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第二个结合”比对的是“第一个结合”，“又一次思想解放”比对的是“第一个结合”所产生的思想解放，针对的是过去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不正确认识。“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要求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要锚定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任务，以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为出发点，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落脚点，着眼于新时代治国理政，把握好结合的辩证法。

关键词：“第二个结合” 思想解放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1]。这个重大论断内涵丰富、意味深长，需要我们认真思考、深刻把握。

“又一次思想解放”的比对和针对

“两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这个论断让人很自然联想到与“第一个结合”、与之前的思想解放的对比。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从第一次思想解放到又一次思想解放，做这样的理解，语义上才是最为对称的，句式上才是最符合中文习惯的。

“第一个结合”所产生的思想解放

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个结合”的确产生了一场思想大解放。十月革命炮声所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孕育了中国共产党。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受到苏联的强劲支持，因而当时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对中国革命的认识都不能不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影响。在一个时期内，我们党受到教条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地对待苏联经验的束缚，王明、博古等就是这种影响的理论和实践的代表人物。那时脱离了中国实际的理论，说起来引经据典、慷慨激昂，却不能很好认识中国问题，对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的错误和巨大的损失。党的历史上出现右倾和“左”倾错误，都与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有关，都与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有关。

毛泽东同志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2]这“第一个结合”将我们从教条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从本本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致力于从中国具体实际中进行探索。我们党在这“第一个结合”中，解决了中国革命道路问题，找到了一条不同于苏俄的、适合中国自己国情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解决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问题，在一个无产阶级占少数、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强调把思想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无论出生于什么阶级，入党首先要在思想上入党。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尝试“再次结合”，以苏联为鉴戒，初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正确处理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各种重要关系，统筹推进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总体而言，毛泽东思想是“第一个结合”的产物。

以前和新近的思想解放

如果不拘泥于“两个结合”限定，就更广义的思想解放而言，“又一次”可以是相对以前的思想解放，尤其是上一次的思想解放来说的。这种广义的理解，尽管针对性不是很精准，却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的确，人类历史上有过很多次大的思想解放。世界近代史上，文艺复兴是一次思想解放，启蒙运动也是一次思想解放，它们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中国近代史上，社会剧烈的转型中伴随着多次重要的思想激荡，维新变法是，辛亥革命是，而高举“民主”“科学”的新文化运动更是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

回顾新近的思想解放，则聚焦于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历程。邓小平同志曾严肃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3]20世纪70年代末，以真理标准讨论为标志，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荡涤对其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开启了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世纪90年代初，在国内外复杂的形势下，在改革开放向何处去的紧要关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围绕社会主义本质这个根本问题，对一系列当时困惑人们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了新的回答，成为又一个思想解放的宣言书，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新的阶段。

关于如何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解放

比之“第一个结合”引发的思想解放，“第二个结合”引发的又一次思想解放，所主要针对的是“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思想解放就是摆脱禁锢，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误解和迟疑中解放出来。

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和政策，有过复杂的、曲折的过程。一方面，我们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4]毛泽东同志甚至还说：“孔夫子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是革命党，到处参加造反。说孔夫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是孟子讲的。其实当时孔夫子周游列国，就是哪里造反他就到哪里去，哪里想革命他就到哪里去。所以此人不可一笔抹煞，不能简单地就是‘打倒孔家店’。”[5]毛泽东同志在许多讲话中，引用过孔夫子的思想、儒家的思想、诸子百家的思想，诸如用“愚公移山”说明革命任务，把“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等等。另一方面，我们在理论上对传统文化总体上是批判的，在实践上更有过火的、损害的行为。历史唯物主义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分析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实质，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6]。《共产党宣言》中提出著名的“两个决裂”的论断，即：“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7]中国传统文化毫无疑问属于“传统的观念”，本质上代表的是历史上统治阶级的利益，因而我们总体上对其所采取的是批评的、革命的态度。无论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还是民主革命中针对国民党“尊孔复古”的批判，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批林批孔”等，都是对以孔子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持批判态度。在曾经的“破四旧”运动中，对历史文物所造成的损失是空前的，包括孔府孔庙等遭到了严重破坏。这些都是我们必须正视和反思的历史。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华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刻的、更全面的认识。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山东曲阜考察，在孔子研究院同有关专家学者代表座谈中表示：“中华民族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一定能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我这次来曲阜就是要发出一个信息：要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讲话中指出：“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8]，这是极为重大的政治判断。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两个结合”。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是我们党的一次重大理论创新。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9]这其中的“两是”“三表明”深邃精辟、意境高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又一次思想解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第二个结合”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10]。对于这个思想解放，我们要着重把握思想解放的目标，以及思想解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又一次思想解放”要锚定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任务

