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党百年来的每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都非常重视经典著作的学习。在当前学术研究中，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问题研究主要集中于新中国成立前28年，而对新中国成立后30年该问题研究尚缺乏深入探讨和分析。基于此，本文拟对该历史阶段我们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历史条件及其主要途径进行探讨和总结，分析其学习特点和经验，相信对深入推动新时代以来全党范围内大学习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的历史诉求

学习是我们党建党百年来所形成的与生俱来的禀赋和品质，在建国初期，我党号召学习经典著作主要源于以下方面原因。

首先，是适应新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

新政权建立初期，我党面临着社会建设和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全新课题，这对我们党而言是一个挑战。面对新形势下国家建设重任，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党范围内的理论大学习，主要目标是通过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新中国各方面建设，国家建设“不但需要中共中央的正确指导，而且需要广大的干部、知识分子、工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提高自己的认识和觉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愈更普遍地成为群众的思想武器，我们的革命事业的完成就会愈更顺利”。在此情况下，我们党在全国范围内领导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强烈要求党员干部必须通过认真学习理论知识，为新中国各方面建设服务。

其次，是当时社会转型期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建设中指导地位的需要。

新政权建立初期，旧时代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杂然纷呈，当时除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外，还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现在，工人阶级有工人阶级的想法，农民阶级有农民阶级的想法，城市小资产阶级有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想法，只要各个阶级存在，他们的不同立场就会存在。”要巩固新的秩序，必须夯实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为此，我们党号召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从中汲取重要理论指导。

最后，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在新中国发展的内在要求。

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过程当中必然会面临诸多困难，困难的解决立足于对中国具体问题的研究和分析，这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指导理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除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革命事业，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同样需要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开放性和实践性特征，从根本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指导地位。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因此，我们党在社会建设实践当中必须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同时将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某种程度而言，我们党积极倡导学习经典著作，这也是科学性、发展性和开放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二、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主要内容与重要途径

学习经典著作是增强执政本领的重要前提，当年中央在《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中明确指出，大力加强理论教育是提高干部、改进工作的根本方法，要求党员干部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的主要内容

为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和指导，当时我们党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应结合工作实际，终身努力学习和研究经典著作，“养成为着解决工作中的疑难和改善工作质量而随时翻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以求得指导的习惯”。在该时期党员干部学习的经典著作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三大全集”中文第一版

该时期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斯大林全集》《列宁全集》，这三部全集在当时成为我们党学习的重要文本。其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自行翻译出版的第一部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是“印数最多、发行时间最长”的列宁重要著作集，《斯大林全集》是中央编译局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译著。“三大全集”都附有注释和经典作家生平事迹年表等详实资料，为中国共产党学习经典著作的创作背景、了解经典作家的生平故事、感悟经典著作的思想精髓创造了良好条件。

2. 重要单行本

为适应当时广大干部群众理论学习的实际需要，我们党先后领导出版了《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1951.3）、《法德农民问题》（1953.3）、《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一般的批判》（1955.11）、《哲学笔记》（1960.1）、《哲学的贫困》（1961.11）、《雇佣劳动与资本》（1961.12）、《工资、价格和利润》（1964.4）及《共产党宣言》（1964.9）等。这些单行本为中国共产党系统学习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对我们党领导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3.“选集”和“文选”

为方便党员干部学习，中央编译局在“三大全集”基础上开始编译出版“选集”、“文选”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编本。1953年12月，人民出版社开始重编出版延安时期解放社翻译出版的《列宁选集》中文本（分印18册），书名定为《列宁文选》（分印7册）。1958年1月，人民出版社重印了根据莫斯科外国文出版局1955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2卷集）中文版，共收录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著作39种。此外，还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马恩列斯军事文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政治经济学文选》《列宁文稿》《列宁文集》《斯大林文选》等。各类文选使用方便，适应了当时广大党员干部选学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需要，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成为党员干部及群众学习基本原理的重要读物。并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自行编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集，提供了有益的探索经验。

