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世纪初到20世纪末，欧洲经历了多次大规模的霍乱，阻碍了欧洲社会的正常发展，给欧洲人民造成了巨大心理恐慌。马克思基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而关注流行病在欧洲的传播问题。马克思认为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工人阶级恶劣的生活环境导致流行病滋生和蔓延，同时导致工人阶级成为流行病传播的主要群体和受害者。资本主义殖民贸易一定程度上成为流行病的全球传播的条件。资本主义制度还导致政府对流行病防治的低效性。马克思关于流行病的观点对于认识和分析当今流行病有重要启示作用，即在分析疫病防治方面，应关注制度性制约因素、人民性价值取向、公共性服务性质、全球性应对模式。

关键词：马克思；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流行病

“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巨大的历史进步为补偿的。”每一次人类在经历危机的同时都会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汲取历史智慧，把危机转化为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19世纪欧洲流行病的肆虐使欧洲面临巨大的社会危机。马克思目睹了当时欧洲瘟疫横行的状况：“成千上万年轻力壮的人流亡海外，像逃避鼠疫那样逃离自己的故乡；年老体弱的人因饥寒交迫而倒毙道旁。大大小小的医院挤满了寒热病患者和饿得奄奄一息的人，饿死已成为天天发生的常见现象。”马克思关于欧洲流行病的观点和分析集中于《纽约每日论坛报》刊登的文章中，也散见于《资本论》等著作当中。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关注并分析流行病的产生、传播方式、传播群体，以及流行病防治等问题。重温马克思著述中对流行病的观点，对当今认识和防治流行病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流行病的产生原因

马克思不是流行病学家，没有对流行病进行病理学的分析。马克思是基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而关注流行病在欧洲的传播问题。首先，资本主义制度使工人阶级居住环境恶化，是导致流行病丛生的重要原因。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是无限制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资本积累得越快，可供剥削的工人流入到城市也就越快，为工人安排的临时住所也就越廉价。不卫生的生活环境导致流行病在工人群体中的肆虐。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描述了工人阶级恶劣的居住环境：“这条街上没有一所房子逃过霍乱的肆虐。这些郊区的街道通常都是没有铺砌过的，街心是一堆一堆的粪便，一滩一滩的死水；房屋是背靠背地建筑起来的，两所房屋共用一堵后墙，没有通风和排水的设备，整家整家的人都挤在地下室或阁楼的一个角落里。”在这样的环境下，“每一个贫民窟都会成为传染病的大本营，瘟疫会从那里向四面八方传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资本积累过程中资本家为了加速资本积累而给工人阶级提供一些木棚之类的住所，“这种临时性的村落没有任何卫生设备，不受地方当局监督，对承包人先生非常有利可图，他把工人既当作产业士兵，又当作房客进行着双重剥削”。资本主义制度导致的资本和劳动的大量流动，使工业城中工人居住状况的改善根本无法跟得上资本积累的速度。“现代自然科学已经证明，挤满了工人的所谓‘恶劣的街区’，是不时光顾我们城市的一切流行病的发源地。霍乱、斑疹伤寒、伤寒、天花以及其他灾难性的疾病，总是通过工人区的被污染的空气和混有毒素的水来传播病原菌。”

再次，资本主义制度造成工人阶级居住环境治理的困境，进一步导致流行病的传播。在资本逐利性下，大城市中资产阶级只考虑工人阶级的住房如何在投入最少的情况下收取最多的房租，对卫生状况毫不考虑。而作为城市居住环境的监督机构因为资产阶级对“市政局”的间接控制，导致不能发挥真正的监督和对恶劣居住环境整改的作用。马克思发现英国在1857年就已经开始实行警察对工人住房卫生方面和建筑方面的监督，政府有权封闭危害健康和有倒塌危险的住宅，但是，“几乎在任何地方，不卫生的和有倒塌危险的房屋的房主，在市政委员会中都直接或间接地拥有强有力的代表。按小区选举市政委员的办法，使当选者不得不服从卑劣的地方利益和影响；凡是想再度当选的市政委员，都不敢投票赞成把这个法律应用于自己的选区”。资本主义政府作为资本的代言人，一切行动的逻辑是资本的增殖，而不是创建一个有益于工人阶级身心健康的居住环境。在这一逻辑下，工人阶级恶化的居住环境得不到有效的改善，也就无法有效防止流行病的大规模暴发。

