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题成果

摘要：当代中国价值观建设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产生和逐步推进的，从20世纪80年代价值观问题的反思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开拓，到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价值观建设的显著标志和鲜明特点，再到新世纪新阶段社会价值共识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呈现出一条清晰的发展脉络。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基本经验是坚持价值取向与价值导向的统一，坚持价值理想与价值规范的统一，坚持思想教育与制度保障的统一，坚持中国情怀与世界胸襟的统一。这些既是价值观建设的经验总结也是价值观建设的内在规律，对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价值观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价值观建设；改革开放；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在规律

价值观建设从根本上来说涉及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等精神生活领域。“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人们的社会意识是由社会存在制约和影响的，而社会存在就是人们的现实的能动的生活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我们紧紧抓住价值观建设这一重要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系统梳理总结当代中国价值观建设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规律，对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价值观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20世纪80年代价值观问题的反思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开拓

当代中国价值观建设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产生和逐步推进的，主要表现为20世纪80年代价值观问题的反思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开拓。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建设的标志性成果是《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所提出的共同理想教育，成为当代中国价值观建设的根本主题。在实践上，以“五讲四美三热爱”为典型形态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成为当代中国价值观建设的重要载体。

价值观问题从哲学上讲属于价值论研究的范畴。价值论是19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研究的重要领域：“十九世纪以来，价值论成为显学一方面是人们对其他人如何生活的关注日益增加，另一方面人们对存在于社会内部的价值缺乏一致的看法。如果每个人对生活中什么东西是重要的、应该做什么问题的看法一致，那么价值问题就永远不会被提出来”。同样，价值和价值观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学术界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呼应了中国社会现实的发展需要。从现实上看，当代中国人对价值观问题的讨论是以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潘晓的来信”为标志拉开了序幕。邓小平在197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四人帮’对教育事业的破坏，不仅造成科学文化的教育质量惊人下降，而且严重地损害了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败坏了学校纪律，腐蚀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风气”。“文化大革命”后遗症对有激情有理想的青年一代影响很大，他们感觉到眼睛所看到的事实和头脑里所接受的教育形成了尖锐的矛盾。1980年5月《中国青年》刊登了“潘晓的来信”，一石掀起千层浪，在全社会引起一场人生观、价值观大讨论，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价值观领域和思想政治工作的第一个影响深远的鲜活案例。《人民日报》1980年6月10日第一版率先刊登了这场人生观大讨论的消息，并在稍后的7月29日第1版上积极评价了这场讨论，称其“恢复了我们党思想政治工作的好传统，很值得重视”，“为活跃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很可贵的新鲜经验。”如果说关于“潘晓的来信”的讨论是当代中国价值观冲突的一次集中体现，那么爆发于1988年的“蛇口风波”，更是一场人生价值观大辩论。“人民日报关于‘蛇口风波’的讨论，在全国报刊中掀起了评论这场风波的热潮。自8月中旬到11月中旬，全国几百家报刊纷纷就此发表文章，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指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改革，以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形势。”

以上的讨论和辩论表明，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早就敏锐地认识到价值观念对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第一次出现了价值观念的提法：“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完善，人们的思想意识、精神状态发生深刻的变化，同时也对精神文明建设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能不能适应这种要求，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的舆论力量、价值观念、文化条件和社会环境，……振奋起全国各族人民的巨大热情和创造精神，用几代人的努力建设起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考验。”在这里，价值观问题是与精神文明建设创造性开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决议》是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对当代中国价值观建设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其中一个突出贡献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共同理想”这一重大命题，并将其表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同时进一步指出，“为了实现这个共同理想，一切有利于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积极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积极思想和精神，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积极思想和精神，都应当加以尊重、保护和发扬”。从此以后，共同理想教育就成为当代中国价值观建设的根本主题，价值观建设就是要用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价值观建设关于共同理想的教育，是在正确处理最高理想和共同理想之间的关系的前提下进行的。“我们党的最高理想是建立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个最高理想都是我们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的力量源泉和精神支柱。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则是实现最高理想的必经阶段。”而且在价值观建设上，《决议》还指明了共产主义道德与社会主义道德之间的关系、先进性和广泛性之间的关系，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全社会的价值观建设，在承认按劳分配拉开合理差距的基础上，积极引导人们正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正确关系以促进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的弘扬。同时，在全社会提倡“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幸福，为了共产主义理想，站在时代潮流前面，奋力开拓，公而忘私，勇于献身，必要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的崇高共产主义道德，并要求广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要身先士卒。一言以蔽之，精神文明建设倡导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际出发，坚持“鼓励先进”与“照顾多数”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充分调动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力量和创造精神，汇聚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磅礴力量，这就为新时期的价值观建设提供了根本理论遵循和重要价值指引。

