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习近平正定时期意识形态观的主要构造

正定时期处在中共完成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展开之际，百里之域见证习近平从政起步的轨迹，一县之治展现习近平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探索。他从端正意识形态观念、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和加强文化建设入手，初步构造了意识形态观的框架。

(一)把打破“左”的思想束缚摆在意识形态工作首位，引导意识形态观念从追求极端化的理想转向解决贫穷温饱的现实目标。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意识形态，体现了党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统一。按照美国学者舒曼的观点，中共意识形态结构由“纯粹的意识形态”与“实践的意识形态”两部分组成:一是纯理论即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是实践产生的理论即毛泽东思想。这两部分有机组合在一起，为中共提供了一个组织活动的灵魂和规范的“黏合剂”。这揭示了中共意识形态的双元面相，即追求共产主义的理想性和立足中国国情的实践性，而如何调适理论和实践的张力，实现两者动态平衡，则是意识形态建设的正确方向。“文革”时期，意识形态领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充斥着以“斗私批修”为口号的空洞理想，不仅违背马克思主义学说，更严重脱离中国社会实际，使意识形态过于追求理想化而脱离现实，最终陷入极端化。

从成长经历看，习近平出生在老一辈革命家的家庭，在“堪称楷模的老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人的家风”的熏染下，接受革命理想信念教育，播下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种子，扣好了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在梁家河，习近平迈出人生第一步，通过阅读马列经典著作和接触农村贫困现实的体验，不仅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而且对僵化教条的观念进行了思考。他就《国家与革命》探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国家消亡、阶级斗争和搞好生产的关系，对无休止的阶级斗争有了疑问。1974年参加延川县赵家河整队时，他面对农民贫困生活看不到“阶级敌人”、“资本主义倾向”，“没有开过一次批判会，也没有斗争过任何人”，“主要精力还是花在了‘促生产’上”。七年知青岁月使习近平对“左”的意识形态观念与社会实践的脱节有了感性认识和初步反思。

正定时期，伴随从“文革”向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习近平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着手解决粮食高征购问题，尝试推行“大包干”，从而摘掉了正定“高产穷县”的帽子，逐渐把人们的意识形态观念从“左”的认识转到发展生产、解决贫穷、提高生活水平的正确方向。

思想观念的变革是社会发展的先导，意识形态观念的端正因此显得突出重要。作为农业生产大县，正定实行高征购指标和“大锅饭”体制，农民长期生活困难。在“左”的思想束缚下，高征购是当时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是“农业学大寨”先进县的重要条件，无人敢于提出异议。习近平以果敢的政治勇气，从人民美好生活出发，同县委副书记吕玉兰一起给中央写信反映正定高征购使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由此引起上级部门的调查核实，降低了粮食征购额，为1983年彻底解决正定农民温饱问题创造了条件。

习近平进而以敏锐的思想意识感受到了来自安徽、四川的农村改革之风，在中央没有文件、河北省没有精神、石家庄地委领导没有讲话的形势下，顶着冒尖有可能犯方向路线错误的压力，实行“大包干”试点。此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还没有广泛推开，人们的思想还比较保守。他通过调研事实与耐心说理，逐渐解开了正定领导班子思想上旧有的观念包袱。“大包干”试点选在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里双店公社，一年后公社农业产值和社员年人均收入分配翻了一番。正定成为全省“大包干”的先河，习近平在推行“大包干”上起到了中流砥柱作用，奠定了正定经济起飞的基础。

可见，习近平已触及意识形态工作亟待解决的处理经济建设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虽然党宣布工作重心转移，但长期形成的一些意识形态禁区没有消除。他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立足农村贫穷现实，打破把发展生产力同坚持意识形态方向对立起来的认识，引导意识形态工作适应改革开放形势，服务经济建设，切实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生产力发展作为工作落脚点。这些认识承继他在知青岁月中对“左”的意识形态的反思，在离开正定以后的工作经历中不断发展。2013年，他提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的论断，系统回答了两者关系，把意识形态建设的根基立于现实，为习近平意识形态观的形成奠定重要基础。

(二)以党的创新理论推进精神文明建设，丰富新时期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容质素。

新时期中共意识形态建设面临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坚持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而如何根据新的时代发展要求增加新的内容质素，成为意识形态建设的迫切要求。作为邓小平理论的组成部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从拨乱反正的“破”走向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立”的思想结晶，成为习近平思考意识形态工作的切入口。

