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有关改革开放研究取得了新突破。本文即以新时代以来国内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为依据，对当前改革开放研究的新题材新视角新方法新资料和新热点进行介绍，展示了近十年来改革开放研究的发展趋势、重要成果，提出了改革开放研究需要加强理论思考和拓展国际视野等深入研究的建议，并指出今后研究应注重培育本土化的研究理论方法、扩大同海外学者的对话交流，以及加强历史与理论、宏观与微观、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视角相结合的研究。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改革开放研究；成就与思考

中国改革开放迄今已历时40多年，取得了辉煌的历史成就。40多年来国内关于改革开放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有关改革开放研究又取得了新的突破。据不完全统计，从2012年到2019年下半年，国内共发表论文有万余篇，出版专著、文集、文选、工具书、传记作品等各类著作千余部。基于此，本文拟以十八大以来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为主要依据，对新时代以来改革开放的研究做一评介，以期对深化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一、改革开放研究的新进展

自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社会主义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40多年间我国在指导思想、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对外政策、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而改革开放研究也因改革开放的启动而应运而生，先后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成为同时期各学科中发展最快、最有活力、开拓空间最为广阔的研究领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伴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提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逐步形成和丰富发展，改革开放研究的整体形态又在2012年后发生一些新变化，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峰期。这一时期关于改革开放研究的新进展主要表现在：

第一，研究注重宏观系统。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许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我们在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改革发展稳定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新成就，国家发生的许多新变化强烈吸引研究者的注意。因此，新时代以来改革开放研究的题材和内容都集中在总体研究，特别是有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改革开放理论、改革开放经验总结和全面深化改革研究，学界有大量相关的学术论著问世。尤其是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全国掀起了一个研究改革开放的高潮，涌现出一批反映改革开放40年的全景式的研究论著。

第二，视角更加多元深入。4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给予研究者大量题材，这使得研究者可以充分运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统计学、心理学、地理学、民族学、生态学、新闻学、军事学、法学等方法来观察分析。这种多元方法的相互交融，大大突破了一个传统学科主导的框架，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多重面相，极大增强了研究结论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还把改革开放置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长时段去审视和剖析新中国成立头30年的历史影响，来探求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不同历史时段的连接转化，并以此为基础勾勒改革开放作为历史的延续所呈现出的时代特征。

第三，文献整理丰富翔实。改革开放由于时间距今较近，所以留存资料非常丰富。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的编辑速度大大加快，一大批有关改革开放的重要文献选编、摘编和专题工作资料汇集相继出版。这些文献集中反映了党和国家推进改革开放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为研究者提供了全面、系统、权威的史料依据。同时，口述史料也异军突起，出现了不少重大人物、重大事件、重大活动为主题的口述记录。这些记录全部来自历史当事人和亲历者的口述回忆，对于弥补档案文献的不足和了解改革开放的实际过程具有很大的意义。与此同时，21世纪以来网络和计算机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也推动了改革开放资料的搜集整理。如学术期刊数据库的广泛应用，大量经典文献和报纸杂志全文数据库的建设等，都使研究者搜寻资料更为方便，数十百倍地扩大了大家搜寻资料的数量与广度，对一些论题的计量统计和量化分析也比以前更加容易了。

第四，国际交流方兴未艾。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研究特别是改革开放研究逐渐成为国际热点，美国、欧洲、俄罗斯、日本及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研究兴趣浓厚。与此同时，国内学者也在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乃至研究资料等方面需要和国外学者进行交流对话。因此，新时代以来国内学界围绕中国工业化发展道路、中国的对外政策与外交、中国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的影响，以及政党治理对世界执政党建设的贡献等问题，积极寻求同海外学者的对话交流。从研究成果看，也日益呈现出本土经验与西方理论相融合的趋势，国内学者开始越来越多的从全世界人类发展的整体视角去探讨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原因及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经验和影响，乃至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及其对世界其他国家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贡献。