如果说1986年的《决议》在价值观建设方面做了重要的理论上的创造性探索，为以后的价值观建设提供了遵循和指引的话，那么，在实践上，以“五讲四美三热爱”为典型形态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成为当代中国价值观建设的重要载体。这一活动首先是在基层开展，然后推广到全国范围，体现了价值观建设中党的领导和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高度统一。1980年6月，中央在充分肯定无锡第三十四中学关于开展语言、仪表、行为美的审美教育活动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指出要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社会风气上来一个“五讲”。1981年2月，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文联、中央爱卫会、全国学联、全国伦理学会、中国语言学会、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等九个单位联合作出《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在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中倡导开展以“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为主要内容的“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活动。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公安部随后联合发文鼓励开展这一群众活动，并要求将其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此后，这项活动又同“三热爱”（“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活动紧密结合起来。1983年，中央成立了“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尔后，各省、市、自治区也都分别成立了“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从此，这一活动从城市到农村、从内地到边疆，迅速开展起来。可以说，作为新时期价值观建设重要载体和有效形式的群众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极大地改善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弘扬了良好的社会风气，调动了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积极性。

二、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价值观建设的显著标志和鲜明特点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20世纪90年代的确立和人们价值取向的利益化，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建设突出表现为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为显著标志，其中一大鲜明特点是围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法制建设与思想道德建设同步进行，另一鲜明特点是价值观建设的载体从精神文明建设拓展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我国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此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起来，社会生产力得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人们的自立自主、效率效益、民主法制、开拓进取意识不断增强。我们知道，市场经济是以物质利益和商品交换为基础的经济形态，发展市场经济就要讲效率效益，讲盈利和个人利益，这是正常且合理的，因为对利益的关心有利于激发生产的积极性。但是，如果只追求物质与金钱至上，忽略甚至漠视理想与道德，人们就会丧失共同的奋斗目标，抛弃正确的行为规范；如果只追求个人利益，没有国家观念、集体观念，人们就会导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正因为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需要引导市场经济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这也就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尤其是价值观建设的主要任务。

在这种背景下，在全社会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的要求应运而生。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激发广大群众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在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这是党的报告中首次出现“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的提法。此后，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建设就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为显著标志。1993年1月，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上指出，“加强正确的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的宣传教育。在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这方面的思想教育更加显得重要和迫切了，不但不能放松，而且必须大大加强。我们重视个人的利益，同时必须通过宣传教育，让群众尤其是青年懂得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道理。”这就点出了价值观教育的核心问题是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1994年，在《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对学生进行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教育。要教育学生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需要倡导集体主义，正确处理个人、集体、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发扬对国家和人民的奉献精神”。正确处理个人、集体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在199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被鲜明地表述为“形成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这一原则又在之后的2000年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和2001年《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进一步被强调。

围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法制建设与思想道德建设同步进行是整个90年代价值观建设的一大鲜明特点。作为上层建筑重要构成要素的法律和道德是规约人们思想行为和维系社会秩序的有效手段。法律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性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道德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升社会成员的思想觉悟。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应密切配合并发挥作用。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对市场经济首先是法治经济的认识普遍成为人们的共识。为有效维护市场秩序和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法制建设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依法治国，将其上升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着力建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同时，建立一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协调社会主义法律规范和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成为价值观建设的主要目标，尤其是2001年党中央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是整个90年代以来价值观建设成果的集大成者。公民道德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面向全体公民提出的道德建设要求，具有重要的划时代意义。《纲要》规定了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的公民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以社会生活三大部门领域为对象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成为公民道德建设的抓手，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具体实操性。在这里，仅就结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谈一谈职业道德建设对价值观建设的特殊而重要的作用。由于现代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和专业化程度的日益深化，市场竞争也呈现出日趋激烈化态势，整个社会对各种不同行业从业人员的职业观念、职业态度、职业技能、职业操守和职业纪律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职业道德建设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在1996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就特别强调，以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和纠正行业不正之风为重点进行全方位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围绕这一重点工作，相继开展了“青年文明号”活动、推广文明用语和服务寄语活动、“百城万店无假货”活动、“社会服务承诺制”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这一时期价值观建设的另一鲜明特点是价值观建设的载体从精神文明建设拓展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党的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这一重要命题，并将其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的重要构成加以重点阐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从其主要内容来看，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脉相承。“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在这里，作为文化之核心的价值观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全过程，代表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强调文化的价值导向，而文化建设的价值导向是“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为倡导文化艺术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性发展，中央从19991年开始组织实施“五个一工程”奖评选活动。“五个一工程”实施20多年来，推出了一大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作品，成为价值观建设融入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范本，有效发挥了文化建设价值导向的积极作用。