4.专题文集与专题言论集

该时期为方便党员干部系统学习经典作家关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思想建设等方面问题的重要论述，专门出版了许多重要言论汇编本和专题文集，如《列宁论工业化》（1955.4）、《斯大林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1956.3）、《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思想改造》（1958.2）、《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1958.8）、《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1959.12）、《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经济危机》（1975.10）、《毛泽东主席论妇女》（1978.8）等。此外，还有经典作家及其学说、著作的专题文集和关于中国的论述摘编，如恩格斯《恩格斯论<资本论>》（1950.2），列宁《论马克思和恩格斯》（1953.5）、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1953.11）、《列宁论中国革命》（1962.1）、《列宁斯大林论中国》（1963.7）等。

5. 书信集、手稿、读书笔记与传记

当时出版了许多经典作家的重要通信、手稿，通信主要有《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马克思恩格斯书简》《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列宁家书集》，手稿主要有《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等。这些手稿和通信集，集中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经济学等方面理论。对于《马克思传》《马克思恩格斯传》《列宁传》等传记的学习，成为党员干部了解经典作家思想及其学说的重要途径。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的基本途径

在该时期，为加强经典著作学习，中国共产党打造多元化学习平台，在推动学习过程中注意营造良好的理论学习氛围，而且我们党在该时期尤其更加注重学习的时效性与全面性。

1.党校、政治学校的专门学习与干部自修相结合

党校历来是我们党领导学习的重要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毛泽东号召干部要“奋发努力，在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为保证党的干部能够具备较高理论水平和专业的业务能力适应新形势下的工作，1951年中央发出关于重视党校工作的指示，要求解决党校在训练方针、教育内容等方面存在的问题。1952年8月，中央印发《在全国建立轮训制度以加强对高中级干部学习的规定》，决定建立健全各级各类党校，充分利用这些党校以有步骤有计划轮训全党各级党员干部，以制度化方式正式确立干部轮训制度，该学习方式有效提高了当时我们全党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水准。

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在开办高级党校、中级党校和初级党校以及业余党校和夜党校等党校系统外，还开办了许多业余政治学校，在全国各地的机关、高校和企事业等单位设立干部教育学校和各种类型的培训班，使广大干部认真学习理论和政策。在理论学习过程中确立的干部自修制度，成为当时一种基本的理论学习方式。1955年7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党的高级干部自修马克思主义办法的规定》，确定“在五年内将参加理论学习的高级干部，一半分批进入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另一半则实行在职自修。”1956年8月，中央对高级干部自修办法作出补充规定，将哲学、政治经济学作为学习重点课程，将《哥达纲领批判》《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共产党宣言》《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作为学习哲学参考资料。

2.借助于报刊、通俗读物及学习资料

“报刊出版物是进行理论教育工作的重要工具”，在当时我们党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和学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51年2月，中央下发了关于理论学习的重要指导性文件《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通知》及《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强调必须改善与提高《人民日报》《学习》及《中国青年》的编辑工作，使他们成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要机关。

当时的全国性报刊刊登了许多经典作家著作和理论界研究经典著作的一些重要理论文章，成为了我们党在当时领导学习经典著作的理论平台。该时期《工人日报》《人民日报》《红旗》等刊发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重要文章，如《首要的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1958.3.18）、《学习马列著作要以学原著为主》（1972.7.70）、《把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哲学著作结合起来学》（1972.7.13）等，有力助推了先进学习经验辐射和借鉴。《学习》杂志也是当时我们党推动理论学习的全国性刊物，在学习经典著作方面开设了“名著题解”“问答与解读”和“问题商讨”等专栏，以帮助全国广大党员干部更充分更高质量地进行理论研究和学习。

