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是21世纪伟大的社会主义创新事业。在推进这一事业的创新发展中,中国共产党人创立和确立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党中央和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主要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指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向指引和根本遵循。关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一般理论贡献问题,理论界和学术界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用其他绿色思潮尤其是生态中心主义诠释这一理论创新成果的倾向,有可能误导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因此,必须进一步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逻辑来完整准确地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贡献。按照这一“守正创新"的科学方法论原则学习和研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就可看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典范,对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卓越贡献。

人类既生活在社会中又生活在自然中,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重大议题,是一切思想理论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生态文明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积极进步成果的总和。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回答这一议题的唯一科学体系。在全球性问题日益严重的21世纪,更需要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对之作出创造性的回答。

2.1  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议题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实质和危害何在?面对这一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作为资本主义内生危机的生态危机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危害到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身体健康,必须将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双重和谐作为共产主义的任务和目标。在此基础上,他们科学而系统地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生成、系统构成、发展演化、社会实质、未来前景等问题,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习近平指出,今天纪念和学习马克思,就是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搞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我们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来指代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是我们党提出和形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基础。

2.2  国外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固有局限

在21世纪,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全球性问题的实质和危害何在?面对这一问题,各种理论和思潮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其中涉及马克思主义是否存在生态思想的问题。围绕着这一疑问,形成了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潮。以福斯特和柏克特为代表的一派,以马克思主义文本为基础,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断裂,是造成全球性问题的最终根源。只有按照“马克思的生态学",人类才能摆脱困境。但是,这一流派的思想没有成为战胜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革命方略和革命行动。以奥康纳和科威尔为代表的一派认为,马克思主义存在着生态学空白,因此,生态社会主义就是用社会主义方式实现可持续性。这种“回到了生态稀缺性和自然极限的论点,承认其比马克思(或者多数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具有更加根本的意义";这“看起来常常是向资本主义论点的悲哀投降"。因此,我们不能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红绿"思潮作抽象的类比。

2.3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创新

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同样遇到了如何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面对这一时代课题和现实难题,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淤,在大规模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基础上,在贯彻和落实计划生育、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基本国策的基础上,在贯彻和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础上,中共十七大拓荒性地提出了生态文明的科学理念,中共十八大将生态文明纳入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中。在这个问题上,尽管一些国外学者偶尔使用过生态文明概念,但是,只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才将生态文明确立为世界上人口大国、发展中大国、社会主义大国的治国理政的科学理念和重大方略。相比之下,生态中心主义和生态后现代主义等“深绿"思潮只是西方国家一些有产者的生态诉求。因此,用“深绿"思潮诠释和引导生态文明存在着误导生态文明建设的危险。其实,生态文明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创性贡献。这同样具有典型的世界文明论的意义和价值。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就是在此基础上开拓创新的科学成果。

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实现生态文明领域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简称为“生态治理现代化")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大使命。按照中共十八大的精神,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实现生态文明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任务,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完善生态文明领域法治的战略任务,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绿色发展的科学理念,中共十九大提出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方略,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管理体制的制度安排,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立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战略安排。同时,《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写入了生态文明的科学理念,党中央作出了一系列顶层设计方案,制定出台了40多项涉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改革方案,习近平作了《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等一系列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讲话和批示。由此,促使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了一系列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深刻变化,推动我国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在此基础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应运而生。

总之,面对21世纪的生态文明建设课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中国共产党人创立和确立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人类实践总是在一定“实践观念"指导下的能动创造过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是在科学的生态文明理念指导下的创新事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生态兴则文明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美丽中国全民行动、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等八项原则。这“八个坚持"构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内核",集中体现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

3.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自然观

自然观是影响人与自然交往行为的首要思想要素。近代以来,机械自然观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自然观。受其影响,支配自然的观念取得了压倒性胜利。这是造成生态危机的重要思想根源。在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在承认和肯定自然的先在性、条件性和客观性的前提下,马克思、恩格斯将自然观的重心放在“人化自然”上,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是一种具有“一体性”的系统存在,将这一系统看作是一个不断社会建构的历史过程。从而开启了生态自然观的发展方向。在一般意义上,“真正的现代的自然观是生态的或者辩证的”。生态自然观就是从人与自然的整体性、有机性、系统性的角度把握自然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自然观。生态自然观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重要维度和重要贡献。