三、新世纪新阶段社会价值共识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发展，我国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出现了深刻变化的态势，人们的思想观念也越来越多元多样多变，为此，凝聚社会价值共识就成为新世纪新阶段价值观建设的核心问题。而凝聚社会的价值共识突出体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特别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制度建设成为新时代我国价值观建设的创造性探索和发展。

进入21世纪，我国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两步战略目标，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这些都是带有阶段性、根本性的变化。“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从党的十六大一直到党的十九大，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不断完善。这意味着，21世纪的最初20年，将是从“低水平、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跨越。这种历史性跨越所带来的社会变革是巨大的，用十六届六中全会的话来讲就是“四个深刻”：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从国内情况来看，伴随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变，甚至有人将其描绘成“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具体而言，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和分配方式日益变得多样化，这反映到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上就呈现出多元多样多变的情势，这可以说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从正面意义上来讲，人们价值观念的多元多样多变对激发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创造力是十分有利的。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价值观念的多元多样多变所引发的价值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现象也随之而来，一些领域的道德失范乃至突破道德底线的行为时有发生。“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些人价值观缺失，观念没有善恶，行为没有底线，什么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都敢干，什么缺德的勾当都敢做，没有国家观念、集体观念、家庭观念，不讲对错，不问是非，不知美丑，不辨香臭，浑浑噩噩，穷奢极欲。现在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问题病根都在这里。”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建立“一套与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相适应、并能形成广泛社会共识”的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以此来激浊扬清，凝聚力量。否则，一个民族就没有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一个国家就没有共同的价值规范。简单地说，没有一套正确的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社会秩序就面临瓦解的危险。只有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形成崇德向善的强大正能量，促进社会系统良性运转，有效维护社会秩序。所以说，凝聚社会价值共识就成为新世纪新阶段价值观建设的核心问题。

新世纪新阶段我国价值观建设的价值共识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命题，并进行了战略部署，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四个方面看作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强调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指认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体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并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了具体要求。这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已经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一步推进到“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从思想理论、社会制度层面提升到价值理念层面。由此可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们党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以及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等一列有关价值观建设的经验总结和高度概括，是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集大成者，是凝聚全党全社会团结奋斗的价值共识。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深入开展，为进一步增强价值观建设的实效性和时代性，核心价值体系需要进一步提炼和概括为核心价值观。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了“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战略任务，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提供了重要路径选择。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础上提出和发展起来的，是我们党凝聚全党全社会价值共识作出的重要论断。总之，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是结构和要素、体系和内核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密切配合、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出发，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走向深入。仅2014年一年习近平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了７次重要讲话和工作部署：2月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并对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进行重要阐述。5月4日，在北京大学发表《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讲话。5月下旬，在上海考察工作对领导干部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要求。“六一”儿童节前夕，在北京海淀区民族小学同师生们座谈时又讲了这一问题。6月上旬，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对院士们也提了相关要求。9月教师节前一天，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座谈再次强调了这一问题。10月发表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工作要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发挥独特作用。特别是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就继续深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了新的战略部署，强调要着眼于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大力加强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和制度保障，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增强人们认知认同并转化为行为养成。这些重要论述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在价值理论和价值实践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落地生根方面，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到制度保障和文化涵养，各个层面卓有成效地开展。201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顶层设计。其中，引人注目的是，提出“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经济发展实践和社会治理中”的原则要求是新时代价值观建设的重大创新，突破了以前价值观建设侧重于道德建设的要求。2015年，中宣部发布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动方案》强调要在深入开展“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公民层面活动的基础上，不断向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深化和拓展，紧扣“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目标和“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要求，实施积极有效的建设方案，努力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落实落地。其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保障建设是一大特色和亮点。可以说，着力推动核心价值观从“软性要求”转向“硬性规范”，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融入法律规范，是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途径。2016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出发，积极运用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向社会传递正确的价值导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做了具体安排，为充分发挥法治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做出了重要探索。特别是，2018年3月新修订的宪法明确提出“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国家意志的重要体现，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价值遵循。2018年5月，中共中央印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提出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全过程，为深入推动实现良法善治指明了明确方向、提供了基本路径。2019年10月，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进一步强调：“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完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律政策体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融入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体现到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全过程。”这一重要论述，充分反映了对当代中国价值观建设内在规律的科学把握和深入探索，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规律性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四、当代中国价值观建设的内在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