难预判的，因而也增加了防范的难度。一些国家的不负责任和利己主义，更加加重了国际风险和危害。过去几十年发生的几次金融风险，都造成危机外溢效应，波及许多地区和世界。新冠肺炎疫  情再次表明，病毒无边境，防不胜防，短时间内演化为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人类生产和生活。

防范风险还要着力防范各类风险挑战内外联动、累积叠加。当下中国社会各种矛盾风险相互交织、 相互作用，如果防范不及、应对不力、处理不当，就会传导叠加、演变升级，可能使小的风险发展成大的风  险，局部的风险发展成系统的风险，国际上的风险演变为国内的风险，经济、社会、文化、生态领域的风险转化为政治风险，最终危及党的执政地位、危及国家安全，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就可能被迫中断。因此，要对各种风险采取阻断和隔离措施。要落实国家总体安全观，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努力减少各方面的风险，同时要通过及时防范、守土有责等多种措施，防止风险的蔓延和失控。

三、系统谋划行稳致远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根据新的实践需要，形成一系列新布局和新方略，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在这个过程中，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  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事物及事物各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整个  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也是相互作用的系统。坚持唯物辩证法，就要从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去把握事物，去认识问题、处理问题。”系统观念就是应用系统思维分析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从整体上把握事物发展规律的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对我们工作提出的基本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给我们的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新发展阶段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经济社会发展中矛盾错综复杂，必须从系统观念出发加以谋划和解决，全面协调推动各领域工作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 做好防范风险工作。

以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对于客观存在的风险，主观上如何对待十分重要。对待业已存在的重大风险，如果众志成城应对得当尚可“挽狂澜于既倒”；对待“风起于青萍之末”的潜在风险，如果麻痹大意疏于处置则可能酿成大错。因此，对待风险要有草摇叶响知鹿过、松风一起知虎来、一叶易色而知天下秋的见微知著能力，对潜在的风险有科学预判，知道风险在哪里，表现形式是什么，发展趋势  会怎样。这特别要注重底线思维，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中量变与质变的原理、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关系，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中不断砥砺，内化为中国共产党鲜明的执政品格。坚持底线思维，把困难和挑战估计得充分一些，把应对各种复杂局面、意外情况的预案做得周密 一些，充分估计最坏的可能性，才能遇事不慌、临危不乱。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底线思维的生 动实践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木桶有短板就装不满水，但木桶底板有漏洞就装不了水。我们既要善于补齐短板，更要注重加固底板”。在新发展阶段，要以底线思维补齐“短板”，着力加强短板建设、夯实弱项基础，防止落后领域的发育不良而拖后腿，影响民族复兴的大局；更要用底线思维加固“底板”，把 握好根本性、方向性、决定性问题，坚决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防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被打断。

以斗争精神应对风险挑战。自信是民族自立的前提，也是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重要基础。每当遇到重大风险挑战，都是对有无自信的现实考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   自信，是我们战胜风险挑战的“主心骨”和“定海针”。坚持底线思维，把困难想得充分一些，把风险估计    得严重一些，并不是说要自己吓自己，更不能因此真的吓倒自己。有自信，再大的灾难，我们也能战胜； 没有自信，小问题也会造成大困局。坚持底线思维，不是守摊子、看地盘，消极懈怠、无所作为，而是立足底线、追求高线。既要“稳”，也要“进”，要敢于担当，主动出击，化危为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需要有充沛顽强的斗争精神”，要敢于担当、敢于斗争，保持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和发展的历程充满着斗争的艰辛。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改革开放、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的。要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任务，必须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我们“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 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至少要 伴随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要以“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顽强意志，应 对每一场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要依靠制度体系防范风险。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 也能够在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中发挥巨大威力。面临风险挑战时要赢得主动，就要有一整套系统严密  的战略和举措。在宏观制度上，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始终起着基础性、关键性作用。新中国成立70  多年来，我们运用这种制度威力，战胜了各种风险挑战，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 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在新发展阶段，有效应对日益复杂严峻的风险挑战，必须更加充分发挥制度优势，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在具体制度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我们要完善风险防控机制，建立健全风险研判机制、决策风险评估机制、风险防控协同机制、风险防控责任机制，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防范风险既要靠制度，也要靠能力。增强驾驭风险本领，是全面增强执政本领的重要内容。执政本领的强弱，有多种衡量的要素，但驾驭风险本领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尺。如果驾驭风险本领不强，或者缺乏驾驭风险本领，就可能在风险来临前麻痹大意，风险来临时手足无措，风险处置中麻木不仁。要不断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开拓新视野，增强发现风险、 认识风险、化解风险的本领。

要在发展中应对风险。要科学统筹安全与发展，始终把国家安全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来把握。安全与发展从来不是一对矛盾，而是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要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既要善于运用发展成果夯实国家安全的实力基础，又要善于塑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环顾世界，动荡的地区总是民不聊生，而这种种问题反过来又加剧地区动荡，最终陷入恶性循环；与之相对的是，安全稳定的地 区，人民有安全和幸福感，这又进一步推动社会进步，促成了安全与发展的良性循环。事实证明，贫瘠 的土地上长不出和平的大树，连天的烽火中结不出发展的硕果。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一切矛盾的根本手段，不发展才是最大的风险。新发展阶段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这是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 关键。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积累的坚实国力，是我们从容应对惊涛骇浪的深厚底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任务艰巨，前景光明，只要坚定不移地把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良好态势发展下去，把党的十九大 以来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下去，我们就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行稳致远而达到成功的彼岸。

来源：《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