习近平聚焦经济建设的同时，阐明了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方法。他指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建设社会主义不可分割的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两个部分，两者都不可偏废，提出“全党动手，全民动员”的工作方法。他担任正定县委副书记时，分管文化教育工作，在基础建设上改善了全县文明卫生面貌，还推进文化教育改革，开展了“五好家庭”、“模范党员”、“红花少年”等评选活动，引领全国风气之先。“全党动手”的方法在2013年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得到体现，习近平强调宣传思想工作必须全党动手，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构建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宣传部门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和地方分工负责、共同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格局。

习近平坚持把理想信念和理论政策作为党员教育的核心。改革开放后，党的理想信念面临新考验。1982年12月，他针对突出问题，对症下药:一是针对“共产主义渺茫论”，进行坚定理想信念、振奋革命精神教育；二是针对不理解改革开放政策，进行政策教育；三是针对缺乏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进行“三热爱”教育。在党性教育和整党中，他强调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的重要性。同时，重视党员干部的理论政策学习，提出只有加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中央和上级党委的指示文件以及经济、技术、业务的学习，才能不断提高领导水平。以后，习近平反复强调党员干部学习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看家本领的观点。

习近平提出“四个问题”、“三种教育”和“三个对照”，不断丰富党员教育的内容形式。“四种问题”指解决好领导班子的政治路线、政治立场问题、为人民服务问题、政治生活不健全问题、领导班子涣散问题。“三种教育”指开展党员教育的具体内容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新时期建党纲领和先锋模范作用的教育。“三个对照”专指进行先锋模范作用教育的具体要求:一是对照党章的要求，看自己够不够一个合格党员；二是对照先进党员、英雄模范，看自己思想上和行动上有哪些差距；三是对照入党誓词，看自己是否真正履行了入党誓言。从新时代的群众路线实践、“三严三实”、“两学一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等主题教育活动中，不难看出这些内容已经被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所吸收。

归纳起来，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认识，既坚持了意识形态的理想性，强调了理想信念和理论教育，又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引导精神文明建设为经济建设提供思想保证，体现了意识形态建设的正确方向。习近平的这些认识体现了中共中央关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起抓的精神，其中的一些认识不断发展完善。比如，对于理想信仰的认识发展为“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理想信念的坚定，来自思想理论的坚定”等重要论述。

(三)重视文化传承，推进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先进文化的建设，拓展意识形态思想的文化境界。

意识形态构成文化内核，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文化建设反映意识形态思想的境界。改革开放后，文化建设坚持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尊重文化的自主性，兼容文化的商品属性。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文化建设，提出文化兴县、旅游兴县的思路，把文化作为重要资源，尊重保护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弘扬革命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展现意识形态思想的文化境界。

习近平通过厚植家国情怀、保护文物古迹、撰书记史，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爱祖国、爱家乡是炎黄子孙的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向前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量。他把爱国主义、文化传承和个人家庭命运联系起来，爱国主义体现在行动上，不但表现为对她的河山、民族、历史、文化难割难舍的依恋之情，还表现为对祖国和家乡的命运前途的倾心关注，并甘愿为祖国和家乡的解放和建设事业抛洒热血的献身精神。这种家国情怀是他毅然选择从国家机关下基层工作，奔赴改革开放前线的原初动力。他把正定视为“第二故乡”，把浓烈的家国情怀转化为建设正定的心力。

历史文化古城正定有“九楼四塔八大寺，二十四座金牌楼”之说。习近平熟读《真定府志》、《正定县志》等方志古籍，经常走街串巷勘察古迹、细品文化。当时宗教文化仍被当作迷信，他批评“文革”时期破“四旧”、否定传统文化的错误，把尊重历史、传承文化摆在文化建设重要位置，重视文物保护，强调我们对文物保管不好，就是罪人，就会愧对后人。在他推动下，修复隆兴寺、临济寺、古塔、古碑、古树等文物古迹，为正定历史遗址遗迹的保存开发奠定基础。

