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化过程中彼此联系、相互交往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历史从民族的历史走向世界的历史的必然产物，它与西方“普世价值”有本质上的区别。我们要认清西方“普世价值”的虚伪性、危害性，坚定“四个自信”，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西方“普世价值”的本质

“价值”这个哲学概念在东西方语境中有不同涵义。马克思主义认为，这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06页），反映的是人的需要同事物属性之间联系的“种概念”。具体来说，某物（或观念）对人有意义，能满足人的需要，它就有价值，反之就没有价值。某物（或观念）对人有没有价值或者价值的大小取决于人的主观判断，以及满足人的需要的程度。所以“价值”本质上属于人的一种认识，是人的思维活动的产物。

从具体性来看，对某物（或观念）的价值认识彼此之间是因人而异的。这种现象普遍存在，是由具体的人的个性、阅历、经验、倾向等因素决定的。千篇一律的价值认知，现实中并不存在。在阶级社会，阶级利益的差异与对立，决定了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价值认识，特别是反映人与人社会关系的价值观念，比如社会的经济观、政治观、思想文化观，都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这是“价值”认识的具体性在阶级社会中的表现。

从历史性来看，对同一事物（或观念）的价值认识，不同时代的人们有不同的看法，每个人在不同成长阶段也会有不同的看法。1847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方式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形成都是不断运动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2页）社会发展历程充分表明，西方“普世价值”不是人类历史的必然产物，而是违背历史常识的虚假观念，是辩证法的对立面，注定没有生命力和前途。

西方国家把“普世价值”凌驾于全人类及一切时代之上，作为指引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这在思想方法上是唯心主义的表现，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处。黑格尔认为，整个世界是“绝对观念”的“外化”和产物。这种“精神”是独立于我们所有人的，甚至独立于所有事物，它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出现以前就存在。所有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事物或现象，不论山川河流、动物植物、人类社会，也不论人的精神意识活动，这一切物质的精神的活动都是“绝对精神”自我展开、自我实现的结果。说到底，这个世界是精神创造的世界，“绝对精神”是世界的本源。所不同的是，“绝对精神”说明世界本源问题，属于世界观范畴。

抽象的人性不能作为西方“普世价值”存在的根据。有观点认为，人类有向上向善的天性和理性，在天性和理性的驱使下，逐渐形成超越时代和地域限制、与全人类共生共存的“普世价值”。人类固然有向上向善的天性和理性，但这种天性、理性从来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在阶级社会是有阶级性的，并不存在超阶级的、永恒的、“普世”的人性。从抽象的天性、理性出发，而不是从具体的实际出发、现实的人出发，这些天性、理性的光辉虽然看似美好，但因脱离实际、找不到正确路径，也无法从愿望变成现实，从“应然”变成“实然”。

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也不是“普世”的。首先，这些价值观都是历史地形成并趋于消亡的。西方价值观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但从近代以后才开始系统化，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价值。另外从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看，资本主义价值观终究要被更先进更文明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所取代，同历史上其他剥削阶级的价值观一样，迟早淹没于人类历史长河中。其次，价值观决定于经济基础，西方价值观反映资产阶级利益，是资产阶级利益诉求在价值观上的体现，不可避免地带有鲜明的阶级性。它既不是反映西方社会大多数民众意愿的价值观，更不是反映全人类利益和诉求的价值观。社会主义国家主张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其内涵和属性与西方社会有着本质的区别。我国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总结提炼出来的，反映全体中国人民意愿并得到中国人民普遍认同。仅仅因为字面相同就认为西方价值观是得到世界普遍认同的“普世价值”，是站不住脚的。

二、“普世价值”是西方瓦解非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工具

“普世价值”源自西方宗教观，起初是伦理领域的一种思潮、实践，倡导某种普遍接受、广泛认同的伦理观念或道德规范，后被引入哲学领域、政治领域，并与西方统治集团的政治需要结合起来，成为美西方国家向非西方社会推行资本主义价值观、瓦解非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工具。如弗朗西斯·福山声称西方的自由民主是“普世的和有方向性的历史理念”，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奥巴马政府更是把推广“普世价值”提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

西方“普世价值”思潮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其流行泛滥的一个重要国际背景是苏联东欧国家刚发生剧变、解体的悲剧，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瓦解。这既是美西方国家梦寐以求的“不战而胜”的巨大成果，也是美国称霸世界、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大好时机。为实现这一蓄谋已久的战略梦想，美国带头制造舆论，鼓吹“普世价值”。2010年5月，奥巴马政府明确宣布美国的一项“持久利益”是“在美国国内和全世界尊重‘普世价值’”。同年年底，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把尊重“普世价值”作为美国重塑世界格局的重要方针。2013年1月18日，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围堵中国的所谓“东南亚外交新五项原则”，其中第一项就是巩固和普及“自由民主、基本人权”等西方“普世价值”。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继续鼓吹“普世价值”。2021年3月13日，他在主持与日、印、澳三国领导人的“四方安全对话”时表示：我们重申承诺，即确保我们的地区受国际法管辖，致力于维护“普世价值”，以及免受胁迫。

美西方国家以“普世价值”为思想武器，把自己的价值观凌驾在别国文明文化之上，强迫别国政府和人民接受，肆意干涉别国内政。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冷战结束后，美西方国家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以及西亚、北非等国家策动的“颜色革命”，对伊拉克、南斯拉夫联盟、阿富汗、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发动的一系列战争，包括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破坏颠覆活动，都是向世界推广西方“普世价值”的“杰作”，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无尽灾难。美西方国家入侵阿富汗20年，导致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有10多万阿富汗平民伤亡、400万阿富汗人流离失所、270万阿富汗人逃往海外，其中很多是妇女儿童。战争给阿富汗人民造成的经济损失、精神创伤，更是无法计算、罄竹难书。