二、改革开放研究的热点问题

改革开放已经走过40多年的光辉历程。40多年来中国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继续前进，在指导思想、政治环境、经济体制、对外政策、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六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与之相适应的是，伴随改革开放的日趋深入，新时代的改革开放研究也越来越全面细致。其中，对40多年改革开放的总结回顾是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不少学者对改革开放的路径探索进行了总结和评判，还有很多研究者从中国模式的内涵前景等角度对改革开放进行经验总结。此外，随着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宣传成果也不断涌现。不少专家学者通过深入学习，纷纷把个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内涵、逻辑体系、时代影响的学习体会和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推动了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化。

政治方面，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人物始终是研究的一个热点。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在这方面，有学者基于我国现行宪法实施以来取得的各项成就，从宪法学的角度解读了“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深刻内涵。在政治人物研究方面，改革开放中杰出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也是学者关注的对象。如邓小平、习仲勋、**、任仲夷等，近年都有相关论著推出，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

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经济，也为学界所普遍热议。有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的重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阶段特点、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原因，以及经济新常态下和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的问题，都呈现出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有学者指出，对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发展首先意味着工业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市场化、城市化、民主化和国际化。而工业化的实现内在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传统农业为基础的产业结构，向以工业为基础和主体的产业结构转变；二是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工业内部结构的变化和技术进步，即由劳动密集型为主的结构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结构的转变。到2020年中国基本实现工业化以后，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升级需要更进一步的改革开放。

作为改革开放研究的一个新兴生长点，社会研究也在逐渐升温。有学者对中国社会治理的历史进程，特别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教育体制改革、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劳动就业体制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养老服务体系改革、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立与完善等方面的历史性进展和巨大成就进行了论述。同时，也有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治理思想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形成了一个动态发展的思想体系。开展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研究，特别需要把握好每一个时代之间的历史联系，尤其是各种社会思想发生、发展及变迁的历程和原因，进而从宏观上把握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与中国社会发展、变迁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文化发展，长期以来也是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特别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历程和经验、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构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文化建设的观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文化单位改革、文化产业发展、文化市场体制改革等，都出现了新的独到观点。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取得了新的进展，相关研究也在不断推进。尤其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建设理论和实践的新发展备受学者关注。大家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以及反腐败斗争、全面从严治党等问题的发展历程与宝贵经验进行了总结。此外，还有研究者指出，党建研究需要重视执政党的自我治理。政党治理和党的建设虽有不同的理念和逻辑，但又紧密联系，特别是政党治理对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要在管党治党中实现政党治理与党的建设的有机结合，党的建设要增强借鉴政党治理规律的自觉性，在党的建设中不断提高政党治理能力。

三、改革开放研究需要深化的问题

40多年的改革开放，从时间上说已超过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29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已经成为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当代中国史领域历史最长的一个专门时段，且至今仍在持续。而在研究方面，新时代以来改革开放研究也相较过去，无论在深度广度、视野方法、资料挖掘等方面都取得新的进步，呈现出良性的发展趋势，但同时也有一些需要进一步深化的问题。

一是改革开放研究需要加强理论思考和哲理研究。从学术史看，任何一个有研究使命感的学者都是关注那些对国家发展和民族命运有重大意义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的。事实上，过去那些著名的研究者都是通过对重大问题的深入研究和精彩回答来奠定其学术地位的。譬如，为梁启超带来学术荣誉的《新史学》《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主要探讨的是史学方法的运用。他提倡使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历史，在研究中借鉴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相关成果，重视整体的历史发展，从历史大势中总结规律，在研究中有怀疑精神，大胆求真。胡绳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统率对客观存在和演变的历史的认识，提出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三次革命高潮”概念。范文澜则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明确提出了殷商是奴隶社会、西周进入封建社会的观点。因此，从前述这些研究者所研究的对象看，他们回答的都是他们那个时代的重大理论问题。对照上诸先贤，我们不难发现目前改革开放研究的理论构建和哲理思考还比较薄弱，需要进一步加强。总的来看，目前学界做的大致是以历史经验和史实层面的重建和总结工作为主，包括对人物、事件、政策和过程等一些新的研究议题的史实梳理。这些工作虽然重要，是进行宏观思考的基础。但从根本上看，研究的深化离不开对改革开放长时段的宏观思考和理论分析。这种宏观的理论思考，旨在揭示历史现象背后的深层逻辑、不同时期的统一性和各局部之间的内在联系。但目前，学界有关改革开放研究的理论方法的哲理思考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归根到底，改革开放研究的进步，并不在于新题目和新领域的开拓，也不一定是提出许多令人惊异的创见，而是表现为新的理论方法的出现，特别是提出一些具有理论指导和普遍性的宏大理论解释分析框架。在这方面我们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