该时期大量学理性较强的通俗读物及经典著作介绍等学习资料，对中国共产党理论学习发挥重要作用。这些通俗读物和学习资料主要包括三类：一是适合党内初学者学习的一般介绍性读物，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生平故事的科普读物、关于中共党史的科普读物、马克思主义哲学科普类书籍、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的通俗读物和小册子等。二是带有较强研究性和学理性的通俗读物，如郭大力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哲学记录稿》（1960）等。三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理论研究论著等。

3. 广播电台讲座

广播电台具有受众多、覆盖面广的特点，成为该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非常有效的形式。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当时开设的“社会科学讲座”，经常去高校邀请理论专家讲授经典文献，例如，当时艾思奇曾经首讲“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中共丰台县委学习的党员干部，积极学习和思考，认真作笔记，定期开展热烈讨论，按时将收听学习经典著作的详细情况向丰台县委报告”。于光远和王恵德受邀在广播电台讲授政治经济学，听众主要有“政府机关、中共党委机关及解放军部队干部，也有一部分是学生、职工和市民。……大家都认为社会科学讲座广播……对于学习起了推动和组织的作用”。郭大力在当时积极讲解《科学的社会主义观》《意识形态的变革与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的构成过程》等。文化大革命期间，广播电台对经典作家著作及论述的播讲，发展为语录的形式。1971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每日上午8点至8点30分广播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毛泽东著作等。

经典著作广播讲座的开办，便于不同层次的党员听众学习理论知识，如在东北地区配合初级干部收听学习政治经济学广播讲座，“听讲前组织干部预习，指出范围读一定的书；听讲后组织讨论、座谈，随时检查督促，解答疑难，或收集问题汇报领导机关等”，巩固了初级干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成果。

4. 举办经典著作展览会

通过经典作家的重要诞辰纪念日等举办展览，介绍重要经典著作的创作与传播历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生平等。

1954年3月，中央编译局在北京西单丰盛胡同西斜街举办经典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展会，并连续好多次举办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革命活动和他们生平事迹的展览，例如，规模较大的大型展览有“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除了大型展览外，还有一些小规模的生平事迹展览，如“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事业展览”“斯大林生平事业展览”“列宁生平事业展览”“马克思生平事业展览”“恩格斯生平事业展览”，等等。通过这些各种形式的经典作家生平与重要著述展会，使人们更多学习和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传播史，进一步增强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研究和学习。当年全国许多书店和图书馆等也积极举办纪念经典著作出版和学习的各种展会。1955年4月，全国许多城市举办了关于介绍列宁生平和列宁重要经典著作的展览会，“从展览会中，我们学到了列宁同志在阶级斗争中的无产阶级革命坚定性、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顽强斗争的精神，以及不断革命的精神”。1958年5月，文化部举办“伟大的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和导师卡尔·马克思诞辰一百四十周年纪念展览会”，在陈列的440多件展品和80多幅图片中，有极为珍贵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手稿原件、著作原文等。

三、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的重要特征

衡量一个政党是不是学习型政党的重要标准，在于它是否有一套切实可行的学习体系。该时期我们党在推进经典著作学习过程中，主要体现了以下几方面特点：

（一）严密的制度保障

该时期为保证对经典著作学习的有效性和规范性，我们党发布了系列决定、通知、指示、规定等，使学习经典著作有了重要制度保障。当时先后发布《进一步大力加强全党理论学习的通知》《关于党员干部自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唯物论的决定》《定期督促检查党员干部理论学习效果的指示》《关于全国部分地区（自治区除外）党员干部学习理论的检查规定》等，为全党读经典、学理论提出了明确规定和要求。

一方面，以制度推动经典著作学习的常态化。1951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理论教育对决定的通知》以及《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指出“党内现在对理论教育状况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没有全国统一的关于理论教育对制度”，要求各地“应按照具体情况与中央草案原则，自行制定理论教育计划，给予实施”。1962年6月发布《关于对全国部分地区党员干部进行定期轮训的通知》，确定了干部轮训制度，以通过这种方式更好地学习与研究经典著作。1976年8月，中央在《党校是全国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重要阵地》中，规定来党校各班次学习的各级各类党员干部，必须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实际问题。

