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社会思潮纷纭激荡的新形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度和全局，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剖析历史虚无主义、“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等影响颇大的错误社会思潮本质，提出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方针和研判社会思潮的指导原则，体现高度的政治成熟、战略定力和“四个自信”。这启示我们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科学研判和引领社会思潮，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建构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以及创新改进网上宣传，掌握互联网舆论斗争的主动权。

意识形态领域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领域，“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站在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国家长治久安、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战略高度，准确把握意识形态工作在新时代的地位作用，科学遵循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规律，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新要求。特别是对近年来影响颇大的历史虚无主义、“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等社会思潮，习近平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沉稳坚毅的战略定力，正本清源、以正视听，举旗亮剑、激浊扬清，解疑释惑、凝聚共识，深入剖析了这些社会思潮的本质和危害，深刻阐明认识和分析社会思潮的方针原则，为新时代研判和引领重大社会思潮提供了战略指引。

一、科学认识若干错误社会思潮的本质

历史发展、时代变迁、文明进步，都伴随着观点的交锋和思潮的激荡。一般而言，革命的、积极的、进步的社会思潮能够引领和推动社会发展进步、启迪和促动人们精神觉醒成长；反动的、消极的、落后的社会思潮则会对人们的思想认知、价值判断和信仰选择造成不利影响，甚至会使社会倒退、走上歧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深刻变革使社会思潮的生发和传播有了土壤和条件，当前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的和非主流的同时并存，先进的和落后的相互交织，社会思潮纷纭激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和人们日常社会生活中影响颇大的社会思潮进行深入剖析。

1.关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历史虚无主义是近年来颇为流行且危害极大的一种错误思潮，它以所谓“重新评价”为名，歪曲近现代中国革命历史、党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其实质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体来讲，针对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中国历史和虚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指出：“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针对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中国近代革命史，否定革命的正当性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习近平一针见血地揭露他们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并警示全党：“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面对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史，割裂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论调，习近平指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针对历史虚无主义颠覆对历史人物尤其是革命领袖人物的评价，习近平强调：“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

2.关于“宪政民主”思潮

“宪政民主”是近年来比较活跃的一种政治思潮，它主张照搬西方“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实质是要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对此，习近平将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相比较并予以深刻分析和澄明。首先，从我国的民主与西方“宪政民主”的本质区别出发，习近平指出：“我国人民民主与西方所谓的‘宪政’本质上是不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我们讲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不是要否定和放弃党的领导，而是强调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其次，针对“宪政民主”思潮鼓吹西方宪政是广泛适用的民主制度，将其吹捧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的理想模式，并主张中国走西方宪政民主道路，习近平提出：“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会水土不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最后，“宪政民主”思潮故意将党和法对立起来，提出“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习近平义正词严地回应：“我们说不存在‘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是把党作为一个执政整体而言的，是指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而言的，具体到每个党政组织、每个领导干部，就必须服从和遵守宪法法律，就不能以党自居，就不能把党的领导作为个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挡箭牌。我们有些事情要提交党委把握，但这种把握不是私情插手，不是包庇性的插手，而是一种政治性、程序性、职责性的把握。这个界线一定要划分清楚。”

3.关于新自由主义思潮

主张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一套思想体系，于20世纪70年代在全球强劲蔓延开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新自由主义在中国也培植了不少代言人、追随者。特别是在近年我国改革不断深化的关键时期，一些冥顽不化的新自由主义分子总想争夺改革的话语权，企图分化和西化中国。首先，针对新自由主义企图影响我国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的观点，习近平指出，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我们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其次，针对新自由主义鼓吹的“市场经济是宪政产生的前提”这一论断，习近平深刻指出：“一些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也在那里摇旗呐喊、制造舆论、混淆视听，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否则就是不改革。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再次，针对新自由主义试图介入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意图，习近平强调：“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最后，针对新自由主义总用西方价值作为我国改革成败的衡量标准，习近平指出：“我们不断推进改革，是为了推动党和人民事业更好发展，而不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掌声’，不能把西方的理论、观点生搬硬套在自己身上”。