二是改革开放研究需要进一步开拓国际视野。中国改革开放是世界格局大变动的产物，其发展变化始终与世界各主要大国以及国际局势的变迁有极密切的关系。中国发展也离不开中外之间在思想、技术、人员和资本的跨国流动，因此，研究需要在全球化进程和世界整体变迁中去加以考察。譬如，研究改革开放的起源，就必须把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和执行，置于美苏冷战的背景下去考察。研究中国经济的产业升级和社会转型，也需要重视科学进步和技术的跨国转移、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消费娱乐主义在全球的传播、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全球治理的兴起，以及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各种跨国和国际因素。譬如，20世纪80年代美苏关系缓和就为后来中国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提供了相对平稳的国际环境，1992年后我国也是利用西方发达国家从制造业向服务业产业升级的契机，才得以成功复制亚洲四小龙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取得此后近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一跃成为世界工厂。与此同时，国际局势的新变化也给我们带来了新挑战，如当前西方保守主义、民粹主义不断抬头，对我国现在的改革开放构成压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4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和40多年国际形势发展实际是高度融合在一起的，把两者分开不仅困难，也不利于深化研究。因此，研究者在研究中所应加强的，就是把长期被分割的改革开放研究和国际研究在40多年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结合起来，从世界各国的普遍联系中把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变化，并将中国改革开放同世界各国40多年的改革、变革、发展相比较，同发展中国家相比较，同发达国家相比较，只有这样才能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但在这方面，目前学术界主动从比较视野来进行研究的人还不多，海外资料使用还不够，需要我们进一步努力。

四、改革开放研究的发展方向

通过上述对改革开放研究成果的梳理，我们对目前学术界的研究已经有大致了解。一方面，研究的范围、路径和方法不断推陈出新，形成了许多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新的学术生长点和研究热点。另一方面，研究也存在需要进一步加强的地方，在论著数量增长的同时有效提升研究的质量。基于此，笔者认为，今后改革开放研究的发展方向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提出中国化的研究理论和方法

任何一个研究都需要有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即通过讲述历史发展的逻辑关系，让研究尽可能地散发出一种历史的智慧和思想的光芒来感染人、影响人。但目前，我们的理论方法还不能完全满足国内学界对研究趋于新的社会科学化的需要，对改革开放进程中各种现象的理论阐释和启发性还有待提高。因此，过去一段时间，国内一些学者为克服这些问题，开始向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寻求帮助，喜欢拿国家与社会、宪政民主、民族国家、社会流动、精英群体、身份认同、公共空间、市民社会、族群关系、日常生活等西方概念和解释框架来解释中国的情况。客观而言，一方面，这种拿来主义虽然对丰富我国的理论模式和方法有积极意义，但过分依赖和简单照搬西方理论也容易造成南橘北枳、水土不服的问题。因此，那些看似时髦新颖的洋概念和新方法，其实并不那么管用。例如，西方“国家和社会”理论虽适合大城市市民社会，却无法考察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宪政民主”也脱离了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和历史国情，忽视中国社会发展的本土特性和内在逻辑。因此，经过一段时间模仿和套用，国内学界已意识到盲目照搬西方理论的问题，即西方理论并不能深化我们对自己的认识，研究只能回到中国自身的语境，去审视我们的历史经验和独特价值。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综合国力的持续提高，国内学界在现代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人口学、心理学、经济学、统计学、计量学、管理学、军事学、地理学及大数据等学科体系和逻辑框架日益丰满。在我国学术自信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国内学界关于“研究范式”、“话语体系”及学术主体性等问题的思考和探索已孕育而生，国家也专门出台旨在促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指导文件。因此，在国家大力支持和学界自我反思的条件下，中国学界正从被动接受西方理论解释中国问题向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模式和中国话语体系转化。笔者相信，不需要太长时间，我们就可以建构出真正属于自己的“本土化”概念和理论。随着这些新理论、新范式和新学术话语的确立，改革开放研究的内容、话语和分析方法，必将出现新的突破乃至重构，一些涉及较长时段和较为宏观视野的转变进程也将改写，论述分析会更加令人信服，最终形成一套以中国本位为中心，既聚焦改革开放基本经验与突出问题，又有中国气派和民族特色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毫无疑问，这种变化对深化改革开放发展规律的认识，解决当前中国改革面临的问题，特别对“中国道路”会提供更为可信的解释，对提高当前的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主导地位极为有益。