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流行病的传播群体

马克思关注流行病在工人阶级群体中流行的状况，认为工人阶级成为19世纪欧洲流行病传染的主要受害者。马克思一生关注工人阶级的命运，致力于工人阶级的解放。尤其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中，特别重视考察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工人阶级要完成埋葬资本主义的历史重担，就必须“造成意识到自己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贫困的那种贫困，造成意识到自己的非人化从而自己消灭自己的那种非人化时，才能做到这一点”。在19世纪欧洲瘟疫肆虐的背景下，流行病在工人阶级中的流行状况跃入马克思的考察视角中。在资产阶级的剥削下，工人阶级因为贫困的生活、恶劣的生活环境，成为流行病暴发过程中最大的受害群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济贫法视察员关于爱尔兰农业工人工资的报告》说明工人阶级成为当时流行病的易感群体，“他们的居住环境，加上其他方面的困苦，使得这个阶级特别容易感染伤寒和肺结核”。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提道：“1817－1818年，在科克住过热病医院的病人占居民的七分之一，在同一时期，在利默里克患热病的达全体居民的四分之一，而在沃特福德的贫民窟里竟占二十分之十九”。这也证实了流行病容易在工人阶级中传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工人阶级比喻成“一支流动的传染病纵队，他们把天花、伤寒、霍乱、猩红热等疾病带到他们扎营的附近地区”。这足以看出工人阶级感染流行病的数量比较多。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残酷的剥削，从而导致工人阶级身体素质下降，这是造成工人阶级容易感染流行病的主要原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被看作资本增殖的工具。工人阶级在劳动中不是证实生命的存在，而是反对自己生命的存在；不是在劳动中获得能力，而是在劳动中丧失能力；工人阶级的生命呈现出一种萎缩、贫穷的状态。每个人的生命在孤独、片面、毫无尊严中发展。资本家既榨取工人剩余价值，又透支了工人生命健康。在工业生产中，工人的身体健康毫无保证，四肢瘦弱，身躯萎缩，神态呆痴，成为当时媒体对工人的形容词。这一状况使工人阶级容易感染流行病，并且贫穷的生活条件也使工人阶级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恩格斯在考察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也发现工人阶级因为生活需要的不能满足而感染疾病，并且容易使流行病迅速蔓延。尤其在商业危机造成的每一个生活艰难的时期，伤寒“这种病几乎是专在工人阶级中间肆虐的”。

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后流行病的发生几率加大了。马克思在《不列颠的贸易》一文中指出：“首先，由于到处干旱，在整个北印度，1859年的秋收无论是质量或数量都大大低于中等年景，因此，冬季和春季粮价高昂，后来由于饥馑的威胁，又涨得更高了；而且，与农产品缺乏和价格昂贵的同时，瘟疫也猖獗起来。”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也提到经济的衰落引起瘟疫的猖獗，发现在英国的爱丁堡商业危机后伤寒都特别猖獗，并且每次都持续三年左右的时间。在流行病等灾害发生后首先遭受痛苦的是贫苦群众，他们的健康状况得不到保障，生产资料进一步丧失，从而造成赤贫和人口的相对过剩。马克思认为这一切结果都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密不可分。

