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 | 王义桅:“一带一路”学如何在海外开花—— 构建“一带一路”自主知识体系
上传时间:2023-03-02
构建“一带一路”自主知识体系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来的,“一带一路”学或者“一带一路”研究如何在海外开花?自主性怎么样?“一带一路”本身是不断在变化的。以前我们讲“一带一路”的使命是使全球化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和共赢,现在西方要不要全球化都是一个问题了。中国在变,世界也在变,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也在变,“一带一路”本身也在变。多重变量的情况下,研究“一带一路”能不能够提出一套自主知识体系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我们理解“一带一路”有三个维度:第一个是历史维度,“一带一路”激活了两千年的丝路精神,它是有历史根基的。西方发起的全球化是有负外部性的,比如沿海地区发达、内陆地区落后,殖民体系,包括战后的美国霸权体系。我们经过几十年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才提出“一带一路”,经过十年实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带一路”应该是放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来理解的,这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一种历史记忆的激活,到全球化的再造,到今天我们讲的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种伟大的实践。所以,“一带一路”的要求、价值、挑战在不断地延伸。第二个是空间维度,最开始发布的《愿景与行动》讲的是欧亚大陆,包含中国在内有65个国家,到今天152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已经是全球层面上了。所以,现在说它是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网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合作平台。空间上也在拓展,原来讲“一带一路”,一个陆上、一个海上,现在是天上、地上、海上、网上四位一体的联通,拓展了我们对世界观的认识。第三个是自身维度,我们要理解大写意、工笔画,原来讲是改革开放的升级版、国际合作的新平台,到了高质量建设阶段,我总结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效应,“一带一路”是人类发展的伟大事业、全球共同富裕的中国方案。我们原来说“一带一路”是包容性的全球化,是一种发展导向的全球化,现在来看,它还代表了全球化的未来。
构建“一带一路”自主知识体系目前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西方成熟的科学是分科之学,而中国强调的是和合文化,以西方个人主义或者个人理性来理解“一带一路”总是很困难。因此,应该用和合学而不是分科之学的科学来理解“一带一路”的知识体系。
“一带一路”的自主知识体系应该怎么构建
“一带一路”的自主知识体系应有五个组成部分。
第一,这是一种全球性的发展学。“一带一路”所提出的全球发展学尊重国家的发展国情。
第二,这是一种合作学。“一带一路”强调全球合作学不是资本导向的,也不是大的欺负小的,而是平等合作。
第三,这是一种安全学。“一带一路”既是发展的问题,也是一个安全问题。我们主张用发展保障安全,这样的安全才是可持续的。用发展求安全,这也是东方智慧和“一带一路”精神的体现。
第四,这是一种和平学。现在面临世界和平的问题,如果各地方都搞板块化,将来的世界是走向分裂、对抗,还是重复“冷战”的悲剧?我们今天要强调各个地区之间的互联互通,要强调开放包容,这也是“一带一路”所推动的。
第五,这是一种生态学。西方以前是可以无限碳排放的,而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要实现双碳目标。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也要减少碳排放,实现碳中和,比如我们主动停掉了煤电项目,这都是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
“一带一路”学的自主现代化知识体系有自身逻辑
“五大”学问最后要上升到人类共同现代化的逻辑,组建“一带一路”学的自主现代化的知识体系,也有自身逻辑。
第一个是历史逻辑。这种历史逻辑是大历史观,从两千年或者最近五百年来看全球发展的大格局,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历史和全球化的历史来看“一带一路”发展的前景以及所遇到的挑战,所以要摆脱欧洲中心论,摆脱美国的霸权思维、强者逻辑,这些都是我们特别强调的。
第二个是实践逻辑。西方的知识体系很大程度上是先验论,即先有一个理想的模型,按照这个模型来套,比如说西方在非洲、在拉丁美洲搞高标准一刀切,中国是摸着石头过河,是实践导向的,“一带一路”知识体系不符合西方的知识体系和学问。从合作机制上看,目前是“1+4”模式,比如高层互访或者高峰论坛,推动战略协议的对接、合作规范的对接、机制平台的对接、重大项目的对接,实际上实践确实是走在理论前头,中国的企业家遇到问题一定会想办法解决,不是等理论界研究完了告诉他们怎么做,应该不是这样的,最好是要知行合一,能够上升到一种理论的高度,把好的做法进行总结,甚至某种程度上可以分享。
这就是我提出构建“一带一路”自主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一带一路”的共同现代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就是最重要的文明逻辑,不能用过去熟悉的西方文明的思维方式和逻辑来理解“一带一路”,从而认为“一带一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风险和挑战。总之,一定要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来理解“一带一路”。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