习近平喜好文史，深谙“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之道，把了解地方历史、民俗民情视作地方任职必修课。他通过方志、史料了解历史沿革、风土人情，认为辑录正定历史沿革和写记正定新中国以来的历史，可从中吸取正反两方面经验，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客观规律，自觉为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富裕幸福而奋斗。在他提议下，《正定古今》编写完成，涵盖正定的建制沿革、历史名胜、文学成就等，成为正定推进改革开放的文化力量。习近平担负书稿的建议、审阅和序言写作的大量工作，“对正定的历史文化传承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革命文化是党在革命、建设中形成的文化成果，是传承红色基因、建设红色基因库的文化结晶。习近平首先把发扬革命文化作为党员教育、干部选拔的重要内容，重视革命精神、革命传统的教育。他在加强党员教育的“三个针对”中将坚定理想信念、振奋革命精神教育放在第一位，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要求发扬革命传统，在干部选用条件上强调干部革命化是前提，选任干部首先要看其政治表现。在家庭影响下，他还重视老干部工作，尊重老干部，认为离退休老同志是党的宝贵财富。他寄语青年树立革命的人生观，特别注重向革命前辈学习他们从长期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中升华出的革命理论，从中吸取丰富的营养。再者，他重视保护利用革命遗址遗迹，为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纪念地立碑挂牌，如正定县党组织诞生地纪念碑、郝清玉烈士纪念碑、正定岸下惨案纪念碑等。对革命文化的重视一直贯穿习近平的工作实践。他在福建重视老区革命精神；在浙江提出“红船精神”；担任总书记后，强调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以革命文化浸润全党，成为习近平意识形态观的重要内涵。

在百废待立、改革初起的年代，习近平敢为人先，实施旅游兴县，发挥文化作为现代化建设的资源作用。文化是历史的传承，是经济发展的资源。他将历史古迹与经济发展融合起来，修建常山公园、修缮彩绘大佛寺、修复隆兴寺、借助电视剧《红楼梦》拍摄兴建“荣国府”、组建飞机旅游观光公司等等。这探索出一条旅游兴县的新路，为正定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为建设旅游文化名城、依靠旅游发展经济打下长久基础。习近平表露的重视文化商品属性、发展文化产业、实行文化旅游的思路，成为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方向。

正定时期习近平关于文化建设的上述思考，为新时代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三位一体”文化结构，将“文化自信”纳入“四个自信”表述体系并成为文化建设的核心理念，提供了历史的思想因子。

习近平正定时期意识形态观的建构特点

正定时期习近平意识形态观的初步展开，具有坚持党的理论武装的内在自觉、以郡县治天下的格局眼光和改革开放的革新气象三个特点。

(一)坚持党的理论武装的内在自觉

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文革”结束后意识形态领域的头等大事。1981年“历史决议”通过后，党形成了关于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评价，作出彻底否定“文革”的结论，完成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为党的理论制度实践创新扫清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障碍。习近平根据中央精神，把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和结合新的实践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结合起来，在学习贯彻邓小平理论、创新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中，体现出坚持党的理论武装、保证意识形态正确方向的内在自觉。

作为伴随新中国成长起来的领袖，习近平把坚持毛泽东思想作为改革开放的一项政治原则。他注重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开展工作，提出必须坚持一切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党的优良作风。他到正定后，运用毛泽东主张的调查研究方法，经常骑自行车下乡调研，践行群众路线，多次召开座谈会，甚至在街头直接听取民意，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落到实处。他在对党员干部的五条要求中，鲜明指出“一切有利于促进人民勤劳致富的措施、经验、办法，都要敢于探索，敢于实验，成功的必须积极推广；一切违反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言行，必须坚决抵制、制止。”他重视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对党员干部的引领作用、干部革命化的塑造作用和青少年革命人生观的“扣子”作用。针对否定毛泽东历史地位、贬低毛泽东思想的言论，他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自觉划清界限，主张实事求是地评价党的历史。后来，他进一步提出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修课”，要求正确评价党史、国史和改革开放史，自觉抵制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对于新时期党的理论创新，习近平的有关认识主要体现在贯彻改革开放政治路线、学习《邓小平文选》两个方面。如前所述，他针对党员教育提出的“三个针对”中，前两个方面就是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和对新时期建党纲领的教育。他加强改革开放的路线政策教育，要求从理论上阐明“大包干”是现阶段在农村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有效形式，引导党员干部增强贯彻政策的自觉性。他将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作为党的纪律的重要一环，并以此作为党风教育的根本要求。他还要求党员把《邓小平文选》和十二大党章作为当时的主要学习内容。可见，习近平的这些认识既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运用，也是对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和贯彻，展示出意识形态观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的政治品格，充分体现坚持党的理论武装、保证意识形态正确方向的高度自觉。