另一方面，以制度推动经典著作学习内容的规范化。《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规定，理论学习应当是循序渐进对过程，根据理论水平和理解能力的不同，可以对党的理论教育进行分级，如分为学习政治常识、学习理论常识、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著作和毛泽东的理论著作，三个层次，并实施学年制和考试制。为更好地推进党内学习，中共中央陆续推出经典著作学习的书单和课程设置，如1952年8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在全国党员干部中进一步加强对重要理论学习和研究的决定》，把列宁《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斯大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及毛泽东《论自我批评》等经典篇目列为各级党委的学习材料。1958年3月，中央出台《全国党员干部自修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办法》，要求“高级干部在职自修五门课程”等。1977年中央党校复校后，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并附发包括了学习要求、学习期限、学习内容和安排、学习方法、阅读书目等具体安排的《中央党校干部读书班教学计划》（1977年9月）供各地党校参考，并规定党校各班次按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党的学说四门课，进行学习。

（二）紧密联系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实际

坚持从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成为当时党员干部学习经典著作的根本出发点。

如在五六十年代，党员干部所面临的主要实际，是如何在建国初期巩固政权、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等党和国家重点工作，以及如何迅速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更高的投身于经济社会建设，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成为在新中国初期广大领导干部最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为此该时期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主要围绕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现实问题，进行了多层面展开和全方位推进。“学习能力相当高的干部，应该有计划地坚持地定期把十二本书全部读完，必须结合着毛泽东思想，结合着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结合着新中国的纲领、政策，结合着新中国的建设工作，来进行学习”。毛泽东当年曾积极向全国广大党员干部推荐学习《新哲学典范》《雇佣劳动与资本》《恩格斯论<资本论>》《<资本论>通信集》《马恩列斯论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批判》等书，强调广大干部要积极学习商品、货币及价值规律等方面知识，要能够联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来研究经济理论。1963年5月，中央在《林枫同志关于中央高级党校工作问题的报告》中提出，我们党要关注全国干部马列主义教育问题，“应该根据当前国内外斗争形势的需要和党内干部思想状况，有目的地选择一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进行较系统的阅读和学习”。毛泽东在当时要求“要读几本、十几本、几十本马列的书。要有计划的进行，在几年内读完几十本马列的书。要有办法引起高中级领导干部读书”。

（三）立足于提升理论需要，形式多样，方法灵活

   该时期我们党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可谓形式多样，除军事院校、党校、少数民族干部院校、普通高等学校等外，还有各种层次的训练班和业余政治学校，这些院校和训练班开设了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在内的各种学习课程。经典著作学习方式非常灵活，当时主要采取学习竞赛、学习互助组、集体学习、业余自学、座谈讨论会、专题研究班及在职培训等方式，呈现出了多样化趋势。

当时马列主义夜大学、城市夜校的开办，为一般干部理论学习提供灵活宽松的环境。为加强对机关各级干部的理论学习，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附设马列主义夜大学，开设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1953年4月，中央发出《关于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要求“高级组的学习以自学为主，中级组的学习方法在原则上以上课为主”。1955年已初步建成各级党校教育梯级网，学习方法以读书、社会调查、专题研究、撰写论文等为主。此外，工厂、车间、办公室等还成立许多党员学习小组，通过自编教材，组织研讨会，举办脱产轮训班等方式帮助党团干部攻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四）中央领导积极带头学习经典著作

在这一时期党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等在经典著作学习过程中，充分发挥重要模范带头作用，为全党学习经典著作树立了光辉典范。

为适应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实际需要，毛泽东除了学习《共产主义常识》《自然辩证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政治经济学批判》《社会发展史略》等著作外，他更多是阅读和研究列宁、斯大林关于政治经济学方面著作。自1960年以后，毛泽东反复强调要求全党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和列宁的有关著作。刘少奇也指出“一切党员必须学习马列主义”。陈云认为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坚持学习马列哲学，以更好地提高对局势的分析判断能力。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陈云认真阅读了《哲学的贫困》《马恩列斯毛论农民土地问题》《新哲学典范》《新经济学典范》《法兰西内战》《雇佣劳动与资本》《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论列宁与列宁主义》等经典著作。

