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大国崛起也是一种价值理念的崛起。当前，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 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发展，既有的国际制度安排已经不合时宜，僵化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也 越来越被西方自己所唾弃。全球化的困境在于价值观的困境，而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界表达，也赋予中国外交引领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价值观。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外交进入新时代，从实现自身利益与人类整体、 长远利益结合到关注人类命运未来，从强调“互利共赢”，到倡导“命运与共”，从表达中国———和平崛起，到表达世界———和谐世界，再到表达人类未来。

从毛泽东的“环球同此凉热”到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不  断与时俱进，再次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标志中国告别近代中 － 西、体 － 用的迷思，走出西方普世价值与中国特色的对立，在立己达人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际表达，将中国特色上升到世界特色，即各国皆有特色，各国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旨是，“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 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这点也得到了发达国家的呼应。德国总理默克尔在 2017 年北约峰会和 G7 峰会结束后表示: “从某种程度来讲，我们互相完全依赖对方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欧洲人真的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本文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中国外交的引领路径作出详细阐述。从时代背景及其内涵 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出阐述，并从时间、空间、自身三个维度进一步说明其意义与深 层逻辑，继而对其引领中国外交的具体内容作出解释，并用“抗疫外交”作为案例进行阐释。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和丰富内涵

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源于中国，属于世界，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去中心化的世界里指引人类安身立命的思想。

( 一) 时代背景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回答时代之问: 世界怎么了? 我们怎么办? 人类向何处去?当前，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全球化面临着深刻变革，原有的支撑 全球化的思想体系与政治经济体系难以为继，由此引发了全球性的动荡。

从大历史观看，全球化是不可抵挡的潮流，我们需要的不是抛弃全球化，而是更好的全 球化。全球化是由国家推动的，但长期深入的发展已经使其超越了国家性，逐渐向全球性与人类整体性逼近。但是，西方知识日趋僵化，难以脱离国家思维的框架，在全球化发展超出其思维框架后，将产生思维上的反弹，具体表现为民粹主义等排外思想。

抗击疫情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个案。2020 年 3 月 12 日，习近平主席应约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时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再次表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国际社会必须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守望相助，携手应对风险挑战， 共建美好地球家园。”与此同时，万物互联，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深刻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技术创新一方面在消解“中心—边缘”体系，另一方面催生国际思潮大变革。“要秉持和平、主权、普惠、共治原则，把深海、极地、外空、互联网等领域打造成各方合作的新疆域，而不是相互博弈的竞技场。”

所以，要解决当前的全球性动荡，并着眼未来世界秩序，必须以一套超越西方思维模式与学科分野的方案，为全球化重新铸魂。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基于人类历史，立足当前现实，面向未来提出的一套完整方案。全球化需要新的核心价值观引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 价值观，又是行动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全球现代性反思的结果，是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揭示的  “世界市场”的形成过程和“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过程中开启的，是指向人类社会发展美好  愿景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怀有相互尊重、彼此包容、求同存异的文明理念，强调发展多元现代性的自主选择权、平等发展权;  同时又尊重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平和正义等人类共同价值; 还具有兼济天下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雄伟气派，以‘共商共建共享’ 思想引领多元现代性，强调要顺应世界各国利益共生、命运与共的发展趋势; 坚持‘并育而不相害’的多样化的现代化模式，必将推动人类走向协调发展、均衡发展和共同发展。”正是人类生产力发展到今天，经济全球化带来各国人类的相互依赖性空前加强，有了更大的共同  连带意识，感受到可能遭受共同的危险，认识到有休戚相关的共同命运，才会需要超越社会  制度、宗教和文明的“我们”的认知。共同体就是共同的认知、身份的产物。从最小共同体———家庭，到最大共同体———人类。从家庭、部落、国家，乃至国际社会，人们组成不同层次的共同体，即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所说的地域共同体、血缘共同体与精神共同体。个体命运与国家命运相连，就是家国情怀;  全球化时代，国家命运与人类命运相连，形成地球村村 民的概念，于是共同体上升到命运共同体。

