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题成果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判断,是对国际格局、国际秩序出现从量变到质变的判断,核心不在于变,而在于局,是“局之变”而非“变之局”。

所谓“局之变”之“局”有三个:

一是格局崩,即国际格局出现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动,西方主导的格局正在被东西方平衡的格局取代。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平台已不再是七国集团而是二十国集团。

二是时局变,这很大程度上是技术革新带来的,不只是权力的转移——存量在西方,增量在东方,还有权力的分散和权威的解构——世界愈发去中心化、扁平化、网格化。

三是大局无,即世界大势日益不确定,发展模式、价值多元化,经济民族主义与社会民粹主义交织。国际关系规则在改变,一些国家正在大搞脱钩,从原来的全球化相互依存,到脱钩或者部分脱钩,然后再“规锁”。规则观念在变,不再笃信全球主义、进步主义,国家主义、地缘政治在回归,民粹主义受吹捧,全球化出现逆转。

大变局要求我们告别近代,走出西方。近代以来我们的理念是顺势而为,改革开放强调国际接轨。今天的世界已经没有那个势了，所以，中国不是简单地顺势、随势，而且要造势。“一带一路”就是一种造势,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为造势确立一个“道”——超越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之间的内在矛盾,实现四位一体。

不仅国家内部在变,国际关系也在变,规则也在变。原来是大棋局,现在是大变局,这是问题的关键。所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百年,有五百年西方中心论的终结,也有近代西方中心塌陷的变局,甚至人工智能拷问“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的未来百年变局。

中国是引发这场百年大变局的关键因素之一,导致国际格局出现所谓“后西方”现象。与此同时,“工业革命4.0”改变线性进化逻辑,出现所谓“后真相”现象,中国同样是“工业革命4.0”的弄潮儿。这两种逻辑交织在一起,出现美国上下(政府和公司)、左右(民主共和两党)打压中国的局面。

从工业革命以来,权力在西方内部转移,而当今中国在弯道超车,史上第一次出现非西方、非美国盟友参与引领新技术革命的情形。美国不惜动用长臂管辖,利用西方对中国崛起的担心,“挟霸权以令盟友”,大打安全牌、规则牌,甚至文明牌,逼迫世界在中美间站队,甚至鼓吹中美经济、科技脱钩,重塑全球化体系。

既然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不能按照思维惯性看问题,更不能落入西方逻辑窠臼。特别是,区块链、万物互联技术进步,产生去霸权趋势。“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因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合作倡议和价值理念。

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与价值链重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表征之一,战略独立性成为大国比拼重点。美国因担心被中国掣肘,正联合日本、澳大利亚共同开发稀土。日前,欧盟联合研究中心发布报告呼吁欧盟军民两用技术关键原材料应摆脱中国供应限制。报告称,中国是这些关键原材料全球生产的主要国家,也是全球供应链中的主要供应商。中国在锂电池和无人机全球供应链中取得并扩大其领先地位,在机器人、燃料电池和3D打印领域也制订了宏伟计划。

朝鲜战争,让新中国剥离了美国；中苏论战,让新中国剥离了苏联,成就了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和道路、制度自信。改革开放后,中国重新铆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取得了超越美国“铆合”政策意想不到的成功,不仅没有变成美西方的一员,反而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美贸易战即是发生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的战略博弈。

进入新时代,中国要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由大到强,打破了近代权力转移与技术革命只是西方内部循环的历史惯性。不仅如此,中国产业体系独立完整齐全,文明连续不断,真正独立自主又开放包容,还不忘世界大同之初心,立己达人,给世界提供诸如“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型公共产品,推动开创人类文明新纪元。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国崛起到了爬坡过坎的阶段,更高、更强注定是新时代的长征。

中国从来就是一个大国,但并非总是强国,近代以来还曾被称为“东亚病夫”。如今“强国”成为新时代“强起来”的关键词,套用奥林匹克的口号:

更快——新中国70年,浓缩了人类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社会革命、政治革命、文化革命的各个阶段,是全球化的浓缩版,创造了世界经济快速增长,社会日新月异,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各方面的奇迹。

更高——在新一轮全球化竞争中,中国从全球产业链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比较优势也从劳动-资源密集向技术-资本密集升级。“一带一路”是中国从全球产业链高端向低端转移优质产能的过程,将以互联互通为基础的相关行业人力、物力、财力、经验、标准的全方位比较优势充分发挥,全面提升中国在技术、资本、标准等领域的国际竞争力。

更强——从大到强,就是要参与、引领国际规则制定,强调中国品牌、话语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非白人、非西方、非美国盟友参与引领“工业革命4.0”的情形,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也正在实现由工业革命到数字革命转变之际弯道超车。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伟大斗争实现伟大复兴尤其要处理好四重风险,即已知的已知、已知的未知、未知的已知、未知的未知。

已知的已知:美国的战略打压,国内的三期叠加等,都是已知的风险。“一带一路”建设既要考虑国情又要兼顾高标准,首先也要处理好“已知的已知”风险。

已知的未知:未来世界进入较长不确定性阶段。英国国防部报告《2010-2040全球战略趋势》认为,2040年之前的世界都处于转型期,未来数十年要面对的挑战包括气候变化、人口快速增长、资源短缺等,以及权力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

未知的已知:全球化时代,中国从未如此主动、大规模、全方位地走出去。经济全球化而政治、文化呈现地方化、极化、碎片化,国内不确定性与国际不确定性叠加……这些都是强国长征路上未知的已知因素。

未知的未知:气候变化、人口迁徙、公共卫生、人工智能(AI)技术等新问题层出不穷,中国已从传统中国、现代中国迈向全球中国,以前是“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现在是“天下不扫何以扫一屋”。“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这些表述也体现出强国途中面临未知的未知风险。

当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发生历史性变化,角色从中心到核心,从赶超型国家到领导型国家；从顺势而为到造势而上。从大历史看,人类社会进入大转型、大风险时期。如何通过伟大斗争实现伟大复兴,成为每一个国人关心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