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现代化建设是在具体社会形态中进行的变革性实践。社会主要矛盾与现代化建设的内在关联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客观作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中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在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状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具体映现,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出了新挑战新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化解社会主要矛盾中，明晰发展目标、路径、原则、格局,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并联规划、协调自主、人民中心、合作共赢型特征进一步凸显，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在纵向和横向上成功拓展并日益呈现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特征。以生产方式创新性发展为核心的中国式现代化在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上具有典型性，其追求生产力平衡充分发展与生产关系协同优化的科学路径，致力社会美好生活与人类美好世界同构的中国方案，诠释出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人的现代化的内在本质，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现代化拓展中无可比拟的制度优势，肩负着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世界历史使命。

【关键词】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中国式现代化；拓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科学完整的战略部署”，“明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紧紧围绕这个社会主要矛盾推进各项工作，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总结百年党史历程时也强调:“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系统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拓展，必须结合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兼顾世界现代化历程，才能在纵向演进和横向对比的双重维度中深入把握其内在逻辑。

一、现代化建设在应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中前行

社会主要矛盾转换和现代化建设的内在关联反映了生产方式变革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根据唯物史观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揭示，不同社会形态下存在不同生产方式，如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区别，而生产方式又包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则构成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进而转换为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动力。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的阶段性映现，是现代化建设的直接动力。中国共产党遵循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领导人民在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破解不同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有序推进现代化，“既切合中国实际，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

(一)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内在昭示：世界现代化在社会主要矛盾转换中演进

从一般性层面来讲，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以生产方式变革为核心的社会形态更替铺就了世界现代化的整体图景。“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资本主义时代，相对于封建主义社会具有更高水平的生产力和更先进的生产关系，已经开始现代化进程，并且在不到一百年的时期内带来比过去一切世代还要显著的发展。然而，资本主义社会因其自身生产方式“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周而复始的危机对资本主义演化已必不可少，地区发展不平衡对资本主义运转也不再可有可无。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存在和发展，不仅造成“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造成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状态，而且其内在“压力将会转而导致争夺国外市场与殖民地，参与扩张势力范围以及其他形式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造成落后国家受制于发达国家、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格局，使得非西方国家的后发现代化比西方国家的率先现代化更为艰难。资本主义现代化加剧了世间不平等，也愈发“暴露出资产阶级没有能力继续驾驭现代生产力”的内在危机，暴露出西方现代化无法克服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的固有缺陷。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在具体社会形态的展开，规定着该社会形态存在、发展与灭亡的趋势，是其变化的根本原因和动力。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是与社会次要矛盾相对应的范畴，是社会基本矛盾在具体阶段的集中体现。西方现代化的困境与弊端，源自资本主义社会无可调和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内在影响。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或社会主要矛盾的对抗性质，意味着只有彻底变革生产资料私有制才能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冲突，才能为现代化的推进与拓展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想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客观分析之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之所以会被社会主义社会所替代的个中原因，既体现在后者对生产力充分和平衡发展的追求，被社会占有的生产力在生产者自觉运用中“从造成混乱和周期性崩溃的原因变为生产本身的最有力的杠杆”;也体现在生产关系是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旨归的建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在科学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实现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相统一的共产主义社会，“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能够真正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这种对资本逻辑的历史性超越不仅通过更新生产方式推动现代化有序发展，而且通过优化社会生产关系使得现代化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并在全球范围内推进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建。这将是人类现代化建设最高阶段，也会使世界现代化不均衡格局完全根除。

(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经验支撑：社会主义现代化在非对抗性社会主要矛盾化解中促进