( 二) 具体内涵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内涵丰富，体系完整。政治上，倡导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 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 安全上，倡导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 的恐怖主义; 经济上，倡导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文化上，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生态上，倡导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概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大支柱———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美丽清洁，可以相应理解为“五观”，即和平观、安全观、发展观、文明观、生态观。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平观是追求持久和平。区别于康德“永久和平”思想，寄希望于其他国家都实现“我”的共和制为归宿，建立在同质性为前提，实现同质性为目标，演变为民主 和平论搞民主输出的悲剧，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希望各国成为自己，而非成为又一个“我”，不 自以为是地输出意识形态和治理模式，而是实现各种制度、各种文明的互学互鉴，因而更务实、更人道。

人类命运共同体承载的是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安 全是互动建构、整体的，依托的是一种去中心化的伙伴关系网络，而非美国式的不平等的、依 附型联盟体系。传统的安全观认为安全是排他性的、相对的，一国的安全被视为另一国的不 安全，由此导致安全困境的死循环。但正如新冠肺炎疫情体现的，面对全球性问题，安全是 非排他性的、共同的，全人类必须守望相助。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观是全体共同的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的是“全赢”( all － win) ，追求在自我提升的同时提升他者的利益，是一种全面整体的发展观。这与西方功利主义哲学中的集体效用最大化是不同的，西方功利主义允许伤害某一成员的利益来提升全体 收益的加总，但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下是不可接受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开放包容的文明观，强调多元一体。这种“一体”不是简单的同质化，比如西方式的所谓包容异端式的单向度包容，因为后者的本质还是自以为是的宗教皈依精神，而是充分尊重差异的一体理念，期望以共通的文明基因，以开放包容的胸怀，超越国内国际分野，统筹国家、区域、全球三个层面，凝练出新的属于全人类的核心价值观，最终创造出一种新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观是统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协调生态观。当前的所谓世 界环境事业被一种线性进化论的立场左右，即“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发展路径。环境保护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要求，但在这种思维指导下，环境保护事业最终只按照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情况进行安排。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的是根据不同国家情况，因地制宜，统筹发展的可持续生态观。生态理念变革最终要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而实现。

二、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个维度

可以看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不是发明出来的，而是被发现的，是立足现实、面向未 来，通过对人类共同文化的挖掘而凝练出的价值。其空间格局超越有形边界与无形边界，避 免国内——国外二分法的差序视野。我们需要超越单一维度，立体地看待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 一) 时间维度

从时间维度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通约过去、现在与未来，因此，我们要从人类的大历史来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各个文明都是相对独立发展的，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原初状态，工业革命之前的人类社会正是多中心的多元体系，但是不稳定。而如今，万物互联的去中心化治理模式呼之欲出，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塑造一种稳定的多元共生体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具有的价值是人类本就共有的。在雅斯贝马斯( Karl Theodor Jas- pers) 提出的轴心时代中，很多文明的源头性思想都具有共同性，都有对和谐一体的强调与追求。只是在近代地理大发现后，西方国家陷入追求自身利益的狭隘中，由此造成了世界体系的不公正。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人类思想的一次拨乱反正，是对人类初心的 回归。

( 二) 空间维度

从空间维度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既包含实体空间里的民族国家，也包括非国家行为体，其涵盖范围既包括现实空间内诸如环境、海洋、外太空等领域，也包括网络、金融等虚拟领域。在万物互联时代，多元行为体都是人类大家庭的组成部分，共同构建出扁平化的平等 治理格局，而非致力于寻求权力相互均衡。在人的全球化中，对人本身的关注要求多元行为体平等参与全球治理，要求对欠发达国家———全球化中的弱者进行帮助，因为在诸如应对疫情这样的事件中，弱国或最薄弱环节决定总体的进度。这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怀。

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承的是一种差序的格局，即如费孝通先生所言的涟漪结构。在当今的全球互联互通时代背景下，涟漪模式不是表现为单纯的同心圆结构，而是多元共生的“地瓜结构”，即由在中国生根发芽的思想与伙伴关系模式扩展到全球，以多个关键节点构建全 球性的多中心的伙伴关系网络。