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为指导,按照综合创新的方式,习近平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科学理念,将人与自然看作是一个具有内在关联的活生生的生命系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要求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为现代化建设的新格局和新方向;最终,要将宁静、和谐、美丽还于自然,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诗意地栖居,按照美的规律生活和生产。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生态思维。生态思维就是承认人是自然系统的组成部分,并与周围自然界密不可分。可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不仅在自然观上超越和整合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而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这样,“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科学的生态自然观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的“绝对命令”,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以“生命共同体”为哲学根基的科学的自我建构和创新的过程。

3.2  “生态兴则文明兴”的生态历史观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不断的社会建构过程,自然观和历史观是世界观不可分割的两个重要部分。但旧唯物主义根本不懂得“自然的历史”和“历史的自然”的统一。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将这一“历史科学”看作是他们知道的一门唯一的科学。他们认为,历史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两个方面。只要有人类存在,二者就处于不可分割的关系当中。这就意味着,“人类史是自然史的一部分,但不是被其包含在内,也就是说社会镶嵌在自然之中并依赖自然……当自然和社会在协同进化的发展中持续转变时,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进而,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了自然观和历史观、自然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的统一。这样,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具有环境史学的实证科学意义,而且具有生态历史观的哲学思维价值。生态历史观是从人类史和自然史相统一的高度把握人类文明演进规律的历史哲学视野。

以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出的人类对自然的盲目行为必然会导致自然对人进行报复和惩罚的科学论断为指导,以人类文明史上存在过的由于生态恶化导致文明灭绝的客观历史事实和历史事件为依据,习近平深刻地阐明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科学理念。生态马克思主义也看到,“历史融于自然而存在,自然灌注历史其固有价值”。习近平进一步提出,保护生态环境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和共同责任,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繁衍不息的根本大计或千年大计,生态环境问题是关系民生福祉的重大社会问题,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样,就科学指明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和战略意义。当然,我们必须立足人类实践的发展来看待这一问题。显然,“生态兴则文明兴”的理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历史观,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的科学原则。

3.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观

为了避免自然商品化带来的危害,马克思认为自然与资本无涉。但是,针对拉萨尔主义将劳动看作是财富唯一源泉的错误观点,马克思提出,劳动不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劳动加上自然界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持有同样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引用他人的话指出,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在他们看来,自然通过影响劳动生产率,参与到了价值的形成和增值当中。在文化发展初期,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意义;在文化发展较高阶段,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意义。可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可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生态视角”。这样,就为构建科学的生态经济学提供了理论指导。

以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价值论为理论基础,以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协调环境和发展关系的宝贵经验为基础,借鉴生态经济学的发展成果,习近平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理念,认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正如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一般方式一样,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是实现绿色发展和生态治理的一般经济手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承认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是实现外部问题内部化的重要机制和选择。当然,我们必须反对新自由主义主张让资本逻辑支配绿色发展和生态治理的错误做法,也要坚决反对不问“姓社姓资”的单纯生态现代化那样的绿色资本主义(生态资本主义)。这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价值论,而且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发展观或绿色发展观,成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

3.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生态价值观

为了谁、依靠谁、造福谁,是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既是区分唯物史观之群众史观和唯心史观之英雄史观的根本标尺,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这同样适用于人与自然关系领域。例如,在西方传统的马尔克制度中,穷人拥有到公共林地中捡拾树枝用以炊事和取暖的天然权利。但是,随着私有制的出现,林木所有者将之看作是盗窃。对此,马克思义正辞严地指出,枯枝并不是林木所有者的财产,必须为穷人要求习惯法。显然,这是维护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生态环境权益的正义之举。按照这种立场,不应该以生产甚至自然为中心,而应该以人尤其是以穷人为中心。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以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中心的生态价值观。生态价值观就是关于生态文明的价值立场和价值取向的观点,核心问题回答生态文明建设问题上为了谁、依靠谁、造福谁的问题。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根据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我们党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要求将之贯穿到生态文明建设中。习近平反复强调,良好的生态环境具有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和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性质和特征,必须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和共享发展的科学理念贯彻和落实到生态文明建设中,必须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的统一。我们要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和坚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不动摇有机统一起来,既要生产和创造更多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又要生产和提供更多的优质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生态环境需要尤其是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同时,要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显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绿色资本主义截然分开了。这样,“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冶的科学理念,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根本价值取向。

3.5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方法论

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式的机械治理方法是影响生态环境治理成效的重要方法论根源,因此,亟须回到自然辩证法当中。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自然界是一种系统性存在的过程。自然系统是一个由各种客观存在的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这里的物体包括所有的物质存在。显然,马克思主义“将自然看作是具有自身辩证‘规律爷特征的内在关系系统"。这样,马克思主义也开启了系统自然观的科学发展方向。系统自然观就是将自然看作是一个系统的自然观,就是从系统视野出发把握自然的自然观。系统自然观同样具有普遍科学方法论的意义,要求以系统论的科学视野审视和把握自然界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以系统工程的科学方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治理现代化。

