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在全球化浪潮推动下，很多国家唯美国式社会文化和宪政民主马首是瞻，形成了美西方占据政治经济和军事霸权的世界体系。追根溯源，美国的历史、文化、思想滥觞于欧洲，继受并集成了数千年西方文化当中的宗教传统、希腊-罗马政治传统和“西方中心论”意识形态，其对外战略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文化基因。

基因是生物学上基本遗传因子的简称，是指将遗传信息由上一代传给下一代的载体，能够决定生物的基本性状。本文对美国文化基因中的宗教传统与“救世”情结、希腊-罗马传统与霸权主义倾向、“扩张性”与“美国式”全球化进程进行梳理，以揭示美对外政策的深层次根源和行为逻辑。

美国文化基因中的宗教传统与“救世”情结

众所周知，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社会有着非常浓厚的基督教信仰氛围，其三大分支——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均源于犹太宗教，犹太人创造的希伯来律法和以《圣经》为代表的神学思想构成的所谓“希伯来传统”，不仅深刻影响着美国人的社会生活方式和文学艺术，而且担当着美国主流哲学思想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根本依据，是所谓美国伦理的“信仰本质”、美国法律的“高级法背景”和美国精神的“内在基石”。

基督教是一种救世情结浓厚的宗教。在《圣经》中，由于“神爱每一个人”，所以不愿失去他的任何一只羔羊；100只羔羊中丢失一只，上帝也要把它找寻回来。耶稣对他的弟子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的光应当“照在人前，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这种救世的使命感，使美国人的天性中有一种所谓“传教士精神”或“救世情结”。1620年9月，“五月花号”轮船载着102名受到英国国内宗教压迫的清教徒及其家属，离开英国驶向北美大陆。这批拓殖者把新大陆视为上帝赐给人类的一块“自然状态”的试验田。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他们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独立建国，摸索出相较于欧洲大陆更为“民主”“自由”的政府和社会组织方式。在“建国之父”们的眼中，美国是“将全世界引向正确的宗教和自由的灯塔”，是世界的“解放者”和“救星”。他们也因此相信自己拥有改变世界的权力和职责，将众多古老的异域文明融入、归化到西方民主自由理念之中，是美国领导的基督教世界的重任。

表面上看，美国社会十分强调多元主义、宗教自由、言论自由，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人种、民族、种族和宗教信仰都能在纽约等大城市找到。但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其内心深处却有着一种把美国的制度和文化变成普世制度和文化的冲动。当这种宗教的排他性和普世情绪在政客与部分人群中发展到极端状态时，其国家行为就表现为一种对道德普遍主义的极力推崇，对自认为适用于一切社会的政治制度和超越历史、民族、文化传统的“普适价值”的强烈信奉。美国人这种将他们自认为“好”的制度文化“推己及人”的“救世”情结，深深扎根于基督教的“天命”意识。他们坚信“美国例外论”，即相信上帝与其有约，美国的价值观、政治制度和历史独一无二且是全世界最好的，美国肩负着为“世界民主”作典范和领导地球上其他国家的特殊使命。正是这种对自身制度文化在道德观上的“迷之自信”，使美国人将“自由民主”制度和观念看作终极、普世的制度，是人类社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原则。而基督教的“救世”情结，又让他们把推广这套“理想”的制度和价值观作为自己责无旁贷的使命。于是，在全世界推行美式自由民主、用美国的模式改造世界，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目标。

美国人以拯救者的心态，迫使其他国家选择美式民主制度。在他们眼中，“自由具有巨大的威力，可以将所有暴政社会改造成自由社会；只有自由社会才可能实现民主，只有民主国家才可以维持和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应该将推行‘自由与民主’作为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但他们从未停下来认真地问一问其他国家：它们是否需要这些东西。美国人确信，自己信奉的价值是最道德、最有效的，如果他们不坚持让其他国家选择以这些价值为指导的政治体制，那么在道义上就是不负责任的。这种“美式帝国主义”和“救世情结”相混合的思维方式，在将其价值和制度强加给其他社会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让美国人获得了宗教意义上的道德满足。这种宗教狂热情绪体现在对外战略目标上，就是要在世界范围内支持西方认可的“民主”政权，颠覆其反对的不同于西方政权体制的所谓“独裁暴政”。由此，美国不断强力要求世界其他国家效仿和跟随美国的制度和价值观，力求以此同化或消除国际社会中的“异己力量”；不断孤立、制裁与其意识形态相左的国家，甚至不惜通过战争打击、颠覆其他国家政权。

美国文化基因中的希腊-罗马传统与霸权主义

虽然欧洲的文明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古希腊城邦，但罗马帝国在其灭亡之后一直被欧洲人视为权威、正统、强大、文明甚至是正义的象征。因此后世不断有国家政权以罗马自称，或者自封为罗马帝国的继承者。比如在罗马灭亡之后曾经短暂统一中欧地区的查理曼，就在公元800年被教皇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

德国法学家耶林曾说过，罗马帝国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靠武力，第二次靠宗教，第三次靠法律。武力因罗马帝国灭亡而消亡，宗教随民众思想觉悟的提高、科学的发展而缩小了影响，唯有法律征服世界是最为持久的征服。美国虽然建国时间只有两百多年，但从建国伊始，美国人就在很多方面刻意模仿罗马帝国。比如美国建国时的政治体制就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从罗马政治体制里吸收了（元老院、执政官、保民官等）权力制衡的历史经验，同欧洲封建传统完全割裂。在建设首都华盛顿包括美国国会大厦在内的很多地标建筑时也都大量采用古罗马建筑样式，而完全抛弃了欧式城堡与教堂式建筑，这也反映出美国建国者对古罗马帝国荣光的向往。