4.关于“普世价值”论

“普世价值”论是冷战结束后在西方国家泛起的一种社会思潮，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而传入中国，在国内学术界和舆论界掀起了旷日持久的争论，近年来这些争论一直是意识形态领域的热点。首先，针对“普世价值”论在理论上的蒙蔽性，习近平深刻揭示了其本质：“敌对势力在那里极力宣扬所谓的‘普世价值’。这些人是真的要说什么‘普世价值’吗？根本不是，他们是挂羊头卖狗肉，目的就是要同我们争夺阵地、争夺人心、争夺群众，最终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其次，针对“普世价值”论在实践中的危害性，习近平强调：“冷战结束以来，在西方价值观念鼓捣下，一些国家被折腾得不成样子了，有的四分五裂，有的战火纷飞，有的整天乱哄哄的。”“如果我们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实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发展，符合西方标准就行，不符合西方标准就是落后的陈旧的，就要批判、攻击，那后果不堪设想！最后要么就是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要么就是只有挨骂的份。”最后，针对“普世价值”以迷惑性话语造成党内外思想舆论上的严重影响，习近平严厉批评道：“我们有些人甚至党内有的同志却没有看清这里面暗藏的玄机，认为西方‘普世价值’经过了几百年，为什么不能认同？西方一些政治话语为什么不能借用？”“有的人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习近平的这些重要论述是对国内外敌对势力鼓吹西方“普世价值”的有力抨击。

二、新时代科学研判和引领社会思潮的方针原则

综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社会思潮的重要论述，他始终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安全与发展的战略高度和全局来认识和评判意识形态领域社会思潮，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研判和引领社会思潮。

1.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安全与发展战略高度和全局，全面客观地研判重大社会思潮的影响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具备了过去没有的良好发展条件，但也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谈我们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时明确指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对自己国家的精神状况的总体上的自我意识”，对一个国家及其政党的兴衰存亡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我们的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其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斗争是当代思想世界的基本现实。历史和现实都雄辩地证明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错误社会思潮暗涌和泛滥直接挑战和危及党的领导地位，以及国家的政治安全、文化安全和核心利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安全与发展的战略高度和全局，分析和评判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警醒和告诫全党要正确认识和对待重大社会思潮。他严肃指出：“当前，各种敌对势力一直企图在我国制造‘颜色革命’，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国政权安全面临的现实危险。他们选中的一个突破口就是意识形态领域，企图把人们思想搞乱，然后浑水摸鱼、乱中取胜。”习近平研判重大社会思潮，特别是向错误社会思潮的举旗亮剑，本质上就是要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维护党和国家事业的安全稳定。因为，“历史和现实都警示我们，思想舆论阵地一旦被突破，其他防线就很难守得住。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必须取得全胜”。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2.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深入浅出地揭示错误社会思潮的本质

唯物史观是我们认识和分析社会问题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上述那些社会思潮之所以错误，一个根本缘由是唯心主义历史观作祟。习近平研判社会思潮的鲜明特点就是坚持唯物史观，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透过纷繁芜杂的理论表象揭露思潮本质。首先，习近平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立场，指出一些社会思潮不顾社会存在和社会历史的发展，割裂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统一。如对于一些人宣扬的效仿西方来设计和发展我国国家政治制度的论调，习近平鲜明指出：“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有机统一。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又要把握走过的发展道路、积累的政治经验、形成的政治原则，还要把握现实要求、着眼解决现实问题，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同时还指出，对于政治制度的评判，“不可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来抽象评判”。其次，习近平从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观点出发，指出一些社会思潮妄图脱离中国实际创造历史的想法。在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时，习近平明确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最后，习近平坚持群众史观，批驳错误社会思潮片面强调个体价值、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多次重申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即“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3.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方法，有的放矢地剖析错误社会思潮的危害