社会主要矛盾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关系，不仅是规律层面的理论释解，而且在苏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有所呈现。列宁较早洞察到资本主义危机是由“现代经济制度”中更深刻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引起的”，也曾明确强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并提及“只有那些懂得不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就不能建立或实施社会主义的人，才配称为共产主义者”。这些见解的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既看到了因为社会制度性质的截然不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会像资本主义现代化一样因自身对抗性矛盾而存有难以克服的危机，又初步提及了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非对抗性矛盾的客观规律，阐明了只有善于借鉴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才能更好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科学道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辩证法意蕴。此后，斯大林虽然误将人们在政治和道义上的一致理解为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但是看到了与资本主义工业化激化矛盾所不同的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优点“在于它使工业化的利益和居民中劳动阶层的基本群众的利益趋于一致;在于它不是使千百万群众贫穷化，而是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不是使国内矛盾尖锐化，而是缓和并克服这些矛盾”，并提及“只要领导机关执行正确的政策，这些矛盾就不会变成对立，而这样也就不会弄到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这一理解，触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本质区别，也探讨了社会主义社会非对抗性具体矛盾化解同社会主义现代化推进之间的密切关系，表明了共产党的科学领导是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的有益探索。遗憾的是，苏联所采取的与其自身“落后和孤立分不开”“以计划经济实现国家的现代化”的高速赶超型封闭式现代化模式，因忽视矛盾运动的世界历史视野、忽视各国现代化建设的共性和个性，未能实现给本国人民带来幸福生活的初衷，成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的历史镜鉴。

在结合新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反思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旗帜鲜明地指出，矛盾不断出现并不断被解决是事物发展的辩证法，而且就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做出了系统分析。同旧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和情形所完全不同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这种非对抗性基本矛盾完全可以通过依靠社会主义制度自身来解决。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能够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随着生产的不断扩大而得到满足。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明确了建设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任务，阐明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团结人民向自然界开战并在发展经济、文化中巩固新制度的重要目的，还在工业化道路的探讨中提到要注意学习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好经验以及在实践中要解决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和人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的重要性。这些剖析，深入呈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规律，揭示出社会主义国家推进现代化要处理好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人民内部矛盾，蕴含了科学认识社会主义矛盾规律中才能更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意，是对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的重大发展，也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义的初步认知，无疑具有普遍意义。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更直截了当地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因为不一致，才有团结的任务，才需要为团结而斗争”，这实际上针对苏联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内因的误判，明确强调了社会主义国家不但不能讳言矛盾而且要充分重视其之于社会发展的动力作用，进一步呈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的共同规律—在有效化解非对抗性矛盾中促进人民的团结奋斗以推动现代化，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铺垫了理论基础。

(三)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实践映现：中国式现代化在破解社会主要矛盾中推进

中国共产党在尊重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系统研判本国国情、深刻汲取世界现代化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系统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关系中推进了中华民族复兴伟业。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近代中国承受了西方现代化转嫁矛盾、肆意掠夺的灾难，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曾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元素”“反动堡垒”，“列强侵略的结果”是造成中国现代化最困难的原因。与西方国家直接开始现代化进程所相区别的是，中国要真正步入现代化坦途必须首先获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根本社会条件。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肩负起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重任，带领人民在解决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与“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相交织的社会主要矛盾过程中，明确树立了获得“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步骤“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奋斗目标，并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顺利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较早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如何处理十种具体“关系”(亦即矛盾)，提出了集中力量解决“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主要任务，明确了“四个现代化”建设方向，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被作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确立，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致力于小康社会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充满新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洞察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将“继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作为领导干部职责要求，团结人民群众围绕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呈现新面貌、开启新征程。由于客观规律不会自己说明自己，党和人民事业能否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共产党人能否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并及时确定中心任务。在整体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不断深化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创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出举世瞩目奇迹的重要法宝，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重要彰显。

总的来说，从一般性、具体性、现实性角度思考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内在蕴含着社会主要矛盾与现代化建设的内在线索。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进程中，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辩证理解世界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复杂性、阶段性、关联性，促成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深刻转变，推动人类文明从低级向高级形态演进。显然，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现代化发展明确了中心任务，现代化建设为主要矛盾解决提供了实践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应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中前行。

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的迫切任务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深入认识三大规律的实践成果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显著成就，也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为中国式现代化明确了新任务。在人类现代化探索充满艰辛、世界现代化进程进入十字路口的当下，在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向强起来伟大飞跃的今天，中国式现代化也获得了从跟跑向抢跑、领跑转变的契机和空间，它对美好生活诉求、均衡优质发展、平稳突破瓶颈等既是中国发展的时代难题，也是世界现代化历史困境的成功破解，将具有深远影响和广泛意义。