思想解放不是随心所欲、无的放矢，而是有强烈问题意识、使命意识。在某种意义上，思想解放本身不是目的，不是为解放而解放，不是搞意识上的“内循环”，而是通过思想解放，以思想的引领带动实践的创新，更好地完成使命任务。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解放，从最本质来说都是为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通过不断解放思想，探寻革命、建设、改革的规律，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不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新时代，在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关键时期，我们党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又一次思想解放就是为了完成我们的中心任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聚焦于、服务于中心任务的思想解放，才是方向正确的解放、精准高效的解放。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理论和实践创新的焦点，又一次思想解放要着重在这个方面发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个“中国特色”不能不深深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坚持“第二个结合”，以科学的态度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拥抱新时代的现代化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而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

“又一次思想解放”要以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为出发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鉴古知今，从历史的延长线中理解现实、预判未来。从思想史上看，中华传统文化大体经历了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两汉经学兴盛、魏晋南北朝玄学流行、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发展等几个历史时期。这些时期各具风采而文脉相承，是当代文化赓续的基础。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特性，才能萃取精华，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华传统文化极其庞大、非常复杂。如何看待中华传统文化，如何分清其中的精华与糟粕，既是重大的政治命题，又是复杂的学理难题，长期争论不休、难有共识。须知，我们解放思想的出发点，不是所有的传统文化，而是其中的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11]很显然，我们所要的结合，是同优势结合，而不是同劣势、缺点结合。优秀传统文化也很多，要更聚焦于其突出的特性。习近平总书记概括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包括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些既是结合的出发点、立足点，也是结合成果的生长点。我们从连续性中，坚定文化自信，坚定走自己的路；从创新性中，勇于面对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从统一性中，坚定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从包容性中，坚持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从和平性中，坚持立己达人，坚持合作、不搞对抗。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和列举，全面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要素，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的确，“像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12] 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结合的内在基础。

“又一次思想解放”要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落脚点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13]同时，“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4]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大任务，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这要求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使之中国化时代化，这是“两个结合”的落脚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15]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个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16]结合的结果，不仅要让马克思主义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就马克思主义。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通过结合，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穿中国衣，实现“两通”，即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夯实“两基”，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通过结合，让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新时代得到更充分检验，让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更充分贯彻，让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21世纪得到更充分彰显。

“又一次思想解放”要着眼于新时代治国理政

国家治理不是“飞来峰”，而是拥有悠久绵延不断历史，内嵌着深厚的“道统”“政统”。历史虽然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但总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出现在当今人们的生活之中。评价一个制度、一种力量是进步还是反动，重要的一点是看它对待历史、文化的态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古代的成功经验，我们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17]

新时代，治理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变化迅速的、复杂的国家，不可能简单复制国外的经验，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深植于中国的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18]中国在人类发展几千年文明史上，曾经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不断积累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诸如集中统一的朝廷制度、郡县制度，选贤任能的科举制度、监察制度，等等。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文化传统有深入了解，需要对我国古代治理的经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打通中国治理上的历史血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又一次思想解放”要把握好结合的辩证法

认识到“两个结合”不容易，而将之落实落细更不容易。不结合不行，生硬的结合、机械地结合也不行。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拿捏精准需要辩证法。

一方面，结合不是文化复古主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复杂的对象，哪些是优秀的，哪些是糟粕的，哪些应该继承和弘扬，哪些应当批判和抛弃，需要更为深入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毛泽东同志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的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19]将中华传统文化视为一个整体、不分青红皂白唱赞歌，就不是好的结合。厚古薄今，搞文化复古主义，以儒学作为指导思想等等，这些不是“第二个结合”，而是“第二个结合”所要划清的界线，所要克服的现象。结合不是向后看，而是向前看，致力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以“双创”来衡量结合的好坏。

另一方面，结合不是搞拼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者如果完全不同，就结合不了，风马牛不相及，拉郎配是不行的；两者如果完全相同，就用不着结合，直接相加和代替就行了。结合的基础是契合，契合总的来说是不同之中有相同点。这些契合，有的是世界观方法论的契合，如辩证法等；有的是价值上的契合，如人民性等；有的是具体结论上的契合，如集体主义、共同富裕等。两者相同方面是结合的链接点，没有相同就不能结合。两者不同的方面对于结合更有意义，这正是使两者互相成就的地方。相同方面的相得益彰，不同方面的取长补短。这种结合不是简单的物理结合，而是更高、更深的化学结合、有机结合、生物结合，结合的结果“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20]。

【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贡献研究”（项目号：21&ZD001）、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科学体系研究”（2023）阶段性成果】

注释

[1][9][10][16][20]《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2023年6月3日，第1版。

[2]《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8页。

[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4][19]《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534页、第707—708页。

[5]《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页。

[6][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8页，第421页。

[8][11]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3页、第11页。

[1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70页。

[1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3页。

[1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315页。

[15]《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人民日报》，2023年7月2日，第1版。

[17]《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 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4日，第1版。

[1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19页。

来源：《国家治理》2023年7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