一般来说，一种思想观念或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潮流并产生社会影响，除了有其产生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条件外，更为关键的是它代表了对某一时代课题和某一社会问题的一种把握和解答，反映一定社会群体和阶层集团的利益诉求、心理倾向和思想依附。因此，研判一种社会思潮，不仅要把握其现实的利益诉求和心理表征，更要判断其代表的社会发展方向。习近平在研判社会思潮的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以深刻的洞察力和超前的预判性，正确识别、区别对待、归类分析各种思潮，客观、理性、精准地揭露错误思潮的表现和危害。一是深刻地揭露了错误思潮在唯心史观思想基础上形形色色的表现。如新自由主义思潮偏重于从经济领域入手，站在人性自私的基础上，提出人的本性同私有制相适应、与公有制相冲突，其目的是宣扬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独有的，借机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代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阻挠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二是直指靶心地批判了名目众多的错误社会思潮有意混淆是非，背离中国社会发展方向，即它们表面上是为人类共同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而努力，但究其本质则是从不同角度不同领域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普世性进行辩护，着力否认“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智慧”，意图去除“中国特色”，影响历史走向。如“宪政民主”思潮常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号，吹嘘宪法至上、主权在民、言论自由、保障人权等政治理念和“多党制”“普选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等制度模式，妄图让我国改旗易帜，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4.坚持破立并举的辩证思维，旗帜鲜明地阐释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

对待社会思潮是一个破立并举、扶正祛邪的过程，既要坚持批判和揭露错误社会思潮的斗争性，又要坚持巩固和壮大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性。习近平坚持“以立为本、立破并举”的辩证思维，对上述社会思潮的研判，破得有力、破得彻底，同时对我们的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和中国方案，立得有力、立得坚定。如针对文化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去思想化”“去价值观”“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的论调和套路，习近平旗帜鲜明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和现实反复表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充满信心，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充满信心，才能有坚持坚守的定力、奋起奋发的勇气、创新创造的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国人民胜利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这一点，不仅已经在理论上被证明是正确的，而且在实践上也被证明是正确的。”又如，针对一些人以西方政治制度为标准来对中国制度评头论足的现象，习近平理直气壮地指出：“衡量一个社会制度是否科学、是否先进，主要看是否符合国情、是否有效管用、是否得到人民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一套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制度体系。”这套制度体系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西方出现混乱乃至大乱的情况下，中国能够实现大治、“风景这边独好”的重要原因。再如，面对“世界怎么了，人类将向何处去”的新问题、逆全球化的新思潮，习近平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为全球治理和人类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三、新时代科学引领社会思潮的现实意义

习近平深入剖析社会思潮的重要论述及蕴含其中的立场原则，为新时代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指明了战略方向和任务，对新时代科学引领社会思潮具有现实意义。

1.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一元统领多样的原则

多元社会思潮的并存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各种思潮之间的交流交锋、冲击对抗、传播扩散、融合共生和裂变蜕化，不仅影响人们对时代问题的思考和表达，甚至能成为推动社会变革、左右世界格局的显性力量。但是，任何社会都有自己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思想从来都是一元的，不能多元化。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居于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体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意志，指引人民争取解放、建设美好生活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不是个别人也不是一个党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习近平曾指出，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时期，各种主义和思潮都进行过尝试，资本主义道路没有走通，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也都‘你方唱罢我登场’，但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人民走出了漫漫长夜、建立了新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快速发展起来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相统一的必然结论。因此，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否则，党和国家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旗帜而犯错误、走歧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主流意识形态和多元社会思潮并存的客观事实，一方面，我们要坚定不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另一方面，坚持以一元统领多样的原则，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在多样中立主导、谋共识、定方向，发挥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统摄和整合、批判和建构作用。具体来说，要运用好马克思主义这个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望远镜和显微镜，结合中国实际深入研究和分析各种社会思潮的思想内容、表现形式、生发缘由、产生源流、发展态势、本质特征和传播机制，正确区分“同质性”和“异质性”社会思潮，正确区分学术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和政治问题。对于与主流意识形态有“同质性”的思潮，要匡正和引导，使其与主流意识形态同向同行，发挥建设性作用；对于碰撞、竞争、冲击主流意识形态的“异质性”错误社会思潮，要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批判性和革命性的本质，旗帜鲜明地抵制、毫不留情地批驳，“靠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靠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用真理揭露谎言，让科学战胜谬误”。