虽然工人阶级是19世纪欧洲流行病的主要受害群体之一，但是流行病也会传播到资产阶级群体中去。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是以对立的状态存在的。资产阶级利益至上的原则导致其忽视工人阶级的生命。资本家只关注资本的增殖，丝毫不会关心工人的健康水平和寿命长短。资产阶级消极应对流行病在工人阶级群体中传播，只有在影响资本积累时才采取消极的防治方式。这些防治方式无法解决流行病的大规模传染。“这些疾病在那里几乎从未绝迹，条件适宜时就发展成为普遍蔓延的流行病，越出原来的发源地传播到资本家先生们居住的空气清新的合乎卫生的城区去。资本家政权对工人阶级中间发生流行病幸灾乐祸，为此却不能不受到惩罚；后果总会落到资本家自己头上来，而死神在他们中间也像在工人中间一样逞凶肆虐。”

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流行病的全球传播

马克思立足于世界历史的高度论述流行病的传播。马克思不仅从资本主义制度、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等方面分析、阐释了流行病产生的原因和对工人阶级的影响，也从世界历史的角度说明了流行病全球传播。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加快了各国人民之间的交流，这一趋势客观上也成为流行病全球传播的条件。在资本主义时代，推动世界历史形成的主要动力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社会化生产和资本的扩张，这二者都成为思考流行病传播的重要因素。首先，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社会化生产加强了人员流动，给流行病的传播范围扩大提供了客观条件。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生产不再局限于一个国家，各种生产要素在世界市场中流动，使流行病以劳动力、生产资料、商品等为载体在世界范围传播。马克思在《粮价上涨。——霍乱。——罢工。——海员中的运动》提道：“上星期在伦敦发现了一些肯定是亚洲霍乱的病例。我们还听说，霍乱已蔓延到柏林。” 19世纪的欧洲开拓了大量的海外市场，这一过程也是流行病世界范围传播的过程，加之交通航海业技术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流行病的传播。当然，资本本身不会传播病毒。资本主义发展构成人类普遍交往，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带来的科学技术进步，虽然客观上给流行病全球传播制造了条件，但是马克思绝没有“因噎废食”去批判人类普遍交往和技术进步本身。马克思是站在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角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无法适应生产力发展，也无法有效治理疫病的全球流行。

其次，资本扩张导致殖民地国家遭受流行病的侵袭。资本的扩张性表现为资本要不断开拓市场，使一切地方的生产方式服从自己，使它们受到资本的统治。“包含在资本本性里面的东西，只有通过竞争才作为外在的必然性现实地暴露出来，而竞争无非是许多资本把资本的内在规定互相强加给对方并强加给自己。”资本主义的殖民贸易就是这种资本竞争的表现方式。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是流行病传播的“帮凶”之一。“柴明达尔制度和莱特瓦尔制度，再加上盐税，同印度的气候结合起来，就成为霍乱流行的温床，——这是印度人对西方世界的报复，这是人类的灾难和罪恶互为影响的一个惊人的严酷的事例。”殖民贸易以暴力等形式对殖民地国家进行赤裸裸的掠夺，对殖民地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这使殖民地国家的劳动人民身体素质下降，居住环境进一步恶化，极容易感染流行病。另外，因为资本主义的过度剥削，使得殖民地国家没有能力对流行病进行防治。甚至资本主义国家把流行病作为殖民扩张的武器。“天花在印第安人当中的肆虐可能被蓄意的细菌战推波助澜。比如，1763年阿姆赫斯特勋爵命令把感染了天花的毛毡分发给敌对的部落，命令确实被执行。” “为了不致溃灭，资产阶级就要一往直前，每天都要增加资本，每天都要降低产品的生产费用，每天都要扩大商业关系和市场，每天都要改善交通。世界市场上的竞争驱使它这样做。”因此，资本的扩张性使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对内剥削本国工人阶级，对外进行殖民掠夺，总体上降低了劳动人民的身体素质，使劳动者容易感染流行病。