(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聚焦点

推动社会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在于生产力的发展，现代化正是在不断追求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中满足人的需求。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更是诠释了人的需求能否得到满足与社会的发展状态、现代化的建设水平息息相关。人的需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原有需求在随着生产的发展得到满足之后也会催生新的需求。由于制度差异或是政党分殊，各国现代化或以少数人自身需求为发展目的，或以全体人民共同需求为努力方向。人民的幸福生活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人民在不同阶段的不同需求始终被当作现代化推进的中心课题，从而使人民的不同需求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都先后得以实现，社会主要矛盾也不断变迁。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变迁，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在现代化稳步推进中跃上新台阶，从过去缺衣少食艰难条件到物质文化需求基本得到满足，多元化多样性多方面的新需求在新时代充分释放。201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按不变价计算比1978年增长33.5倍，年均增长9.5%，平均每8年翻一番，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与此相应的是，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由151元增加至18322元，实际增长18倍，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57.5%下降至28.6%，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67.7%下降至31.2%。居民消费结构逐步升级，消费需求从生存型向享受型转变，消费产品从物质型向服务型凸显，消费层次从传统型向高端型发展。人民群众既在物质文化层面产生更高需求，又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有了更大关注，美好生活具体需求在数量上有所拓展、在质量上有所提升。中国式现代化从注重夯实物质基础及时转向多领域建设齐头并进，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能从“应然”变成“实然”状态。

(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状况：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力点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一极从“落后的社会生产”转变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的有力证明，也呈现了它亟待完善的相应空间。这些年来，我国生产力水平得到巨幅提升，某些方面的发展水平甚至位居世界前列，但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状态仍然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发展不平衡，“主要是各区域各领域各方面存在失衡现象，制约了整体发展水平提升”，如城乡发展状况差距较大，东西部发展水平也不一样，不同群体收入相对悬殊。发展不充分，“主要是我国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发展任务仍然很重”，这种不充足体现在发展要素和方式还可完善、发展能力和水平有待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尚需提升。

发展不平衡或不充分是现代化过程中必然会面临的情况，与地区资源和人口差异、城乡二元结构、不同时期发展重心差别等多种因素相关。要改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状态，现代化建设应在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中从多方面发力:提升生产力依然是基础要素，因为发展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发展不充分所导致的，而生产力实际上是人的实践能力，要将坚持党的领导与发挥人民主体精神相结合、将促进生产力提高与推进生产力均衡布局相结合、将促进人的自身发展与推动社会全面发展进步相结合;完善生产关系结构迫在眉睫，要发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促进城乡之间、不同区域、各个领域协调发展中的调整作用，在深化改革中促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用共同发展来呈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公平正义;更新发展理念势在必行，要在观照国内、国际矛盾中把握时代契机，在深化规律认识中丰富文明内涵，在奋发有为中持之以恒地推进现代化;坚持系统思维至关重要，要高度重视辩证思维、战略思维、历史思维、法治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等在化解矛盾、促进发展中的助力效应，要在进一步推动国内、国外联动发展中凸显优势并提升弱项。正因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取代“落后的社会生产”成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要在多方面的着力中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更复杂更艰巨的难题—在解决“不充分”发展问题的同时直面“不平衡”发展难题，在“做好蛋糕”的同时还要“分好蛋糕”。这种建设方向，将使社会主义制度效能和现代化实践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相辅相成作用发挥得更充分，将使发展的比例更合理、包容性更大、可持续性更强，将因动态平衡、高质快速的发展状态而在世界更好彰显其借鉴意义和示范效应。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切合点

