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诗人多恩说过：“没有人是与世隔绝的孤岛。”我们所有人都是命运共同体，教育的价值就是把每一个个体培养成为有道德情怀、知识能力、忠于职责、身体健康的人，只有通过教育把每一个人都培养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我们的命运共同体中的每个人才能同舟共济。

这些年来，我国教育规模有了飞速发展，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受到较好的学校教育，但是教育过于“功利化”，过于注重考试分数，注重考试技巧，注重专业技能，基础教育过度追求成绩至上，大学教育过度强调职业培训，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人的发展和教育的宗旨。孔子云：君子不器。即教育是培养有道德、有情怀的君子，而不是工具。法国近代自然主义教育家卢梭把发展人的本性、培养身心和谐发展的自然人作为教育的目标，他说，“从我的门下出去，我承认，他既不是文官，也不是武将，也不是僧侣：他首先是人”。卢梭的教育理念深深感染了德国哲学家康德。康德读卢梭的《爱弥儿》入迷，以至于打破了他终身严格遵守的作息制度。卢梭的画像成为康德客厅中唯一的装饰品。1764年康德写道：“卢梭是另一个牛顿。牛顿完成了外界自然的科学，卢梭完成了人的内在宇宙的科学，正如牛顿揭示了外在世界的秩序与规律一样，卢梭则发现了人的内在本性。”卢梭也被称为教育史上的哥白尼。马克思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既指人的心智的全面和谐发展，也包括人的身心的和谐发展和个体与社会的协调统一和全面发展。具体到教育目标，就是德智体美劳五育的和谐统一。

长期以来，我们比较重视德育与智育，忽视了美育、体育与劳动教育。五育是辩证统一的，体育是身体层面的发展，是其他各育的前提和基础，智育、德育和美育属于心智层面的发展，劳动教育是实践层面的发展。通过这次疫情，使我们明白：只重视知识的智育是不够的，其他各育也非常重要；教育一定要去“功利化”，回归培养人的初心；教育要公平，只有全国教育都发展好了，才能培养好每一个孩子，为构建健康的命运共同体打好基石。

疫情的发生提醒我们要树立大教育观，即“跳出教育看教育”“跳出学校看教育”，教育的作用与价值不仅是积累人力资本，更重要的是养成社会文明风尚，具备科学知识与现代公民意识。教育的对象不仅是在校的青少年，还包括社会的每一个个体。教育的内容不仅包括书本知识，更包括人类文明与道德教化的传承。教育的方式和渠道不仅是课程与课堂，更包括各类社会机构。

在我国历史上，社会教育由来已久。有史料记载，早在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聚民读法”，宋明时期的“乡约制度”，及元明清所设的社学、义学、井学等都具有社会教育的性质，这些教育方式明显地区别于西周所建立的“塾、庠、序、学”这样的学校教育体系。近代以来，蔡元培所倡导的“平民教育”、梁漱溟和晏阳初等人发起的“乡村教育运动”、黄炎培的“职业教育”等，都是社会教育的具体实践。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教育得到了极大发展，在爱国主义教育、法治教育和科普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社会教育当前也面临一些挑战，互联网为社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最好的载体和无限的空间，但是如何利用互联网做好社会教育的探索才刚刚起步。近几年各地建设了大量的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纪念馆、艺术馆、体育馆等。从职能看，这些都属于社会教育的专门机构。但是如何按照教育规律运行，克服娱乐化和商业化的倾向，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在青壮年离开农村到城市打工和求学的背景下，广大农村的社会教育如何开展，还有待探索。我们比较重视学校教育，但是忽视了社会教育的建设，导致我国教育体系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社会教育的不足既导致社会文明素养的缺乏与科学素质的薄弱，也导致学校教育的效果大打折扣。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的实现，要逐步构建起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互相协调的、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

