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疫情防控斗争中，“我们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主动向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彰显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在雪中送炭中彰显大国担当，在合作交流中凸显国际责任，我们为何一定要同世界站在一起携手战胜病毒？在复杂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我们应该体现怎样的责任担当？长江日报“求知”就此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

病毒不分国界，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求知：在疫情中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义桅：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物质层面，像“中国援助”与“中国制造”，抗疫物资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匮乏的地区，中国还免除有关非洲国家部分债务，向外派出了多批援助医疗队等。

第二是制度层面，我们一直强调共同研发新冠疫苗、国际合作的机制的完善改革、坚持多边主义原则、促进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以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为中心等。

最后是精神层面，我们提出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那么多国家的响应，都属于这个范畴。

求知：如果每个国家和地区都关起门，不搞国际交流合作，人类能战胜病毒吗？

王义桅：任何一个国家，单独作战是无法应对的。关起门、关起边界只是地理上的“防”，只能防止疫情向内或向外输出，但无法从根本上消灭疫情。况且，“关门”阻止不了国际交流合作。这场疫情是全人类共同的卫生健康问题，我们的经验就是人类的重要经验。中国科学家7天分离病毒毒株，及时分享，科研攻关，研制疫苗，我们也积极主动地通过视频会议等方式广泛分享我们通过血泪换来的经验。

病毒不分国界，没有人能独善其身。虽然中国目前安全了一些，但想真正完全安全，只能依靠人类携手共同战胜病毒。我们在抗疫过程中也得到过很多国家的帮助。像疫苗的研发，是无法由一国垄断的，所以中国一直强调把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尤其是希望能在发展中国家实现可及性和可负担性，这样就能避免像艾滋病、埃博拉等病毒传染到世界各地造成麻烦。

除此之外，国际合作还有信息通报、人员流动、防疫物资，还有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国家之间的交流，区域之间的交流，全球层面的防疫机制的联动，推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共商共建共享，这些都是合作。除了政府层面外，政党、专业机构也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不能只关起门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要站在全球层面上去看中国的利益

求知：中国在抗疫中的行动可圈可点，快速遏制疫情蔓延，对中国来说，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为何如此必要和重要？

王义桅：中国不是孤岛，全人类是一个大家庭，是一个共同体，中国不可能把自己隔绝起来。我们率先成功阻止了疫情的蔓延，尽管北京有所反弹，但从总体上来说，中国是安全的。我们既要对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要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要做战疫的中流砥柱。

我们面临的风险，不光是境外输入新增病例的风险，还有中国市场的问题。我们现在谈复工复产，那么中国这样一个拥有独立自主而完整产业体系的制造业大国，产能恢复后，生产出来的东西卖给谁？如果世界上的国家不能安全稳定，全球供应链就不可能稳定。所以现在强调国内国际“双循环”，那就依托于全球层面上的抗疫成功，来恢复生产、安全和供应链。

从道义层面来讲，我们率先取得了抗疫的成功并复工复产，我们的血泪经验值得向世界广泛分享。中国的制造能力摆在那里，联合国为了保证全球防疫工作物资的充分，近期将全球人道主义应急枢纽中心设在中国。我们在抗疫中得到过很多国家的帮助，投桃报李，我们也有责任去做这一切。况且，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带一路的发起国。我们不能辜负国际社会对我们的信任。帮助他们，也是帮助自己，让人类更加健康，符合“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中华传统文化。

海外还有大量的中国留学生、工作者、游客、华人华侨等，如果他们不安全，我们也无法心安。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保护他们的安全。切不可狭隘地定义“中国人”。“中国人”并不只有生活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人们。海内外中华儿女皆是“中国人”，相隔千万里也改变不了血浓于水、一母同胞的手足深情，我们要有这样的认识。

不能只关起门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还应该有全球视野的使命担当，要站在全球层面上去看中国的利益。

加强疫情防控的国际合作，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伟大实践、生动案例

求知：有一些声音质疑全球化的必要性，因为全球化带来人口的快速流动，如果不搞全球化，也不会产生如此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了。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说法？

王义桅：这是因噎废食，全球化不是选择而是必然。疫情影响下，全球化的规则和内容改变了，我们正进入追求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的“人”的全球化阶段，而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全球化。因为面对病毒，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博弈不是头等大事，同时能力相对弱的国家将决定了战斗的进程，面对全球挑战，我们必须休戚与共、携手并肩。

所以，中国要加强大国合作、国际组织的合作、联合国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合作、多边主义国际合作，这才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不二选择，这些合作是全球治理的现实体现，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伟大实践、生动案例。

求知：为什么我们在国际舆论中会听到一些杂音，比如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战疫的抹黑？

王义桅：首先，欧洲和美国对中国的评价存在差异，民间和官方也存在差异，不能简单混淆。其次，因为疫情的高度易传播性，在各国民众中的确出现了恐慌情绪，激起新一轮的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国际舆论场上也出现了几类抹黑中国的论调，比如“经济骤降”论，“国设崩塌”论，“世卫偏袒”论，疫情不透明、耽误世界论，赎罪论等等。但这些论调并不是主流。

求知：您怎么看待这些论调？

王义桅：吃力不讨好的情况确实存在，主要是一些打压或污名化。如果我们继续发自内心提供无私帮助，将来一定会收获感激。在对外援助与合作时，我们要少些“求表扬”的心态，要持之以恒地做。无论是哪国人，人心都是肉长的，迟早能感受到中国的合作精神和援助热情，迟早能认同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你做你的，他们说他们的。越是打压，越是反映它站在国际道义的对立面。不能因为少数杂音，就放弃我们所做的正确的事。

讲好中国抗疫故事，讲好人民主体的故事，为世界公共卫生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求知：面对复杂变化的国际环境，我们抱以怎样的心态去交流合作？

王义桅：“一带一路”特别强调“健康丝绸之路”，绿色转型，数字化转型，这也是推动后疫情时代全球化本身的转型，对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未来的世界秩序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的合作，不仅是着眼于当下，也着眼于未来，同时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今年是中国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将近7亿多人脱贫，意味着中国将贡献70%以上的世界脱贫事业。那么抗击疫情的经验同样能成为又一个对人类产生重要贡献的来源。我们要做好这两篇文章，讲好中国抗疫故事，讲好人民主体的故事，为世界性的公共卫生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等到疫情结束以后，极有可能出现“好了伤疤忘了痛”的情况，指责中国抗疫是否合情、合理、合法、合规的干扰声音。我们应该为人类抗击疫情树立一个标杆，把中国的故事讲得更加形象、更加令人印象深刻，让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从而认识、认可、认同我们所做的一切。能否抓住这个机会，决定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国际话语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是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个非常好的着眼点，也是非常紧迫的任务。

         采访嘉宾：王义桅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