以马克思主义系统自然观和系统方法论为指导,借鉴和吸收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的科学成果,在生态系统概念和方法的基础上,习近平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人的生命的源头和保障就在于这个生生不息的有机链条当中。正是在山水林田湖草通过相互依赖构成的物质、能量、信息的不断循环过程中,人才能通过劳动获得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才能维系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必须“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这样,“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科学理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系统自然观和系统方法论,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科学方法论选择。

3.6  “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生态治理观

生态环境管理是国家管理的重要职能。早在1847年,恩格斯就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将会加强生态环境方面的管理。在农村,将开垦一切荒地,对已经开垦土地的土壤进行改良;在城市,将拆除一切不符合卫生条件的、建筑得很坏的住宅和市区;就城乡关系来看,将避免二者的缺点和局限,将双方生活方式的优点结合起来。针对拉萨尔主义“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的错误言论,马克思指出,在劳动所得中应该扣除用来应付安全事故、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在十月革命胜利不久,列宁就签署过一系列保护原料产地和自然保护区的法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实践中,将生态环境管理确立为国家的社会管理的重要职能,由此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治理观的问题。生态治理观就是关于科学管理人与自然关系领域的公共事务的观点。

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管理学说为指导,在总结无产阶级政党的治国理政经验尤其是生态环境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借鉴西方相关做法和经验,我们党创造性地提出了实现生态治理现代化的任务。习近平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坚持依靠制度和法治,必须用最严格制度和最严密法治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围绕着这一点,通过明确将生态文明写入党章和宪法,通过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纳入党的基本路线中,我们使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全党和全国的共同意志和共同行动。同时,按照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原则,从决策制度、执行/管理制度、责任制度入手,我们建立和完善了资源、环境、生态等方面的制度,坚持既管事又管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从管物的角度,必须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健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从管人的角度,必须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显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确立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治理观,使“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冶成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

3.7   “建设美丽中国全民行动"的生态群众观

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在这方面,巴黎公社证明普通公民有能力组织起来,并以一种直接、民主且非暴力的方式发挥其自身的力量;这当然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普通民众为掌管社会所付出的努力,却是最著名的;从时间深处中,可以看到最初的无产阶级社会。其实,这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为了战胜经济上的困难,工人阶级自觉地发起了“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冶,充分展示了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和创造的。在我国,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自觉地创造了一系列保护生态环境的可歌可泣的事迹。1973年,我国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冶确定为我国环境保护的方针。这样,就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依靠人民群众保护生态环境的社会主体观———生态群众观。这是将人民群众作为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建设生态文明主体的基本观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继承我国全民义务植树的光荣传统,习近平连续多年与首都人民一道参加义务植树,高度肯定余村、塞罕坝、右玉、库布齐、八步沙等人民群众改善生态环境的宝贵经验。他指出:“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要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在坚持资源公有和共有的前提下,必须形成共建的机制,动员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形成共治的机制,让人民群众积极投身到生态治理现代化中;必须形成共享的机制,让人民群众共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为此,不但要重视发挥生态环境民间团体的作用,更要充分发挥基层民主组织和人民团体的作用。不但要发挥群体的作用,而且还要发挥个体的作用,通过生活方式的绿色化形成倒逼生产方式绿色化的机制。这样,群众运动遂以中国特色的环境运动和生态治理的模式,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从而使“建设美丽中国全民行动"成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

3.8  “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全球观

建设生态文明关乎全人类能否有一个可持续的未来。借鉴黑格尔世界历史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确立了科学的“世界历史"观。世界历史是基于普遍交往而形成的世界一体化的历史趋势和历史格局。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资本主义在开拓世界历史的过程中掠夺世界资源、转移环境污染、破坏世界生态安全,这样,就使生态环境问题扩散成为全球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肯定世界历史进步作用的同时,也充分揭露了其消极和破坏的方面。在世界历史的基础上,随着金融资本在全球取得支配地位,全球化应运而生。尽管如此,全球化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方向。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全球化得以加强。今天,生活在地球村中的人们成了命运共同体。因此,人类应该以合作共赢的方式处理包括全球生态治理在内的全球事务,而不能以邻为壑,更不能嫁祸于人。因此,“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这样,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全球生态治理观的问题。这是关于科学处理全球生态治理公共事务的观点,可简称为生态全球观。