美西方国家打着“普世价值”旗号，对非西方国家胡作非为，由来已久。从殖民主义时期开始，西方就以自由、民主等为幌子在全世界占领殖民地、奴役殖民地人民，在冷战期间更是成为“和平演变”社会主义政权的重要战略。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就是在美西方国家的精心谋划与诱导下，以“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为口号，全盘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为“普世价值”。他把法国1789年资产阶级大革命追求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当作全人类的价值，认为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过是法国大革命的回声，“社会主义选择的意义首先在于它把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推到首位”（戈尔巴乔夫、勃兰特等：《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局国际发展与合作研究所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在西方价值观的指引下，苏共主动放弃执政地位，放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全面推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和总统制，使苏联走上一条亡党亡国的不归路。

冷战结束后，美西方国家发动新一轮“和平演变”攻势，矛头主要指向中国。境内外敌对势力鼓吹西方“普世价值”，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歪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企图迫使我国改革陷入歧途，步苏东国家后尘。鼓吹西方“普世价值”的人，不仅宣扬“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人类的现代化就是实现“普世价值”的现代化，而且要求中国必须承认西方的“普世价值”，以西方“普世价值”为尺度，跟国际上的主流观念接轨，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体。他们还提出，解放思想就要确立“普世价值”的口号，在“普世价值”面前没必要区分姓“资”姓“社”，中国要立足民族特色但也要拥抱“普世价值”，甚至有观点把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归因于践行西方“普世价值”的结果。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揭露了境内外敌对势力鼓吹西方“普世价值”的实质和危害。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敌对势力在那里极力宣扬所谓的‘普世价值’，这些人是真的要说什么‘普世价值’吗？根本不是，他们是挂羊头卖狗肉，目的就是要同我们争夺阵地、争夺人心、争夺群众，最终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如果听任这些言论大行其道，指鹿为马，三人成虎，势必搞乱党心民心，危及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安全。”（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8月1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7页）以为西方“普世价值”经过了几百年，接受了这一价值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这是糊涂观念，没有看清西方“普世价值”暗藏的玄机。

纵观历史和现实不难看出，西方语境中的“普世价值”早已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学术话题，而是被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后赋予特定政治含义的意识形态工具，实质上是美西方国家把自身价值观打扮成全人类的价值观，用以占据人类道义和国际舆论的制高点，瓦解非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防线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防线。这是美西方国家趁苏东剧变、两极格局瓦解之机，为实现称霸世界的野心，调整意识形态输出战略的一个重大举措。当然，这种开历史倒车的行为，注定是一厢情愿的幻想，永远不会得逞。

三、坚定不移倡导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

在人与人的社会交往中，在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中，会形成对一些基本价值的认可。所谓价值共识，是指不同的主体为满足共同的需求、实现共同的利益达成的共识，也叫共同价值。这样的价值现象是广泛存在的。

当今世界，作为国际社会主体的各国家，在认识和处理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时，并没有把全人类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看作制定本国内外政策的根本依据。比如在环境问题上，以美国为首的某些西方大国，不但不遵守国际公约，肆意排放二氧化碳等有害物质，而且把全球环境问题的责任归咎于发展中国家，闭口不谈自己的历史责任与现实义务。其实，承认全人类存在共同价值是一回事，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是否按照全人类共同价值妥善处理全人类问题，则是另一回事。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期。正当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主张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强调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基础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现实依据是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目标是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致力于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中国共产党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当今世界存在许多困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问题，基于国际社会合作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迫切愿望，也是基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国际担当。这些主张和行动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产生越来越重大的国际影响，成为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宗旨的体现。马克思主义是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学说。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秉承“达济天下”的世界情怀，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经贸往来，人员和技术的跨国跨地区流动，文明与文化的交流交融，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人类前所未有地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卫生健康共同体。中国共产党秉持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坚定捍卫经济全球化，推动世界朝着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是站在历史正确和人类进步一边的生动体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

其次，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的产物。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是20世纪后半叶世界格局的一次重大调整，人类迎来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时代。2008年美欧主要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充分暴露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及全球治理体系的弊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通过西方国家主导和助推的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范围进一步凸显，世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进一步严重，追逐本国利益最大化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环境恶化、恐怖主义、重大传染病流行等全球性问题威胁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旧的国际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越来越不能应对世界面临的新挑战。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中国共产党提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这个重大论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重大倡议。

再次，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全人类共同愿望，是通向理想社会的现实途径。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人类社会历史实践，适应时代发展进步要求，为破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创造性提出的重大时代命题和美好世界构想。它深刻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这一世界之问、时代之问，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和人类前途命运的深邃思考与博大胸怀，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向世界和人类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为人类解决全球性危机、走出现代性困境、建设地球美好家园提供了科学理念和现实路径。

当然，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要否定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各国文化的平等性。人类文明和文化是丰富多样的。世界因不同而精彩，文明因多样而生辉。西方崇尚理性和科学，主张自由、平等、博爱等，这些都是西方文化的精华，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西方统治集团奉行“西方中心主义”，把资本主义价值观视为“普世价值”，把西方文明、西方文化凌驾于其他文明、其他文化之上，无视不同文明、不同文化的包容并蓄、和谐共生是时代发展潮流、各国人民共同愿望，这是完全错误的，终将为世界所唾弃、历史所淘汰。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当代政党研究平台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