从纵向来看，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但是，我国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体判断没有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阶段。今天虽然我国尚未完成现代化，但已步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更高阶段。经过数十年的现代化建设，我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如从1953年至2018年，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生产总值分别增长了377.7倍、172.7倍、227.8倍、171.4倍。新时代以来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阶段。如2013年至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8.76%，2012年至2021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53.1%提高到64.7%，2016年至2020年约有一亿左右农业人口在城镇落户。当前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要看到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化解将是一个较长过程，对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满足既要尽力而为，也要量力而行，还要重视在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中进一步释放制度活力。

就横向而言，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体现在我们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如2017年，中国第一次现代化指数为99.7，在世界131个国家中排第48位，其现代化水平与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差距比较小，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比较大，尚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间位置。再如2020年，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0909美元，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0500美元，尚存在一定差距。从国际范围来看，我国仍属于不发达国家，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历史阶段，“矛盾和风险比从低收入国家迈向中等收入国家时更多更复杂”。我国综合国力有很大提升又待增强的状态，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处于新起点又面临新挑战:一方面，现代化的本质是社会变化，作为富起来的大国继续现代化自然会打破自身社会原有的传统状态，也难免会对国际既有格局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当其自身能力和所面临挑战发生变化时，国家发展战略也需要变更，“那些无法进行战略调整的中等收入国家，纷纷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及至2008年只有13个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当前，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要注意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前一个是政治层面的，就是要处理好同美国等大国关系。后一个是经济层面的，就是要提高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要兼顾国际有利环境的营造和国内发展结构的优化，才能为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提供切实保障。

三、中国式现代化在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中拓展

社会主要矛盾是影响中国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因素。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中国共产党，将发展作为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金钥匙，在确立发展目标、优化发展路径、坚守发展原则、扩大发展格局中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使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日益呈现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特征。

(一)在升级科学发展目标中夯实并联规划型现代化

与西方现代化用几百年时间渐次历经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所不一样的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中国现代化是在生产力发展不充分的基础上、在更短的发展时间里实现后发型赶超，这种并联式现代化在新时代的平稳有序推进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改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状态的必要基础，其任务之艰难更需要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规划型现代化的独特优势。这一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正确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关系”。中国共产党依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最新转化，结合世界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教训，以科学规划来促进并联式现代化，使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满足更具前瞻性、高质量的发展更具预期性。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就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做出研判的同时，立足于当前现代化建设的已有成就，提升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将21世纪中叶的原有目标提高至“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将“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提前至2035年实现，并规划了人才强国、制造强国、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贸易强国、文化强国、海洋强国、数字中国、健康中国等系列强国具体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则结合新时代十年来现代化的突出成绩，明确提出2035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并在前述强国系列奋斗目标的基础上论及教育强国、农业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等具体目标。除了在新时代党代会报告中就中国式现代化如何更好实现并联式任务进行宏观规划外，中国共产党人也弘扬了以“五年计划”推进现代化建设目标的优良传统，先后领导制定了“十三五规划”“十四五规划”等中期目标，还高度重视各领域各方面现代化建设内容的顶层设计，如出台了《“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2035)》《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等等。正是在党和国家就现代化所进行的不同层次规划中，并联式发展获得制度性保障，人民美好生活需求化作具体建设目标，生产方式的继续提升既循序渐进又取得突破性进展。

