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发生了伟大社会变革。这种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而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历史文化的现代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而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版；不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的再版，而是现实社会主义的扩展版；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道路的创新版。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两年之后，2018年5月4日，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重复了这一段话。那么，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究竟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是在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中国人民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基础上发生的。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是一场既影响中国又影响世界的革命，这种系统性、全局性、战略性、革命性的变革，不可能从单一角度解读，需要放在更广阔的视野中进行多维度解读。

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习近平曾指出：“从历史的角度看，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的，是与马克思主义提供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不开的。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未割断与中国历史文化的联系，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提供了丰富的滋养、马克思主义恰恰切合了中国人民的需要，马克思主义才与中国历史文化有了很好的结合，才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次又一次的历史性飞跃，才产生了一个又一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重大理论成果，才有了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对立的，而是相通的，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道法自治、天人合一的思想契合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契合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建立未来美好社会的设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契合了马克思主义代表最大多数人利益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契合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契合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契合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契合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思想；等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从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虽然中国道路是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但并“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因为我国的历史文化从文明类型上看，毕竟属于农耕文明。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统治，中国的历史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农耕文明、自然经济、封建专制、人治社会相适应的，近代中国的衰落与这种历史文化与近代工业文明的严重不适应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近代中国的各种救亡方案之所以没能成功，根本原因在于早期的救亡运动都是在“保国”“保教”“保种”的前提下尝试的，都试图保持这种文化的连续性、封闭性和顽固性。“事实证明，不触动旧的社会根基的自强运动，各种名目的改良主义，旧式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各种方案，都不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都不能让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稳定下来，也都谈不上为中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提供制度保障。”正是一次又一次的探索失败，催生了中国新文化运动，也正是100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冲破了封建旧文化的束缚，才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才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扫清了道路，才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才有了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巨变。一句话，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能解决中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面临的复杂问题。

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变迁表明，脱离了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无根，不能适应现代化要求的传统文化无命。如何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这方面我们有过十分深刻的教训。正因为如此，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探索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特别强调实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无论是谈到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还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他都谈到了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滋养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

总之，对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理性思考。要像习近平所倡导的那样：“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

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是在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之后发生的，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1846年10月，恩格斯在同真正社会主义的论战中，提出了如下三点来陈述共产主义者的宗旨：“（1）实现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上述三点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自创立科学社会主义之日起，毕生思考的三个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正是通过对第一个问题的思考，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根本目的的理论，并形成了社会主义的如下基本思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正是通过对第二个问题的思考，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即实现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正是通过对第三个问题的思考，形成了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

1880年，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将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从而给它的社会性以充分发展的自由，这意味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消灭；二是按照预定的计划进行社会生产，从而消除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也意味着商品生产的消除；三是阶级的消亡，这也意味着剥削阶级已不存在；四是国家的消亡，因为阶级已经消亡；五是人终于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这些基本特征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一直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所遵循。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曾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的这些设想付诸实施，但由于俄国的国情不具备实施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设想的基本条件，故未能成功。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逐步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在许多方面仍然带有这些设想的痕迹。由于苏共领导人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故这种模式越来越僵化，并最终成为社会主义改革的对象。

当代中国的伟大变革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国情相统一的结果，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坚持共性与个性辩证统一而选择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当代中国社会变革虽然“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但绝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的否定，相反，我们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共性，即遵循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它在坚持世界社会主义500年来的共同价值追求、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共同富裕、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共性要求。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尊重了社会主义的个性，即坚持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动力，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在实行改革开放，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用“一国两制”实现国家统一等方面，充分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预言，社会主义将会出现不同的民族或国家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以其“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有机结合，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预言，创造了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发展的伟大范例，也为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新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当代中国人之所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此自信、如此坚定，就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面向未来，我们只能一以贯之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开辟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这是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相比较而言的，直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对于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模式而言的。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建立起来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开辟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纪元。由于苏联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模式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故这一模式形成之后在世界上具有示范性。