四、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的经验启示

   中共的思想认识和领导水平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认知，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来解决问题，提高辩证思维能力和思想理论素养，这是我们党顺利推进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题中之义。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我们党积极推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历程表明，在党的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必须重视和加强理论学习，该阶段理论学习对推动当前全党范围内大学习留下了宝贵经验启示。

首先，基于不同对象，分层推进，将经典著作学习与理论大众化相统一。

   该时期我们党采取了较为灵活学习方法，在学习过程中针对知识储备不同、教育背景不同的对象进行分层推进，有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教育。在此过程中开展多种形式理论学习活动，从理论学习主体特点出发，确定和选择不同的内容与方法，在学习过程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众化。在此过程中，鉴于不同的理论学习主体，对学习深度、著作选择、理解程度各有侧重，提升了广大党员干部理论学习的效率。

当时我们党采取的有组织、分层次的学习方式，使干部理论缺乏与不足的现状得以有效克服。他们在各自工作实践中，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思维方法进行创造性工作。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为毛泽东思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创新性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对于提升党员干部的理论修养，打造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水平干部队伍，发挥了重要影响。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过程中，我们党在广大党员干部中普及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习社会发展史，了解社会发展规律，明确阶级斗争学说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学习经典著作时结合我国建设实际，采取多样性、通俗化方式，对党员进行普遍的和较为系统的理论教育。

其次，在学习过程中，着力将经典文本的学习与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理论创新相促进。

经典著作的学习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的发展，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重要理论素材。

对我党来讲，新中国建设是必须面对和完成的崭新历史使命。我们党在学习过程中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创新发展。毋容置疑，我国革命道路不能照搬国外，同样，新历史条件下的建设道路也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在当时社会建设面临各种困难和挑战的形势下，毛泽东领导党员干部学习《马恩列斯论农民土地问题》《政治经济学》《列宁主义概论》《资本家的积蓄之历史的倾向》《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马恩列斯论经济问题》等著作，依次来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学习经典著作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认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深入发展，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就是在该时期我们党的重要理论创新成果。可见，在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中，要想汲取经济建设方面重要理论的指导，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学习中吸收重要思想，汲取智慧和营养，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

最后，将经典著作学习与学理性研究相结合。

在学习经典著作的同时，以张仲实、何思敬、于光远、温济泽、许涤新等为代表的先进马克思主义者，通过撰写理论研究文章，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出学理性阐释。他们撰写了大量理论研究著述，从学理层面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和理解。张仲实强调应该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学习经典著作，必须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客观需要去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在当时积极撰写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文章，如《<哲学的贫困>初步探讨》《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马克思的文艺理论思想》等。何思敬也撰写了《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和生产劳动底结合》《经济学中的哲学现象》等十余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著述，还有《读<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论科技》等。在《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和生产劳动底结合》一书中，他阐释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产劳动的理论，并从工艺学、力学、化学等学科对生产所产生的主要影响层面，来详细阐释马克思“科学技术是直接的生产力”的观点。许涤新则积极探索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规律，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的经济论》《列宁论经济与政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关于<资本论>的评论》等著作的结构逻辑，初步探索适合我国具体国情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理论等。

当然，在总结经典著作学习经验的同时，也有一些教训值得我们关注并反思。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的匮乏限制经典著作学习的深入，因此学习经典著作必然要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培养适合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队伍。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必修课，越困难的环境越要钻研经典著作，通过经典著作与经典作家对话，巩固共产主义信仰立场，解决党内外现实问题。

   总之，建党一百年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理论学习、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这为我们党领导事业的顺利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持。该时期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和研究，最终为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宝贵思想资源和重要理论借鉴。

来源：《山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