（二）走向世界的改革开放研究

目前，随着全球一体化和中国经济国际化市场化，中国的政治改革、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乃至国防外交，都和世界有密切联系。因此，中国改革开放已完全和外部世界高度连接，相互之间既有合作借鉴，也有商榷争论，这充分说明中国问题已经国际化。因此，尽管国内外研究还存在学术观点的差异，研究方法和价值判断也各有千秋，但中外之间实现不同视角的结合和融通各种概念范畴表述是非常必要的。中外学界应在历史认识交锋和相互理解基础上，超越党派和阶级立场，从世界眼光出发，推动不同国家学者的共同探讨。一方面，国内学者需要开阔视野，把“中国改革”、“中国道路”等研究议题放到全球格局和世界坐标中去考察，多做国际比较。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高，中国研究也越来越受到西方学者关注，很多海外学者的中国研究都从“历史的中国”的人文科学研究转到“现实的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关注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日常生活、民生问题、经济改革、政治发展、社会关系、社会群体等经济和社会问题。应该说，当代中国研究目前已成为海外中国研究中的热点和显学，可以预计的是今后还将有更多的海外学者投身当代中国研究。基于这一背景，中外学者应围绕彼此关心的一些话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对话，获取对方在问题和方法上的有益经验。笔者相信，随着中外学者在理论对话、观念更替、主题扩展及方法创新等方面互动交流的加深，未来双方一定会建立起更密切、更频繁的学术联系，建立起更长期稳定的合作机制，从而有利于中国改革开放研究的国际化、规范化，促进各国学者在政治、学术和心理层面的理解和交融。

（三）加强历史与理论、宏观与微观、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视角相结合的研究

历史研究、宏观研究有助于对改革开放的实际情况和整体情况的把握，理论研究、微观研究则有助于从细节入手对现象进行分析、总结、归纳，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可行的方案。没有理论研究和微观支撑，历史研究和宏大叙事显得不够深入、苍白无力；反之，没有历史分析和宏观指导，结论也可能是片面不可靠的。因此，我们在研究中需要注重历史与理论、宏观与微观这两个层面的互动结合，去探求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社会发展的复杂、丰富和多面的变迁图景，在研究的视角上从精英高层下移至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为改革开放提供新的视野和新的研究理路。譬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飞速发展就为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研究提供了强大的原生动力和丰富的实践样本。经过数十年的积累，中国社会可供研究的范围和题材，其广泛细致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从完善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内容、结构、层次和意义上看，社会研究蕴含着改革开放时期中共的执政根据，昭示着中国共产党整个理论体系之源，为社会主义前景的合理性必然性提供了实践的依据。因此，从这个角度看，社会研究其实是一个事关改革开放研究主干主流的重大问题，内嵌着关系全局的宏观价值。因此，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研究将越来越以人为本，人性化、多元化、多层化、精细化是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并成为改革开放研究的一个新兴学术生长点。

总之，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作为一种连续性的时间排列，历史、现实和未来从来都是相通的。由此来看，改革开放研究既是过去的，也是现在的，更是未来的。它具有很强的现实感，对以后的发展也有鲜明的指向意义。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代中国已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必将取得新的更大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回顾新时代改革开放研究的历程，目的也是着眼现实，更深入地把握改革开放的规律性，更好地为今后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就需要研究者通过大量深入的学术工作，打通学术研究和现实工作的思想通道，不断地把两者相互映照、相互印证，从而不断推动对改革开放认识的向前进步，更好地指引改革开放向前发展。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