非常有意思的是，马克思经常用流行病来比喻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马克思把1847年英国的工商业危机比喻成一种经济瘟疫。他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提道：“这场由经济瘟疫造成的工商业的毁灭，使金融贵族的专制统治变得更加不堪忍受。”马克思在《欧洲的金融危机》中说道：“另一方面，法国还在对这种传染病进行某种抵抗”，这里的“传染病”就是指欧洲的金融危机。在马克思眼中流行病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样，都具有全球化的趋势，都是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灾难。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导致生产、消费、流通等领域的比例失调，引发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随着资本在全球的扩张，这种危机也变成世界性的。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形成的过程中，流行病和经济危机一样，不再限于一国的范围，而是有全球化的趋向。无论是经济危机，还是流行病的全球肆虐，马克思都是以世界历史的视角对其进行审视的，是基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进行思考的。正如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所指出的：“从现今起，可以把所有这些弊病完全归咎于已经不适应当前情况的社会制度”，这就“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

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政府对流行病的治理

资本的逐利性是资本主义政府流行病治理的主导逻辑。资本主义政府作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它只能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按照资本逻辑进行社会治理。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这种本质在社会治理中表现为资本不择手段地追求利润，人成为社会治理的工具，利润成为社会治理的目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东方问题、丹麦的政变、歉收和日益迫近的霍乱，——所有这一切在坚持一英里付6便士的公德和坚持一英里要12便士的私利之间的伟大斗争面前统统都消失了。”只要触及资产阶级的利益，所有治理行为都要为资本让路。“19世纪对待流行病是一种自由放任的，除了流行病暴发时期，政府官员一般对公共卫生问题不闻不问。至于当流行病出现或其威胁来临时，负责隔离检疫的官员才会从倦怠、麻木中觉醒，由市审议会授权卫生委员会开设临时性医院，发起社会运动铲除卫生陋习。一旦流行病疫情结束，隔离检疫政策也随之松散。”

资本主义政府的防治手段是滞后的。“有时，在流行病威胁之下，卫生警察们平时酣睡着的良心惊醒了，于是他们就到工人区来进行突击检查，把整排整排的地下室和小宅子封闭起来，譬如在奥尔丹路附近的许多胡同中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但这并不会持续多久，这些被禁止住人的房屋很快又住上了人；而且房主寻找新房客的时候，甚至比以前更占便宜，因为人们知道，卫生警察一时半时是不会再到这里来了。”在流行病暴发时期资本主义政府的应对速度之慢，被恩格斯讽刺为：“在德国，照例需要长得多的时间，才能使这里也长期存在的流行病的病源发展到可以把昏睡的大资产阶级推醒过来的危急程度。”因为工人们租住的房屋都是资本家的资产，所以无论是修缮房屋，还是完善工人居住区条件都会影响资本家的收入。当流行病发生时，只要不妨碍资产阶级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资产阶级政府就不会在工人阶级中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

资本主义政府流行病的防治政策是消极的。资产阶级政府只有当劳动力素质的下降阻碍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的时候，资本家才会出台所谓的“劳动法”。马克思认为这种法律的目的不是保护工人阶级，而是保护资本。“第一个劳工法（爱德华三世二十三年即1349年）的颁布，其直接借口（是借口，而不是原因，因为这种法律在这个借口不再存在的情况下继续存在了几百年））是鼠疫猖獗，人口大大减少，用一个托利党著作家的话来说，当时要用合理的价格（即能保证雇主得到合理的剩余劳动量的价格）雇用工人，已经困难到了实在难以忍受的地步”。在面对自然灾害时，资本主义制度的逐利本性决定资本主义政府的行为。资产阶级“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马克思认为流行病治理一定程度上成为资产阶级政府的政治筹码。为了党派利益，资本主义党派之间不惜借用流行病赚取政治斗争的优势。“当1854年夏季霍乱在英国十分猖獗，在这以前一直受内务大臣帕麦斯顿监督的‘保健委员会’像塞瓦斯托波尔城郊兵营里的医务部门一样显得束手无策的时候，联合内阁认为设置一个新的内阁职位——保健委员会主席这个独立的职位——并用吸收‘激进的’本杰明·霍尔爵士参加的办法来巩固自己的地位的时机到来了。”因此，在当时资本主义政府的流行病防控制度必然成为一纸空文。“1855年颁布的第一个法令（Nuisances Removal Act〔消灭传染病法〕），扎克斯先生自己也承认，始终是‘一纸空文’，1858年颁布的第二个法令（Local Government Act〔地方自治法〕）也是如此”。