( 三) 自身维度

西方思想的行为逻辑建立在利己主义的博弈论上———从政治层面则表现为契约论。从内在逻辑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许多具体层面与博弈论存在根本不同。从根本上讲，所有行为体都是博弈参与人。在收益函数方面，一个博弈参与人收益的增减将导致所有博弈参与人收益的增减。这就超越了传统博弈论的结论，成为一种“all － win”( 全赢) 或“all － lose”  ( 全输) 的博弈。这是一种有无限次重复、无数人参与的博弈。合作是谋求自身利益的最佳方式。更进一步讲，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维是将人类社会的各种要素———国家、非国家行为体、个人等视为一个整体，因此，所谓“all － win”就是“one － win”，即整体作为一的胜利——— all for one，one for all (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分的逻辑，而是合的逻辑。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指导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当今世界之痛，源于“不通”，根子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和”，“一带一路”倡议实现“合”，因此成为中国的两大核心倡议，成为回答时代之问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具有代表性的国际价值理念与合作倡议，两者虚实结合、相辅相成的关系体现了中国建设的重要经验———目标驱动、问题导向和传统和合文化，展示了解决当今世界和平、发展、治理、信任“四大赤字”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目标驱动)

合———“一带一路”倡议( 问题导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着丰富的中国智慧，发轫于五千年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成长于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解放全人类的革命传统，成熟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丰富外交实践，是中国外交哲学中世界观、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伦理观、实践论  的集大成者”。这一理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走出了近代中 － 西、体 － 用的逻辑思维，是中国外交从表达自己(  和平崛起)  到表达世界(  和谐世界)  后的再次升华，即以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世界历史观，着眼于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探寻全球治理为谁治理、靠谁治理的本质问题，为新型全球化铸魂，超越了西方国际关系视角，也超越了西方同质性、区域性共同体思维，不 只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更是通约各国传统文化，超越普世价值，寻求人类价值观最大公约数。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继承和发展，是新时代面对新的国际环境提出的新理念。过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要针对的是主权国家和依附于民族国家的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超国家组织等单位，强调不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国家( 后来拓展到同一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国家 ) 的和平共处，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成单元则更为分散和多元， 所有由人类所结成的、促进人类命运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的组织团体乃至个人都可以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成主体，从和而不同到寻求人类价值最大公约数，共同维护人类共同体的整体利益，“共商”“共建”“共治”“共享”“共赢”，开创人类文明新篇。

在当代，我们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倡导人类命运与共，同时超越意识形态与发展阶段差异时代背景下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如今已是同一个世界。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从古代、近代和当代的历史中来，又是对历史的一种继承和超越。

人类命运共同体继承了和谐世界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理念，拓展到普遍安全、开放 包容、美丽清洁的层面; 从各国和谐共处、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到人类命运与共，基于国家又超越了国家思维，统筹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统筹秩序安排与价值共享，统筹现实身 份与未来归宿，以兼具过程与程序的共同体思维，超越和谐世界的目标导向。人类命运共同 体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也超越了传统全球化互利共赢口号，为正确义利观、新型国际 关系提供了价值支撑: 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 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

从中国与世界关系角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有三大主要指向:

第一，解决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内在矛盾，该矛盾集中  表现为“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亚洲悖论，现在世界其他国家也不同程度认识到这个悖论。为了解决这个悖论，在威斯特法利亚体系、联合国体系基础上承认国家主权又超越单纯  国家思维，实现命运与共，构建命运共同体，这就超越过去改革开放强调的“互利共赢” ( 运) ，上升到“共享未来”( 命) 。

第二，实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和平共处、并行不悖。在中国国内有“一国两制”; 在世界层面上，我们现在不再笃信无产阶级革命学说，而是在道路、理论、制度自信基础上强调文化自信，即以中国的传统和合文化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大众化的自然要求就是与传统文化结合，是全球化时代传统文化的创造性改造和创新性发展。

第三，强调不同宗教、不同文明间，以及世俗文明和宗教文明间的和谐相处、包容互鉴。命运共同体要回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要怎样复兴世俗文明，复兴到什么程度?  世俗文明是一种怎样的文明，跟宗教文明有何本质不同，能给人类文明提供怎样的新价值取  向，这就是超越一神论的自以为是，建立充分尊重多样性的真正的共同体。

故此不难看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中国外交的引领体现在:

理念引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全球化、全球治理铸魂。近代以来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者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而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强调人类为体、世界为用。人类命运 共同体要通三统: 各国文化传统、近代国际体系道统及马克思主义正统。实现东西南北、古今中外的集大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含义还包括为全球化、全球治理铸魂。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导致贫富差距悬殊。“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打造包容性的全球化，其推动的人类 命运共同体也将超越那种经济全球化、政治地方化的对立。以往西方全球治理不问为谁治 理的问题，现在强调以人为本，为人类治理。这就超越原来的国际秩序、现在的全球秩序乃 至人类秩序。亚里士多德指出，“所有共同体都是为某种善而建立的。既然共同体都在追求某种善，那么所有共同体中最高的且包含一切其他共同体所追求的善一定是最高的善。”明末大儒王船山将“善”诠释为“处焉而宜”，指把事情办得适宜。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 化、全球治理铸魂的含义就是追求全球化、全球治理“最高的善”。