2.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吸引力，扩大主流思想舆论影响力

“当今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无处不在，政治领域没有枪炮的较量一直未停。”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和阵地，“准确、权威的信息不及时传播，虚假、歪曲的信息就会搞乱人心；积极、正确的思想舆论不发展壮大，消极、错误的言论观点就会肆虐泛滥”。习近平曾对当下意识形态领域的总体态势和阵地格局作过一个重要判断：“思想舆论领域大致有三个地带。第一个是红色地带，主要是主流媒体和网上正面力量构成的，这是我们的主阵地，一定要守住，决不能丢了。第二个是黑色地带，主要是网上和社会上一些负面言论构成的，还包括各种敌对势力制造的舆论，这不是主流，但其影响不可低估。第三个是灰色地带，处于红色地带和黑色地带之间。”我们要引领、规制和批驳的社会思潮主要是处于“灰色地带”和“黑色地带”的思想舆论，要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不断巩固和拓展“红色地带”，开拓和扩大主流思想舆论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在新时代，面对意识形态的激烈较量，社会思潮的争相竞发，各级各类宣传思想工作部门和阵地，首先，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牢牢把握正确的意识形态导向，大力弘扬昂扬向上的社会主流和光明进步的社会本质，大力宣传党领导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伟大实践。其次，要准确及时提供更多真实客观、观点正确的信息内容，着力破除和解答人民群众思想认识上的迷雾和疑惑，特别是在关乎重大原则的问题上，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着力增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话语权和引导力、影响力。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我们要主动发声，让人家了解我们希望人家了解的东西，让正确的声音先入为主。对别有用心的人散布的政治谣言和奇谈怪论，我们的党员、干部耳朵根子不要软，不要听风就是雨。同时，我们不能默不作声，要及时反驳，让正确声音盖过它们。”最后，要不断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对容易诱发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苗头性、倾向性的社会思潮、舆论漩涡，要抓住时机正本清源，精准发力直击要害，消除社会思潮中非理性的极端因素，预判和防范意识形态安全风险。

3.坚定文化自信，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

思想文化及其蕴含的价值观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坚持的指导思想、建构的制度体系、运转的治理模式、探索的实践道路，以及实现的伟大变革，都始终贯穿和深度融入我国文化传统和价值体系中，并且是文化历史性跃迁和价值时代性升华的体现。上述意识形态领域各种社会思潮之争，本质上是价值观念之争，也是文化之争、人心之争。我们对重大社会思潮的研判、错误思潮的批驳，实际上是一场价值观之争的硬仗。如果在文化上缺乏自觉自信，价值观上成为西方价值观的应声虫，就将失去中国在精神上的独立性，那么我们的经济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生产、社会治理体系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面对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大趋势，价值观念多元多样多变的新态势，我们之所以能够坚持和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断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正如习近平所说：“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坚定文化自信，关键是要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努力抢占价值体系的制高点，破除西方价值观的话语霸权和概念陷阱，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在全社会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全社会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

4.创新改进网上宣传，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掌握互联网舆论斗争主动权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前所未有地改变着舆论生成方式和传播方式，也前所未有地改变着不同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交流模式和碰撞效应。当前意识形态领域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往往因网而生、因网而增，一些社会思潮通过网络赋能，势头更强劲、影响更广泛。近年来，敌对势力也一直企图利用互联网“扳倒中国”，发动思想战、舆论战，抛出和设置敏感议题，以“社情民意”之名攻击我国政治体制、宣扬西方模式和价值观，意图搅乱我国网络主流舆论场，一些组织和个人利用网络社交媒体策划线上动员、线下行动，炒作热点事件，许多错误社会思潮都以网络空间为温床生成发酵、传播扩散。可以讲，互联网已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在这个战场上，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国家文化安全。习近平在研判重大社会思潮时，始终高度关注互联网上的意识形态斗争。他强调：“网络已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掌控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就是守护国家的主权和政权。”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在新时代，创新改进网上宣传思想工作是我们引领社会思潮、批判错误思潮工作的重中之重。首先，要加强内容建设，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使正气清风充盈网络空间。其次，要打造网络传播矩阵，既“守阵地”又“拓疆土”，管好用好商业化、社会化的互联网平台，让主流意识形态借助移动传播，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最后，要做好舆情监督，做好“把关人”、监管者，完善网上舆情发现、研判、处置、回应机制，对恶意传谣、蓄意造势言行采取零容忍态度，依法依规予以防范和治理。总之，互联网上的舆论斗争是一场持久战，只要不断提高管网用网治网水平，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就一定能够推动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最大增量。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