马克思关于19世纪欧洲流行病观点的现实启示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新的诊断技术、抗毒素和疫苗的研制成功都成为人类战胜流行病的重要武器。在社会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方面，西方资本主义政府也以各种形式强化公共卫生运动，制定各种公共卫生法律制度，建立了国际性流行病防治机构。与19世纪欧洲工人阶级的悲惨境遇相比，当今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也有所改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最低工资立法、八小时工作制、工作条件立法、社会保险与救济等一系列公共政策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生活状态。这一系列的措施使流行病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有效控制。但是，我们没有在人与流行病的战役中取得完全的胜利。尤其在当前新型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期间，人类面对突然暴发的流行病还是捉襟见肘。在提高医疗科学技术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社会问题带来的流行病防治难题。例如公共卫生体系私有化、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无法形成有效的全球治理等问题都引起流行病治理的困境。这使我们在重视流行病防治的科学技术同时，不得不重新审视流行病的社会维度。

首先，国家制度是决定流行病防治效率的重要因素。马克思关于19世纪欧洲流行病的分析是基于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法进行有效的流行病防治，并且给工人阶级带来了巨大灾难。当代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认为疫情治理的关键不是制度，而是国家能力。他认为国家能力和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是疫情治理有效性的关键。不可否认国家能力对于流行病防治具有重要作用（例如：美国有强大的科技力量和社会动员力量），但是资本主义政府是否愿意为人民的生命健康开启这个力量，或者说在政党之争下能否顺利启动这个力量才是流行病防治的关键所在。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以及当前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与我国在流行病防治的实践对比中发现，国家制度是流行病防治效率的重要因素。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内容，它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一种剥削制度，其本质和目的是无限追求剩余价值，表现为资本不择手段地追求利润。在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全球的当下，利润驱动型的医疗体系显示出了流行病防治的弊端。利润导向下的医疗体系会使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医疗力量减弱，患病人群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与此相比，中国共产党在此次防疫过程中显示出了明显优势。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这是中国的制度优势，有关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其次，人民生命安全与健康是流行病防治过程中的最高价值取向。马克思关注工人阶级的利益和解放，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见物不见人”的发展逻辑，目的是建立一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过程中，马克思同情工人阶级感染流行病的悲惨遭遇，深究流行病传播背后的社会因素，心系工人阶级的疾苦。这也深刻体现了马克思怀有深厚的人民情怀和坚定的人民立场。马克思认为，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要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始终要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价值判断和选择的最高标准。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期间，西方一些国家、政客、企业的种种行为表现为一种资本的价值取向，而忽视了人民群众的生命权这一基本人权。在流行病暴发时期，资本利益操控防治手段。例如英国实施“群体免疫”的防治方式，其代价非常大，会让最弱势的社会群体，包括老人和免疫系统薄弱的人付出最大的牺牲。在当前流行病全球大流行时期，各国政府应该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摆在第一位，更加重视弱势群体、贫困群体的流行病防治。坚持全民动员、联防联控、公开透明的原则，打响一场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