原则引领———完善不干涉内政原则，倡导各国掌握自己的命运。中国外交原则从原来的不干涉内政，尊重属于纯内政的主权事务、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理念，到现在强调国 际责任。两者如何统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此指明方向。西方经济学中有一个重要名词———“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 ，中国学者赵汀阳创造出了一个新概念———“孔子改进”。“孔子改进”的层次更高，因为孔子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如果自己要成功，我也要叫别人成功，我自己要富裕，也要别人跟着我一块富裕。孔子的想法，恰恰代表了中国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目标的历史传承，代表了中国的一种愿望。

实践引领———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网络，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首先是命运自主———鼓励各国走符合自身国情发展道路;其次是命运与共———以包容的、平等的互联互通超越依附性的相互依存; 最后是命运共同体———塑造共同身份 － 共同使命 － 共同归宿的三位一体。这也得到了国际认可。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全球化”概念最早提出者之一马丁·阿尔布劳( Martin Albrow)  特别欣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认为这激活了其全球公民社会想法。在近著《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角色》中，马丁·阿尔布劳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所以由中国提出，缘于习近平主席的领导力、中国改革开放成就以及五千年文化遗产。中国“已经展现出作为全球领导者的品 质: 执行力、效率、合理、尊重、对等互惠、尊崇、超越、创新”。

其实，“公民社会”( civil society)  是西方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二元论思维，全球公民社会( global civil society) 的概念实质是为西方干涉他国内政作掩护。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一多不分观”相悖。与西方分的哲学观不同，“一多不分观”是表述中国传统生生不息宇宙论的哲学术语，指的是天地万物“一”与“多”的不可分割互相关系———任何所谓单子个体同它所处情势环境的不间断延续性和在这个意义上它的特殊性和它的环境多样性的共生共存自然状态。这是一种关系特殊性与整体性的相融互通，是在人们一般价值、意愿和行为的不恰当性所造成的关系紧张状态之中产生的共享与和谐的自然动态。

新冠肺炎疫情演变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在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中国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态度，及时同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分享信息，积极回应各方关切，加强国际合作，积极广泛地开展国际公共卫生援助，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与疫情相伴而来的有恐惧与歧视。疫情的高度易传播性在各国民众中引起了不同程度的恐慌，更有国家和地区通报了针对中国的粗暴歧视，激起新一轮的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

2020 年 2 月 2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指出，“加强疫情防控国际合作是发挥我国负责任大国作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体现。要继续同世界卫生组织紧密合作，同相关国家密切沟通，分享防疫经验，协调防控措施，加强对外宣介和公共外交，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公共卫生安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类卫生健康及世界和平发展构成的最紧迫和最严峻的挑战，2020 年 4 月 2 日，中国共产党同世界上 100 多个国家 230 多个政党联合发出共同呼吁，各国应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采取果断有力措施遏制疫情蔓延，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加强国际合作。

笔者在拙著《国之交如何民相亲: 新时代公共外交之道》提出新时代公共外交的三认原则，认识中国，就是要以世界观中国，以时代观中国，以中国观中国，而不是以己度人。通过分享中国抗疫故事，让外界了解中国是如何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从 而认识、认可、认同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切为了人民、为了人民的一切的工作态度，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信心和决心。这就是抗疫公共外交的精髓。

结 语

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新的和平观、安全观、发展观、文明观、生态观，是中国外交的重要指南。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不只是中国思想崛起的政治主张，也是理论中国的诉 求; 不只是对传统中国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是通约各国文化、外交的思想; 不只是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把握，还是对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制度、全球化的扬弃。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与重要内容。习近平外交思想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在外交领域的最新成果，是对新中国外交理论的继承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时代发展。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领下，中国与世界关系从互 利共赢进入命运与共的新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新型国际关系塑造目标，为新的全球化 与全球治理铸魂，依托“一带一路”推动塑造全球互联互通伙伴网络，从将自身利益与人类长 远和整体利益结合，到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美丽清洁的世界目标有机结合，充满了伟大希望，也面临重重挑战。

来源：《东南学术》2021 年第 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