从全球性问题的客观存在和现实危害出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将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作为基础,将共同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作为目标。为此,“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中国积极履行自己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国际责任和国际义务。例如,中国不仅是世界上第一个推出可持续发展国家战略的国家,而且是世界上率先发布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的国家。中国出台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积极促进《巴黎协定》的通过和生效。2015年,中国宣布建立规模为200亿元人民币的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中国还提出了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的倡议。可见,与美国的逆全球化举动和拉美的反全球化运动不同,基于国际主义、理性主义、现实主义,中国坚持积极引导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绿色的方向发展。毫无疑问,“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在当下的国际正义追求,其底线要求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达成生态环境方面的责任和义务的平衡。

在总体上,“八个坚持"分别从自然观、历史观、发展观、价值观、方法论、治理观、群众观、全球观等方面明确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集中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从而奠定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内核冶。进而,围绕着理论内核,习近平还进一步深刻而系统地揭示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生态文明体系的构成、绿色化和绿色发展的现实路径、实现空间资源能源环境生态可持续性的系统任务、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纲领冶。在“理论内核"和“科学纲领"的基础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拓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

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开放性等性质和特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回答了生态文明建设这一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生态文明领域发展了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4.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性和真理性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来源于其科学性。相信在人的头脑之外存在着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界,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和前提。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指出,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实践,必然招致失败。因此,尊重自然和自然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基本要求和体现。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世界观,其来源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理性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科学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客观规律,提出了生态文明的科学理念。在此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为基础,针对我国现实中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习近平反复强调,必须尊重自然规律,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不要试图征服老天爷,这样,才能避免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和惩罚,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得不偿失。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这样,就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使生态唯物主义成为科学唯物主义的表现和表征。显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夯实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基础。

4.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阶级性和人民性

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来源于其阶级性。就生态危机形成的根源来看,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揭示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对立和对抗为特征。中国马克思主义始终强调,中国现代化必须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先污染后治理的弊端。以发生在西方社会的“八大公害事件"为批判对象,习近平要求我们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进行深刻反思。在这个问题上,与生态后现代主义诉诸现代性批判、生态中心主义诉诸工业化批判截然不同,马克思主义首先诉诸资本批判。我们必须从社会主义目的和本质的高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这样,才能彻底克服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从协调和优化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取向来看,由于作为资本主义总体危机的表现和表征的生态危机首先严重威胁到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正常生存,因此,马克思主义要求通过消灭私有制,实现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统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强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从造福人民群众的高度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习近平进一步指出,必须加快推进生态环境治理、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努力实现共享发展和公平正义。显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创造性地运用于生态文明领域,确立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

4.3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性和创造性

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来源于其实践性。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领域,与实践的唯物主义完全一致,马克思提供了一种谨慎的建构论,始终强调人类实践的重大作用,同时对自然条件、进化变异和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相互作用保持较强的判断力。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科学地转化为社会主义实践,推动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生态环境保护运动。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号召,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以创新发展推动绿色发展,发起了污染防治攻坚战,大力推动以绿色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实现了生态文明的实践创新;我们大力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大力建立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积极推动生态文明领域行政体制改革,积极推动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实现了生态文明的制度创新;我们提出了生态文明领域的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方略,实现了生态文明的理论创新。在此基础上,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创新成果之大成,我们党形成和确立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样,就明确开辟出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新领域,弘扬了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

4.4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时代性和开放性

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来源于其时代性。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已经到了压力叠加和负重前行的关键期、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攻坚期、有条件有能力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的窗口期。立足于这一时代背景,放眼于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光明未来,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习近平强调,必须将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统一起来,实现创新发展。一方面,中华民族向来有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的传统,形成了优秀的生态文化,今天,应该使之实现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化基因。例如,在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将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冶命题转化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理念。另一方面,经历生态危机之痛的西方,在生态文化和生态治理上形成了一系列可资借鉴的经验,因此,我们要放宽视野,吸收这些有益成果,使之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服务。这样,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有机地统一起来,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

可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生态文明问题上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阶级性和人民性、实践性和创造性、时代性和开放性有机地统一起来,彰显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品格。

我们要按照慎重的科学态度,来研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贡献,起码应该坚持诠释学的“诠释循环"的原则,坚持“以马解马"“以习解习"。笔者曾经提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新发展,是中国特色的绿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新典范,开启了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发展的新征程"。今天,随着党的十九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随着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正式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迫切要求我们进一步按照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逻辑来研究和确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贡献。通过这样的考察,笔者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辟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扩展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疆域和理论视野,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卓越贡献。(注释及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