疫情发生以来，如此大规模地让学生在家通过在线学习接受系统教育，还是第一次，对在线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在线教育行业再次回到大众的视野中，同时在线教育所带来的利和弊，也引发大家对在线教育行业未来发展的讨论与思考。

在线教育的核心问题是教学资源开发和教育教学质量，真正实现网络空间带来的个性化、智能化教育模式。但是，目前的线上教学距此目标还差得很远，很多只是将网络当成日常教学的工具，从传统的“黑板+粉笔”转换到“网络+讲授”，没有发挥网络空间的优势。未来需要把学校教育的资源转化为线上教育的优势，线下与线上教育相融合成为变革的关键。学校不但要重视线下教育，同时也要重视线上教育，把二者的特点和优势充分结合起来。改变目前学校办线下教育，各类公司办线上教育的局面，学校应当成为开展在线教学的主阵地，而各类在线教育形态与机构应发挥网络技术和服务优势，帮助学校构建“智慧课堂”，帮助教师拥有线上教学的手段，服务学习者的个性化需求。

线上教育的个性化、智能化也必然催发学校组织和教育教学形态的变化。由于人类获取知识的通道变得平等而开放，教师不再拥有“知识霸权”地位，教师与学生都是“学习者”。未来学校不再只是固定的、标准化的教室、教材和教师，而应该是活动的、个性化的、自主选择的教学设计、课程设计、活动设计，学校是丰富多彩的、自主发展的、个性化、多样化的空间。学校的任务不再是一味传授知识，而是给学生的发展提供动力、方法和能力。教师由学科专家成长为教育者，从关注知识点转向学生发展，从关注“教什么”转向学生“如何学”和“学到了什么”。

教育与医疗卫生等都是专业性极强的行业，教育行政机构和学校领导需要有专业知识背景且实践经验丰富的专家型领导任职。这次湖北重大疫情的关键时刻，临阵撤换了几个地市的卫健委主任，改由专家型领导担任，反映了医疗卫生行业的行业特征和组织特点。教育一样需要专家型领导。并且，未来随着人民群众对教育、医疗等优质资源的需求，教育在政府治理中的地位会越来越重要。

提升教育治理的水平和能力、配备强有力的行政领导力量至关重要，否则教育与医疗卫生等部门的声音就弱一些，尤其涉及多部门联动配合的时候，协调统筹的能力就相对不足。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深圳，在2019年初的机构改革中，将市教育局排在市政府机构的第三位，仅次于办公厅和发改委，并由常务副市长分管教育。这样在涉及教育重大问题的改革创新和教育资源配置等方面，就会加大跨部门统筹协调力度。深圳的经验和做法体现了教育治理改革的方向，值得借鉴和学习。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生活需要覆盖各个领域，除了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之外，还有社会生活、生态文明、身心健康等领域的需要。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结构优化既要与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相适应，又要与人民生活需求的发展相适应。

比如与人民群众身心健康密切相关的医学类专业就亟待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中，一部分高水平的医学院校合并到了综合性大学，这对于提高质量有很大益处，但是在随后的高等教育发展中也的确受到了影响。以学术型研究生培养为例，医学类博士研究生占比由1996年的15.3%下降到2018年的11.23%，医学类硕士研究生占比由1996年的10.0%下到2018年的9.27%。

这次疫情也显示出社区工作的重要性，急需培养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社区工作者。我国已经开展了培养社会工作研究生的工作，2018年招收了4146名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研究生，占全部专业硕士的比例为0.94%，未来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无论从这次疫情还是老龄化的浪潮看，全科医生、护士和护理等都有很大缺口，高职院校在培养护士和护理专业人才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责。

我们既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学科专业和就业导向的人才培养类型调整机制，也要立足社会发展长远需求和国计民生需要，构建调整优化学科专业结构的长效机制。重点支持高校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自主设置国家战略发展和改善民生急需的相关学科专业，进一步落实和扩大高校学科专业设置自主权，自主设置学科交叉融合且有利于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相关学科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