(二)身怀“郡县治、天下安”的格局眼光

习近平在正定时期的意识形态观具有以郡县之治谋求天下之安的鲜明特点。郡县治，天下安。县一级是中共执政兴国的重要基础，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习近平基于对“文革”的痛切反思，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意识，站在关怀未来中国的前途命运的高度，选择从北京到基层一线，就是希望从改变一个县的贫穷落后面貌做起，身体力行地做实事、影响人。从正定的发展思路来看，习近平已经具有从正定一域看全国发展的大局观，具有从现在看未来长远的战略眼光，是当时得到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和中组部认可的栋梁之材。

正定时期的经历赋予习近平长久的思想影响。后来，习近平在同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明确提出了县委书记的“四有”要求，即“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

“心中有党”要求县委书记对党忠诚，始终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习近平强调:一是坚定理想信念，勤学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学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二是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政治路线，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破除“左”的思想禁锢到精神文明建设引领全国风气之先，再到十二大党章的强调学习，始终立场坚定、态度坚决，积极主动地落实好党的各项方针部署；三是坚守政治纪律，在大是大非面前态度明朗，在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基础上统一思想、统一行动。

“心中有民”要求县委书记心系群众，为民造福。习近平强调:一是为人民服务是党性的集中表现，是党性的最高准则，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始终不渝的坚持；二是求真务实，树立正确政绩观，敢于冲破旧有观念束缚，摘掉征购政绩“桂冠”、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和工副业生产、开辟大包干先河、重用人才，解放了生产力，做到以人民为中心来指导工作；三是从实际出发深入群众，做好调查研究。“半城郊型”经济发展战略就是习近平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和经济学家于光远反复讨论提出的。

“心中有责”要求县委书记积极作为、久久为功。“责任就意味着尽心尽责干事。”习近平怀揣着改善老百姓生活、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身体力行地做实事、影响人的情怀从中央机关下到基层工作，把目标付诸于实践。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社会剧烈变迁、新旧思想交锋、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意识还有待转变的时代，习近平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破除思想禁锢，走出一条以“半城郊型”经济发展战略为引领的、多种经营方式并存、重视人才、重视历史文化的新路，不仅为正定开辟了新局面，也为当地人民留下了宝贵的思想和文化财富。

“心中有戒”要求县委书记立党为公，廉洁自律。“立党为公还是结党营私，是检验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纯不纯，是共产主义者还是个人主义者的最尖锐、最灵敏的试金石。”1983年12月担任正定县委书记不久，他主持制定《关于改进领导作风的几项规定》，要求全县各级领导干部总揽全局，抓大事，谋大势；反对官僚作风，注重工作实效；搞好班子团结，维护班子统一；坚持以身作则，不搞不正之风；努力加强学习，不断提高领导水平；树立雄心壮志，为“四化”创优争先。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是关系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环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获得民众认同的思想基础。从正定时期的“六项规定”到新时代的“八项规定”，习近平严格自律、严以修身，带头执行党纪党规，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在一定意义上，“四有”要求源自习近平担任中共正定县委书记的经验，是其意识形态观的格局眼光的真实体现，反映出对县委书记提出的意识形态工作要求。

(三)展现改革开放的革新气象

习近平正定时期的意识形态观展现出新时期思想解放、开拓创新的革新气象。从思想解放来看，习近平强调“一个县的工作要想做好，首先要有一个思想基础。如果思想不解放，思路不清，精神不振，就什么都干不成。”思想的解放贯穿在他意识形态工作的各方面:干部观念上，统一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的思想，以干部思想观念的突破推动正定改革开放的突破；经济上，介绍沿海地区发展现状、国外先进模式和改革开放的新理念，打破传统农业思想束缚，提出翻转农业和工业比例，使正定开始从农业传统模式向现代经济结构转轨；文化上，突破思想禁锢，加强文化传承，发展旅游经济，为这座千年古城打造文化名片；人才上，纠正过去对知识分子的“左”的偏见，通过亲自带队考察、召开全县干部动员大会和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主持制定“人才九条”，形成念好“人才经”、实行人才兴县的共识，为正定改革发展提供了人才保证。“人才九条”的制定过程，也是正定解放思想、促进改革的过程。