所谓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指苏联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的制度、体制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这个模式萌芽于列宁时期，形成于斯大林时期，并在斯大林时期不断得到强化和固化，曾被当作社会主义唯一正确的模式。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可以从多个层面理解，既可以从基本制度层面理解，也可以从具体体制层面理解。从社会基本制度的层面看，在经济领域，苏联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实现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设想，结合苏联实际建立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使之在国民经济中占统治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实行了按劳分配原则；在政治领域，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苏联确立并坚持苏联共产党在苏联社会中的领导地位，形成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苏维埃政权，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实行广泛的民主，依靠无产阶级专政来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在意识形态领域，苏联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坚持无产阶级世界观——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苏联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联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构想与苏联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因此，这一模式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也是苏联一国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围剿之下得以生存下来，苏联社会生产力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保持快速发展，并在反法西斯主义战争的严酷环境中取得胜利的制度根源。今天，苏联社会主义已经伴随着苏联的解体而成为历史，但我们不能否认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功绩。那种极力否认苏联社会主义的性质，并把苏联社会主义当作“极权社会主义”“官僚社会主义”“专制社会主义”而加以丑化的做法都是不对的。

建立了比资本主义更具优势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这种制度的优势就能自然显现出来，必须建立相应的体制机制。但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苏联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并未充分反映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具体而言，在经济领域，苏联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了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它限制商品货币关系，否定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用行政命令甚至暴力手段管理经济，把一切经济活动置于指令性计划之下。它片面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不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因而这种体制最终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在政治领域，苏联实行了权力高度集中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造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个人权力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的过度集权的严重局面，结果无产阶级专政演化为个人专断或少数人专权。在文化领域，苏联共产党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限制人们的言论自由，结果造成了思想僵化，理论创新严重不足。在对外关系方面，苏联社会主义又实行大国沙文主义，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以老大国自居，不顾他国国情，到处推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对违反其意志的国家则严惩不贷，甚至实行军事干预或占领，结果造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削弱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在特定时期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建立起来的，当特定时代结束，特定目标完成之后，这种体制就必须改革甚至放弃，这种发展方式就必须转型，否则就会陷入衰败。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始，人们开始认识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并尝试进行改革。在苏联，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相继发动了“非斯大林化”运动，从全面否定斯大林到全面否定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全面否定苏联历史，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股思潮的发展成为导致苏联崩溃的重要力量。在中国，从毛泽东开始，我们党就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最终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两个大国进行不同的社会变革而产生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正是从中国与苏联改革的对比中，邓小平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我们之所以说当代中国伟大社会变革不是原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再版，是因为我们实现了对原有社会主义模式的改革和超越。这种超越表现在：在对时代主题的判断上，我们党抓住时代主题的转换，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并依此在国内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国际上大力实行对外开放，力主走和平发展道路，维护世界和平。在推进改革的指导思想方面，我们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的正确方向，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发展道路的选择上，我们始终强调“走自己的路”，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制度建设方面，我们始终坚持把改革定位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并把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定位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上，从而使中国的改革有了明确的方向，而不像苏联把改革定位为“对整个社会大厦进行根本改造：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

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原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再版，但也不是对原有社会主义的完全背离，它并没有割裂与原有社会主义的联系，相反，它继承了社会主义国家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的积极成果，批判地吸收和借鉴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正如党的十四大报告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它不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背离，不是对原有社会主义的背叛。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并认为中国搞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的看法，是非常荒谬的。

总之，4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当代中国发生了历史性剧变，这种历史性剧变根本不同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它在社会主义处于低潮、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增强的恶劣环境下，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为世界社会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

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发展的必由之路。但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历史文化传统不同，走向现代化时机选择、道路选择和制度安排也不一样。在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属于后来者。中国是在面临民族生存危机的状态下开启现代化进程的，是在百废待兴中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和繁重性世所罕见，面临矛盾和问题的规模和复杂性世所罕见，面对的困难和风险也世所罕见。习近平指出：“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

面对世所罕见的现代化任务、复杂多变的矛盾问题、巨大的困难和风险，中国的现代化如果成功，它所带来的影响也将世所罕见。习近平曾明确指出：“中国实现了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中国实现了现代化，意味着比现在所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还要多的中国人民将进入现代化行列。”这表明，中国实现现代化，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对整个中华民族乃至对整个世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的曲折探索和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当代中国的伟大变革就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发生的。

