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面临一系列新矛盾新挑战。尤其是2019年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国际经贸摩擦不断升级，2020年年初又遇到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疫情冲击，二者交织叠加对我国经济产生了深刻影响。第一季度GDP增长为-6.8%，为改革开放以来最低的增长速度。供给侧受到严重冲击，第二产业增速下降9.6%，第三产业增速下降5.2%，产业链供应链严重受损，企业面临巨大的压力和风险。需求侧投资和消费均大幅下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下降19%，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16.1%，加剧了内需疲软矛盾。国际上疫情蔓延进一步加剧经济衰退，今年全球经济负增长已成共识，对我国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会产生严重冲击。

那么，中国经济增长是否具有承受这种冲击的能力？

一方面，中国经济具有强大的韧性。我国经济在历次全球性或区域性危机中都表现出较强的抗击打能力，在危机后都出现了较快的经济增长。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我们迎来了近10年的高增长低通胀黄金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们出现了连续多年的强劲增长，并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面对疫情空前冲击，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在全球疫情蔓延的情况下率先实现复工复产。自3月份起，主要经济指标降幅明显收窄，第二产业降幅较1、2月收窄12.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降幅收窄3.9个百分点。防疫虽然付出了高昂的成本，但在保卫人民生命的同时，赢得了恢复经济的主动。这意味着在全球负增长的低速状态下，中国经济仍可能实现正增长，意味着中国经济无论在存量上还是增量上都会进一步提高，意味着中国经济追赶发达国家的步伐不仅未放缓反而进一步加快。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具有巨大的潜力。一是拥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需求潜力。到2019年末，GDP总量99.1万亿元，已相当于美国的67%左右；人均GNI突破1万美元，已超过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首次突破60%，城镇人口规模已达8.5亿，未来30年至少还有30%的人口约4.2亿实现城镇化，平均每年新增城镇人口约1400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40万亿元，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内消费品市场，开始具有“世界市场”特征；居民恩格尔系数降至28.2%，消费水平进入“富足”阶段，消费结构升级加快，这些变化都构成推动内需扩张的坚实基础。二是中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工业制造业。自2015年起，我国工业制造业的规模超过美国，成为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疫情冲击虽然强烈，但毕竟是外生的、偶发的，不会根本改变决定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不会根本改变中国经济仍处于战略机遇期的历史事实，不会根本改变长期向好的客观趋势。三是基本经济制度及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具有逆周期调节反危机的优势和能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供了制度基础；日益完善的宏观政策体系具有较强的反危机能力，宏观调控目标在关注总量的同时注重结构，宏观调控方式在关注需求侧的同时注重供给侧，宏观调控工具强调规划、财政、货币政策的同时注重多元化，从而使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效果更加精准。特别是在近年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的背景下，我们没有在政策上采取大水漫灌式的超强总需求刺激，而是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为应对疫情对经济增长的冲击，为加大“六稳”工作力度，聚焦“六保”着力点，落实“六保”任务预留了较为充足的政策空间。

基于上述分析，总的来看，我们完全能够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实现预定目标。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是决胜全面小康之年，也是打赢脱贫攻坚等三大战役的决战之年。这一系列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都必须有必要的经济增长。

研究表明，我国目前潜在经济增长率在3%至4%，采取强有力的总需求扩张政策，同时加快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有可能接近或达到5%甚至略高的增速的，但或要付出高昂的成本。从总需求角度看，需要在扩大内需的同时稳定出口，扩大投资的同时活跃消费，使经济增长具有必要的需求动力。当然不能仅依靠需求拉动，这样既不现实也面临极大的风险。从总供给角度看，需要持续释放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结构红利、制度红利、政策红利，从根本上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使经济增长更加均衡、协调、强劲。决胜全面小康关键在于“全面”，在于实质性发展，速度服从于发展要求，发展不是以速度为目标，实现全面小康不单纯是经济指标，而是具有广泛深刻的社会发展内涵；就经济指标而言也不单是GDP数量指标，更重要的是质量指标，包括结构升级和协调发展、创新驱动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等。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之所以不提具体的增长率指标，更为深层的动因应在于对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的全面性和质量指标的强调，而不在于进一步突出速度和规模。因此，从需求与供给、规模与结构、数量与质量、经济与社会等各方面的统一上看，2020年决胜全面小康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完全可能实现。

就“六稳”和“六保”的首要目标就业来看，由于受疫情冲击，《政府工作报告》较2019年上调了失业率目标，调查失业率政策目标由2019年的实际调查失业率5.3%以下，上调为6%左右。保住6%左右的调查失业率，需要90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运用投入产出法测算，2020年需要达到4%以上的经济增长，GDP的总规模达到105万亿元左右（实际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和名义经济增长之间是相乘的关系，按GDP折算系数折）。若根据我国近些年的实际经验，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增加就业约200万个，那么新增900万个就业岗位，GDP要增长4.5%。应当说，这一增长速度在各方面努力下是可能达到的。如果再考虑到“六稳”“六保”对就业的突出强调以及由此产生的就业政策性效应和经济结构变化产生的扩大就业的吸纳效应，或许低于4.5%的经济增长条件下也能够实现6%左右的调查失业率控制目标。

就脱贫攻坚等三大战役的目标达成而言，虽然与经济增长有联系，但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和努力已经积累了深厚基础，脱贫攻坚近些年年均减贫1000多万人，贫困发生率已降至2019年的0.6%，贫困人口总量只剩500多万，即使考虑到疫情冲击可能会有200万人左右返贫，今年减贫人口也不到1000万，低于近年年均减贫人口数，是有可能全部实现脱贫的。全面小康下的脱贫，关键是“一个都不能少”，要求的是精准扶贫，而实现“一个都不能少”的精准扶贫，矛盾的主要方面并不在于2020年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只要不出现严重负增长，即使在已有的经济发展水平上，精准识别、精准施策、精准评估，依靠制度优势，同时在经济运行上推进“六稳”，落实“六保”，就完全能够打赢脱贫攻坚战。

总之，疫情冲击阻挡不住我们实现全面小康的步伐。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