(二)在优化全面发展路径中完善协调自主型现代化

在新时代，随着人民需求升级和发展状况变更，中国式现代化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构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进、新发展理念践行中呈现出全面而又协调的发展路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是在原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基础上增加了生态文明建设，从而形成新的布局。这一具有长期指导性的总体布局，在推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中，以经济建设为根本，将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以政治建设为保障，将人民民主视为应有之义;以文化建设为灵魂，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以社会建设为基础，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条件，强调尊重、顺应并保护自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体现阶段性、富有针对性的关键部署，以全面从严治党来确保现代化正确方向，以全面深化改革为现代化提供活力，以全面依法治国保障现代化顺利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部署任务的更替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循序渐进。“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而提出，为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发展不平衡问题、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发展内外联动问题、社会公平公正问题提供更直接的指引。中国式现代化在新时代的升级，使人民群众对教育更好、工作更稳定、收入更满意、社会保障更可靠、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更高、居住条件更舒适、环境更优美等美好生活的具体期盼得以逐步满足。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全局和新发展理念相辅相成，为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路径支撑，也使中国式现代化在均衡式建设中凸显出自主特征，即以守正创新的理论指导独创性发展、以独立自主的模式保障安全性发展、以自力更生的方式实现跨越性发展。不同于西方的单向度现代化，中国人追求的是多向度现代化。如“美国从殖民开拓发展为世界超级大国的现代化进程正是近代绝对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念下人与自然关系对立的一个典型”，美国人口占世界不到5%，但资源消耗却占世界的25%，这种发展方式不仅使其自身的再发展陷入困境，而且阻碍了人类的发展。深知中国“走美欧老路是走不通的，再有几个地球也不够中国人消耗”，中国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强调、对高质量发展的致力、对绿色发展理念的推崇，保障了大国现代化的顺利开展，避免了西式现代化的不良后果。中国式现代化在新时代尤其注重自主而安全的发展，如高度重视自主创新，及时转变发展模式，力求“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再如，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将发展的重心放在自己身上，从而“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部署”，“增强发展的安全性稳定性”，与自主性现代化相反的依附性现代化，是“边缘地区对中心地区的一种依赖关系或状态”，“是二者之间关系不平等的表现，它造就了当今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发达局面”，这种现代化路径难以真正解决本国社会主要矛盾，也反衬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意义。全面而协调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科学而独立思考，也彰显出对“8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的实干精神、“自己的担子自己扛”的担当精神、“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精神等优良传统的弘扬。协调自主型现代化，没有模仿西方现代化路径的亦步亦趋，化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又能将社会主要矛盾的化解至于自身力量之上，展现出“走自己的路”的显著优势。

(三)在坚守共享发展原则中提升人民中心型现代化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两极都体现出这一矛盾的化解更需要注重“人民性”的凸显。矛盾的两极都以人民为承载对象，人民既是美好生活的需要主体，也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状态的变更力量。中国共产党在阐释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内涵的同时，将“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明确为实践目标和努力方向，把握了人民福祉和人民力量的内在关联，凸显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中心原则，诠释了将“人口规模最大”这一世界级现代化难题转变为中国式现代化优势的内在奥秘。共同富裕不可能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状态下实现，而是生产力得到较高水平发展的产物。在现代化的以往阶段中，我们囿于自身发展状况和能力，更多的是通过实现民族独立、促进经济发展等方式来满足人民最迫切最基本的需求，今天以站起来、富起来为铺垫，能够直接将实现均衡发展和共同富裕作为现代化建设目标，区别于贫富两极分化的西方现代化。如美国收入不平等依然在扩大，前10%人群的收入比重从20世纪70年代的30%35%、21世纪伊始的45%50%，将在2030年时攀升到60%，因民众收入和财富差距过大而面临“托克维尔困局”，社会难以成为共同体。以人民至上为宗旨和依归的中国共产党，将人的现代化理解为现代化的本质，看到了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统一，又厘清了共同富裕和同步富裕、同等富裕的差别，从而广泛凝聚人民力量来推动现代化、化解社会主要矛盾，在共建共享式发展中改变现代化可能导致“贫困社会”或“富而不平社会”的传统印象，“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也将重塑世界现代化格局”。

中国式现代化人民中心原则在新时代的凸显，还体现为我们在深化改革开放中化解社会主要矛盾、满足本国人民需求的同时，尽可能将人民至上当作处理国际关系和对外交流的基本准则，力倡兼顾世界人民的美好生活需求。中国共产党在把握国内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状态时，也指出世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普遍存在，南北发展差距依然巨大”，主张秉承“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理念”，号召携手“共同消除许多国家民众依然面临的贫穷落后，共同为全球的孩子们营造衣食无忧的生活，让发展成果惠及世界各国，让人人享有富足安康”。注意到“全球发展失衡，难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的中国共产党发起全球发展倡议，呼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将增进人民福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解决世界贫困、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坚持造福人民的初心和使命在世界范围内的延伸和实践，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在新时代推进的指导原则和具体表现。中国式现代化人民中心发展宗旨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实践，反过来也能更好地促进本国人民利益的发展。现代化是一个世界历史过程，“世界长期发展不可能建立在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批国家却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将促进世界共同繁荣、各国人民共同进步作为己任，证实了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最具备促进世界统一的“世界主义思想”和“达到最终目的所需的干练才能”，彰显出马克思主义政党胸怀天下、心系世界的可贵品质，也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化解和社会持久平稳发展创造了有利国际环境。