应该说，罗马帝国的历史景象和政治传统深刻影响了美国建国以来的政治思想和战略选择，美国一些主流的政治思想家从未以建国两百多年来计量自己的帝国权力，而是言必称罗马帝国及其治下的世界秩序，以恢复甚至超过罗马帝国的全球霸业为最终目标。公元前后，在西方当时已知的世界中，罗马人不断对外用兵，建立了以罗马为首都的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地中海竟然成为罗马的内海。罗马帝国不论武力、经济还是文化，都对周边“蛮族”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号称“罗马治下的和平”。

与之相比，美式霸权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1776年，北美13个殖民地宣布独立时的面积仅有80万平方公里；1783年，在打赢对英战争之后，美国领土扩张到230万平方公里；1803年，乘着拿破仑在欧洲战事之危与法国签订了《转让路易斯安那条约》，又新增260万平方公里土地；其后通过美西战争、美墨战争以及《美俄转让阿拉斯加条约》等，美国连打带买面积扩张到937万平方公里；二战之后，更是在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占领或托管一系列群岛领土，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成百上千的军事基地、研究基地。时至今日，美国的对外战略仍然奉行基于实力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世界警察”自居，按政治文化传统和资源利益分配标准，组建不同圈层的结盟关系，推广美式民主自由，打压各式各样的反美力量，维护其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军事政治霸权。概括地讲，以自由权利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是美国霸权的主要思想基础，资产阶级民主制则是这套高度统一的价值观的制度基础；在对外行为中，它们则是以“美国优先”和“强权政治”“胡萝卜加大棒”的形式表现出来。

美国文化基因中的“扩张性”与“美国式”全球化进程

文明是民族国家利益的综合体现之一，也是国家利益的载体，它摆脱不了国际政治的游戏规则。在竞争激烈的国际舞台上，许多国家都程度不同地以自己的文化观念影响着国际关系。尤其是美国，长期把文化渗透作为其外交战略的组成部分，对外推行文化扩张。这种“文化扩张”，是指将其传统文化、宗教信仰、政治观点、价值观念等传播给其他国家，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美国的决策者历来认为，美国的文化具有无坚不摧的力量，输出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使美国的文化成为世界的“主流文化”，美国就能在任何时候比任何国家都要强大，就能在国际社会居于领导地位。

如果说在殖民主义时代，老牌帝国主义主要是用大炮征服世界、奴役弱小国家人民的话，那么二战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式“文化帝国主义”则以经济全球化为基础、互联网技术发展为主要推动力，通过经济渗透和文化扩张，使其他国家政府与人民自觉服从超级大国霸权。在互联网还没有出现的时候，英语就已成为世界性的通用语言。互联网的发展，更加强了英语的世界霸主地位，英语内容约占全球互联网总体内容的90%以上，而其中最主要的信息制造者和传播者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他们通过网络向受众持续不断地传递着以其超级大国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为基础的文化信息，并将其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潜移默化地根植在别国人民头脑之中。久而久之，使受众产生对美式价值观及其文化的亲近感和认同感，同时对本民族的自尊心、自豪感产生动摇，这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无疑是十分危险的。

“导弹+经济+文化=美国式的全球化”，这是美国图谋称霸世界的公式。美国借助其经济、科技实力，运用贸易、投资、网络等手段，进行文化扩张和渗透，谋求文化霸权，对别国文化安全造成威胁。进入21世纪，在信息网络技术不断迭代的赋能之下，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扩张”效果倍增。目前，美影视产品充斥世界，占据全球75%的市场，好莱坞年收入的50%来自国外，不仅为美攫取了巨额资本，同时，还成为其在全球推行其价值取向、生活方式、民主制度的重要渠道。通过文化渗透，美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诱导发展中国家“西方化”，使之沦为美国文化的“殖民地”。美国新闻网几乎覆盖全球，仅几家主要媒体信息发布量就相当于其他国家信息发布总量的100倍。美国人口只占世界人口总数的5%，但是目前传播于世界大部分地区80%以上的新闻，却由美国等西方通讯社垄断。美国通俗文化和消费文化无孔不入，连法德等老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也难以抵挡。

美式“文化帝国主义”就是要以美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为蓝本，在全世界推行美国式文化。不少国家的中产阶层与欧美大众文化存在高度亲和，很大程度上出自对全球化资本主义所确立的经济等级、收入阶层秩序的认可。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狂妄地宣称：“全球化体系中，美国是唯一居于统治地位的超级大国，所有国家都不同程度从属于它，我们不是老虎，全球化才是老虎。但是我们最会骑老虎，我们之所以最会骑老虎，是因为是我们把它从虎崽子养成大老虎的。”显而易见，当代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和全球舆论战，通过对世界各国长期、复杂、广泛的思想渗透，在全世界培养了一大批认同美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接受美国在重大问题上的叙事逻辑、按照美国意愿行动的人。这才是导致在各种重大问题上，一些国家的人罔顾自己的个人利益和本国的国家利益，跟着美国起舞的根本原因。简单来说，美国通过在全世界培养“精神美国人”，从而为美国实施各种内外政策培育、训练一种“亲美氛围”，这从表面看是一种舆论战，从深层看其实是一种认知战和文化战。

（作者：冯玉军，系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当代政党研究平台研究员、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