再次，坚持公共卫生服务的公益性是流行病防治的基本原则。当19世纪欧洲流行病暴发的时候，“英国的自由主义者，把检疫制度看成对自由贸易原则的粗暴侵犯，并致力于清除这些所谓专制和罗马天主教愚昧的残余”。但是从当下来看，隔离检验制度也是流行病防治的最有效方式之一。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决定只要防疫制度与其私有制度矛盾，政府必然不会采纳。从欧洲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流行病防治来看，卫生改革面临的问题是私有制的阻碍，英国的自由主义认为防疫制度侵犯了个人对财产处置的权利。然而，矛盾的是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军队内部却采取了极其严格的检验，以及有效的流行病防治措施。因为其军队是维护政权和资产阶级利益扩张的利器，军队疫情的暴发会影响其殖民贸易。因此，反思人类社会发展的目的是利润还是人的全面发展、是选择资本逻辑还是人本逻辑是人类社会面临的重要选择。在当前的新型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之际，公共卫生行业的私有化对流行病防治带来巨大的阻碍。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下的公共卫生体系私有化，使我们看到了一个以利润为导向的医疗体系。私有化和公共预算削减迫使公共机构缩减其活动规模，使其丧失了普遍性、有效性和服务质量。“社会公共服务的私有化是昂贵而无效率的。比如，美国医疗保健的花费就是欧洲相应花费的两倍，而质量相比却很差。然而，（美国保险公司）却有较高的利润。”公共卫生领域的私有化、市场化、资本化会导致为了提高利润而产生恶性竞争，从而妨碍流行病暴发期间的防治。

最后，形成联防联控的全球防疫模式是流行病防治的必然要求。随着全球化完全走进世界发展的舞台，使世界对全球化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尤其在当今新型冠状病毒全球流行之际，全球化问题又一次进入世界讨论的视野。当前对疫情后全球秩序的预测大体分为三种观点。第一种认为全球化在疫情的冲击下走向衰退。第二种认为在疫情冲击下会产生全球化发展模式的转变。第三种认为在现有体系下建立全球性多边合作的模式。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全球流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抗疫方式，已经凸显其危机政策的参差不齐、各扫门前雪的窘态。种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新干涉主义、民粹主义在各个国家抬头。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同时，世界分配的不公平加剧了贫富矛盾，使经济落后国家防疫局势堪忧。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流行病的蔓延，阻碍了流行病的防治。人类社会发展的目的是利润还是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面临的重要选择。当然，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一场瘟疫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全球化的发展方向，而且会使我们更加认识到全球化的必要性。尤其在当前新型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时期，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更为迫在眉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涵之一是建立共商、共建、共享的安全共同体，形成同舟共济的行动联合体。世界各国的安全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紧密相连，当前流行病的全球蔓延作为一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着各国人民的生命健康。在各国出现的疫情面前，没有一个国家是与世隔绝的孤岛。“世上没有绝对安全的世外桃源，一国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别国的动荡之上，他国威胁也可能成为本国的挑战。邻居出了问题，不能光想着扎好自己家的篱笆，而应该去帮一把。”面对当前的流行病流行趋势，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构建世界各国联通的防疫体系。坚持合作共赢、安全与共、包容互鉴、互商互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的理念，真正认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全球化趋势。病毒没有国界，疫情不分种族，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面临人类社会共同的挑战要做到吴越同舟、患难与共，才能共克时艰、战胜疫病。

总之，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路径展开对19世纪欧洲流行病的分析。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导致工人阶级居住环境恶化、工人阶级身体素质下降，这是当时流行病产生和流行的重要原因。马克思认为世界市场的形成过程，加速了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这一趋势成为流行病全球传播的客观条件。在流行病治理方面，资本逻辑导致资本主义国家防疫手段滞后，制定出消极的防疫政策，无法有效防治流行病。马克思分析流行病的资本批判视角，以及关于流行病观点的方法论意义都能够给我们深刻的启示。尤其在当前新型冠状病毒全球流行的情况下，更要重视流行病防治的制度性制约因素、人民性价值取向、公共性服务性质和全球性防治模式。只有把握好这四种维度才能有效防控流行病，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作者：郝立新，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21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哲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邵骏鹏，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