我们之所以说当代中国社会伟大变革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是因为中国所走的现代化道路与国外现代化国家具有明显的不同，中国现代化道路与国外现代化道路的根本不同在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条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呈现出自身鲜明的特色。

这是一条从本国国情出发确立的现代化道路。世界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证明，一切民族国家都将走向现代化，但现代化的道路是多样的，绝不只是西方现代化道路一条。即使是“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如英国、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虽然都通过资本主义道路实现了自身的现代化，但它们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尽相同。在它们之后也有国家曾试图照搬这些国家的发展模式，都未获得成功。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也曾尝试走西方现代化道路，不仅未能成功，反而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近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是在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之后发生的。当代中国的现代化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中国根据自身的国情，制定了正确的现代化战略策略。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制定的“三步走”战略和党的十九大确立的到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就是切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中国现代化的实践表明：只有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才是最好的。

这是一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现代化道路。是坚持以人为本还是以资本为本，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显著区别。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以资本为本，其最终目的是帮助资本家、银行家、金融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坚持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立足点和出发点，始终注重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正因为如此，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才能获得不竭的动力，才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实现了一次又一次跨越。

这是一条始终坚持改革创新的现代化道路。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视创新为民族进步的灵魂和现代化的动力，把创新当作改革开放的生命，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优势结合起来，把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结合起来，把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微观运行结合起来，把效率与公正协调起来，把传统与现代结合起来，把国外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与中国独立自主探索结合起来，不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和制度创新，最终走出一条改革创新的发展道路。中国现代化的成功表明，创新不仅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而且也是现代化的第一动力。

这是一条跨越式的现代化道路。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表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要想迅速实现现代化，必须制定切合实际的赶超战略。“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发展取得了历史性进步，经济总量已经跃升到世界第二位。作为有着13亿多人口的国家，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无疑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中国现代化的实践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是可能的，中国的成功为占世界总人口3/4的发展中国家走出了一条新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这是一条在开放中谋求共同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早发现代化国家几乎都曾有一段对外殖民掠夺的不光彩历史。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不可能重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老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靠的不是对外军事扩张和殖民掠夺，而是人民勤劳、维护和平”。中国倡导的“和谐世界”理念和正在走的“和平发展”道路，对于应对全球危机、解决全球性问题、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国际金融危机之下西方现代化遭遇的困境和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表明，西方现代化道路并非人类通向现代化的唯一道路，中国现代化道路是有别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另一种选择或另一种方案，必将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一定的示范效应。中国现代化的成功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当代中国社会变革虽然“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但却吸收了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和国外现代化发展的宝贵经验。这条道路既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也注重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规律，实现了本国发展和人类发展的统一。在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党和人民深深意识到：世界上每一种文明都有它自己的长处和优势，任何文明，包括中国自己的文明，都不可能在完全封闭的状态下得到发展。特别是在当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通讯和交通工具的不断改进，世界各种文明之间的联系和交往日益紧密。社会主义只有面向世界，加强与世界的联系，才能走在时代的前列，有广阔的发展前途和强大的生命力。当代中国人之所以对中国现代化道路如此自信，是因为这条道路是与时代潮流相随、与世界文明相伴的道路，是被实践证明了既符合中国国情又体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道路。中国道路之所以成功，之所以对那些既想快速发展又想保持民族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有巨大的吸引力，就是因为这条现代化道路把当代中国的和谐发展与整个世界的和平发展结合起来，既立足本国发展又促进人类共同进步。

总之，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是在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发生的，是在新中国成立70年来积累的历史经验基础上发生的。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的发展历程、不同的发展条件和不同的发展结果，这一系列的“不同”导致另一系列的“不同”：不同的发展理念、不同的价值判断、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不同的发展路径。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既不同于冷战结束前的苏联和东欧的社会变革，也不同于老牌的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社会变革。凝聚在中国伟大社会变革之中的中国发展道路具有十分鲜明的特色，它是发展理念与发展实践的统一，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统一，是现实发展和未来可持续发展的统一，是国内发展与国际发展的统一。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破解了20世纪初期以来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历史难题”，即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难题。这一历史难题的破解开辟了人类通向美好社会的崭新道路，也为人类建设更加美好社会提供了中国方案。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作者：秦宣，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