(四)在扩大普惠发展格局中深化合作共赢型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秉承了人民中心建设原则，更贯穿着合作共赢的发展格局。在经济全球化、全球信息化的今天，各国发展密切相连，如人类所面临的经济增长乏力、资源能源安全、气候环境变化、打击恐怖主义、重大传染病防范等全球性挑战，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我国人民美好生活需求无疑会受到世界情势更大影响，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化解更需兼顾国际因素潜在影响。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相继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过程中，遵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理念，与各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共同优化全球经济资源配置，完善全球产业布局，建设利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培育普惠各方的全球大市场，实现互利共赢的发展”，形成了既“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又促进世界其他地区共同发展的联动效应。如“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并推进后，中国已和140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合作共建文件，对于缓解我国“无效供给过剩、有效供给不足”等现状、应对逆全球化思潮都意义非凡，而且打造出各国共享美好未来、人民共享美好生活的合作共赢之路，被世界银行研究报告评估为“将使相关国家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将使参与国贸易增长2.8%至9.7%、全球贸易增长1.7%至6.2%、全球收入增加0.7%至2.9%”，中国式现代化对于世界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意义可见一斑。再如，“同一个世界，同一片天空”，气候环境变化问题需要各国齐心协力来应对，中国向联合国提交国家自主贡献，“既是着眼于促进全球气候治理，也是中国发展的内在要求”，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最大发展效应，也有助于提升本国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合作共赢型现代化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范围，也凸显了其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表征。回溯人类现代化发展历程，某些国家的早期现代化以强暴掠夺、转移增长或丧权辱国方式来推动，如英国曾靠侵占和掠夺殖民地来榨取“追加资本”、德国在普法战争中获得50亿法郎赔款、沙皇俄国在奴役性条款下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租让经营权而获得借款。苏联尝试走出第四条道路—“靠本国节约来发展工业的道路，即社会主义积累的道路”。以合作共赢方式来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不同于零和博弈的西式现代化道路，也不同于孤立发展的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而是在努力改变世界发展失衡、科学处理国际关系中实现“1+1>2”的发展效应，在把握全球机遇、规避国际风险中促进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化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跃升。

结    语

综上所述，无论何种制度之下，现代化与社会主要矛盾之间存在着不可分离的关系。一方面，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着社会现代化的致力方向和实践状态;另一方面，现代化的性质和宗旨将影响着社会主要矛盾能否最终解决，让人们承受代价而没法分享福祉的现代化无疑会加剧社会主要矛盾，以人民福祉为依归的现代化则是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良方。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在全球失衡状态下稳步有序推进。它在新时代的拓展，体现在较之我国以往的现代化状况，在建设目标、路径、原则、格局等方面有了深刻的变化发展，更体现在较之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方式，以并联规划的超越性区别于串联自发的传统性、以协调自主的开创性区别于片面依附的不可持续性、以共建共享的人民性区别于两极分化的失序性、以合作共赢的普惠性区别于剥削掠夺的野蛮性，日益呈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和魅力。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因为它系统把握人民需求与人民力量、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社会主要矛盾与国际秩序格局、国家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的密切关系，蕴含着“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更因为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科学成果为指引，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蕴，以世界文明成果为借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载体，在有效化解社会主要矛盾中满足本国人民美好需求并契合世界人民发展愿望。而阐释或是借鉴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之处，要关注生产力因素，又要“关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因素，尤其要重视对后者影响的全面剖析，才能深入理解为何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也是“中国谋求人类进步、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略）

来源：《教学与研究》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