从开拓创新来看，习近平多次强调锐意改革和大胆创新的重要性。在对干部的要求上，他指出考察干部最主要的两条:一是政治上是不是敏锐，二是工作上能不能创新。在工作方法上，他强调“不改革才是犯了大错误”，“一切同新形势、新情况、新任务相适应的好办法、好经验，都要敢于探索、采用和推广”。从“半城郊型”经济发展战略、大包干试点到农村研究所的实验探索，再到旅游兴县的实施，习近平勇于创新的精神和实践使意识形态工作面貌焕然一新。

习近平正定时期意识形态观的发展走向

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看，习近平意识形态观经历了从孕育、蓄积到形成、发展的完整链条，正定时期的思想认识构成了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青少年时期，习近平的家庭环境和革命教育孕育了具有红色基因的意识形态观；知青时期，习近平在阅读经典著作与农村实践的双重作用下，开始反思“左”的意识形态的错误与危害；正定时期，习近平领导基层一线工作实践，从纠正意识形态观念、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和加强文化建设入手，初步构建了意识形态观的基本框架；在福建、浙江和上海工作时期以及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意识形态观进一步发展。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意识形态观逐渐发展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加强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遵循。

从地方任职到开创新时代，习近平意识形态观和正定时期的探索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从正定时期的认识看习近平的意识形态观，可见三个方面的发展趋势:

第一，意识形态建设重心从“破”向“立”的发展趋势。从正定到福建，从浙江到上海，习近平意识形态观的重心发生从解放思想的“破”到建设文化大省的“立”的转变。在河北、福建经济欠发达地区，他首要解决的是以思想解放促发展的问题。他指出，除了自然条件的制约和限制外，最主要的不足还是当地人民的思想不够开拓，墨守成规。在正定，他突破当时“左”的思想枷锁，更新观念，降低当地农业征购额、发展工副业，开启大包干试点，重用知识分子、制定“人才九条”，大力保护文物遗产。在宁德，习近平提出解放思想、敢为人先的“弱鸟先飞”意识，在闽东吹响了思想大解放的号角。在福州，习近平打破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思想枷锁，推行国有企业改革，吹响了福州乃至全省国企改革的“冲锋号”。到了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思想解放问题已不是发展阻力，习近平将意识形态思想的重心转移到文化建设上，以文化促发展。在浙江，他从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出发，强调文化软实力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从解放思想到文化建设，习近平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基础，科学把握意识形态思想的重心转移，推动意识形态观的形成与发展。

第二，意识形态格局从“小”到“大”的发展趋势。从工作经历来看，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层级从下而上，从县域的从政起步到市域、省域的成长提升，再到领导全国的使命担当，其意识形态工作格局呈现从小到大的开阔之势。正定时期，习近平的意识形态观居于基层一线，主要涉及处理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还未形成系统成熟的框架。在地市任职时期，他的意识形态观扩大到了新闻宣传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框架渐次展开。浙江时期，他的意识形态观向纵深发展，赋予文化“软实力”作用，阐明文化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辩证关系，包括“红船精神”、新闻宣传工作的党性原则、“政治家办新闻”等在内的思想进一步扩大了意识形态工作格局。可见，随着治国理政层级的发展，习近平意识形态观的内容不断丰富，逐渐形成“大意识形态”工作格局。

第三，意识形态理论构建从继承到创新的发展趋势。意识形态不是一种僵化和固定不变的世界观，而是涵盖连续性和调整性两大特征的解释社会现实的动态体系，其连续性有助于稳定社会预期，其灵活性则可以帮助政权合法性持续再生产。习近平意识形态观是继承与创新的结合，既有一脉相承的历史传承，又有与时俱进的时代发展。他不仅继承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观的基本原则、立场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的指导，而且紧密结合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了以“党管意识形态”为原则的意识形态观。从正定开始的从政足迹看，习近平意识形态观的发展特点之一，就是先是继承为主，中间在继承中发展，最后在发展中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意识形态观伴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而形成，也将伴随这一创新理论的发展而发展。

总之，正定是习近平意识形态观初展的时期。立足新时代的发展，结合习近平人民公仆之路的轨迹，深入学习研究从正定出发的习近平意识形态观，是建立党的创新理论学理研究体系的重要课题。从正定时期看新时代，不难发现意识形态理论体系的构建、意识形态工作执行力的强化与意识形态软实力作用的塑造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前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