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程师到国际关系学者

上世纪80年代，王义桅还是个中学生。看到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极其辛苦，王义桅立志要做个科学家，要去学技术，发明一些机器，减轻他们的负担。

怀着这样朴素的情感，王义桅大学报考了工科专业，毕业后去工厂干了两年，发现问题并没那么简单。

“技术的确很重要，但单靠技术解决不了问题。”王义桅当时所处的天津石油化工行业，涉及到外国的投资，有国际上的合作。“环境一旦被污染，就不只是一国的问题，而涉及到政策的协调，倒应该是国际政治的问题。”王义桅转而到复旦大学学习国际政治。

王义桅将解决一个问题的复杂性类比今天所做的研究：“像‘一带一路’，涉及到的学科有经济、工程学、地理、政治、宗教、文化等等，很难把它明确划到某一学科里。”

正因为如此，研究它就要做足功课，什么都要学，要去读经典原著，还要了解各个国家的风土人情，深入了解它们的文化。王义桅去美国留过学，后来当过布鲁塞尔的外交官，现在所做的工作是研究中国外交。

研究了美国，又去研究欧洲，现在回到中国研究，研究“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建设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今就是王义桅主要的研究方向。

有关“一带一路”，王义桅已写过7本专著，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其中的《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分获2015、2016年中国好书，前者是国内首部从国际关系角度解读”一带一路”战略的著作，中宣部理论局、中组部干部教育局向党员干部推荐第十一批学习书目，进农村书屋，后者被列为新中国国际出版70年百种译介图书推荐图书。可以说，国内外要了解一带一路，首先得读一读王义桅的书。

有关一带一路的研究成果，是王义桅用脚底板跑出来的学问。灵感来自五千年文明，激情来自万里河山。疫情前，他几乎每个月都会往国外跑，有演讲、有辩论，去各国各地考察，和不同的人交谈。“就像你不去新疆，你都不会知道祖国有多大；不去法国，都不知道巴尔扎克和雨果地位不在一个层面，从书中是无法了解细节的。”也是从这些实践中，王义桅变得更心平气和，更加冷静，习惯审视自己从获得的知识，哪些是中国观的折射，哪些是先入为主的。

“我先把‘中国’这个因素拿掉，客观看待世界，然后才让‘中国’进来。”从一个个寻访到的案例中研究推导，渐渐形成理论体系，同时读经典，不断完善它。王义桅形容自己就像在做雕塑，心理装着实践观察中发现的问题，先建立自己的模型，再看别人是怎么“雕”的。这跟在书斋里研究，从文献中归纳、提炼式学问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王义桅经常讲一句话：“自从研究‘一带一路’以后，连我的人格都更加完善了。”

在世界各国传统文化中找共性

“像‘妈妈’这个词，全世界都发音是mama，像这样的巧合其实很少。我到世界各地访问，发现各个国家的语言、神话中，都有类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想法，可见这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只不过在文字表述上不同、表现形式不同罢了。”王义桅最近的任务，就是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显性化，把它们总结出来，使之浮出水面。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时代之问、中国之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他最近的一本新书。

关于“一带一路”，国际社会有很多的误解，这让王义桅感到很头疼。阐述和理解把握片面就不说了，关键是给“一带一路”的定性上。有人觉得“一带一路”是一种经济合作项目，以为是有钱人去搞基础设施赚钱，是功利的；甚至很多国际关系学者说，它是一种政治宣传，而不看作是一门学问。

“一个国家要做成事，是需要跟其他国家交朋友的。比如在月球背面着陆，谁帮了我们的忙呢？阿根廷；研发新冠疫苗需要不同人种的志愿者做临床试验，迪拜有125个国家的人在那里工作、生活，因此成为中国研发全球上市疫苗的首选地。”技术和理念要走向世界，必先得到他们的理解支持，给别人也带去福音。但并不意味着是纯粹的经济取向。

“中国人常讲‘以利相交，利尽则散’，认为‘以心相交，才能久远。’”王义桅认为“一带一路”不是生造一个共性，而是把各国传统文化的初心唤醒，找出各自的共性。从人类起源学说看，人类在最初本是一体的、共通的，只是后来因为西方殖民者的打破，导致演绎出不同的路径，甚至带来了冲突对抗，还造成了今天的“西方中心”论。

“人类文明史多么漫长，西方近代区区几百年的历史，怎能否定过去人类整体的、多样性的文化呢？不尊重其他国家的文明，人为制造不平等，注定走不长远。”在王义桅看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意味着不仅是中国实现伟大复兴，其他国家也要复兴。一并崛起，世界才能还原到多样性的状态。

说白了，“一带一路”的理念，其实是让人类世界“返璞归真”，“人类命运共同体”，某种程度上是对“西方中心”论的拨乱反正。

“这是个大学问，但很多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进入到一种误区里，以为是要把中国古代文化理念带到世界上去，完全没有意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各国传统文化的集成，不是只简单属于中国；有的人觉得孔子说过了，马克思都说过了，研究没有多大意义了；还有的人走向另外一种极端，觉得自己去了世界不少地方了，但缺少本国的文化底蕴，也缺乏对本国文化和政治的认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以为意。”

在王义桅看来，“一带一路”应是在世界各国传统文化中找共性。

激情澎湃的讲学人

王义桅是西瓜视频上的“大V”，抖音上、百家号等自媒体平台，常能刷到他的视频。有个栏目叫“桅言大义”，专门针对一些国际热点进行点评，点击量和评论数奇高。“现在是信息化时代，指望所有人看专业书、学术论文不大可能。用流行的方式，简单陈述一些想法影响民众是必要的，高地不由正确的理论占据，就会由歪论占据。”这些视频都是王义桅利用碎片时间录的，没有任何文字稿，都是即兴发挥。

给学生讲课时的王义桅，激情澎湃，而又理性客观。他喜欢走到人群中间去讲，反感那种站在讲台上演示PPT、板起面孔、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单向输出的样子。

不光给中国学生讲课，他也去外国讲学，还碰到过不少难题。

王义桅去非洲讲一带一路。学生听不进去，有人问，西方说一带一路是新的殖民主义，是这样吗？当时西方鼓吹“中国债务陷阱”论，说中国通过贷款帮助相对贫困的国家建设基础设施的做法是一种“陷阱”，目的是为了夺取这些借款国的资产。王义桅说，西方殖民主义是要你们“卖血”，中国的一带一路是“造血”。还说，中国的援助，相当于是我给你一只鸡，想让你鸡生蛋、蛋生鸡，子子孙孙无穷尽的。但要是炖汤吃了，杀鸡取卵，才说是形成“债务”。

他们一听就明白了。

举例不是随心所欲的，时常要考虑当地种族、宗教的文化禁忌。像中国驻阿富汗使馆门口，有个西游记的雕塑，为入乡随俗、避免纷争，雕塑里是没有猪八戒的。所以王义桅也将原则谨记在心，他发现除了素食主义者，似乎没有一种宗教对“鸡”有忌讳。

还要深入学习当地的文化。王义桅在阿拉伯国家讲学时，会引用古兰经的话；在德国讲学，会引用爱因斯坦E=mc^2的公式。总之要让人记得住，还要激发他们给别人讲的冲动。有次去欧洲讲学，王义桅说，武汉市在校大学生120万，欧洲人惊呆了，因为欧洲超过120万人口的城市都没几个。“他们往后一说起武汉，就能想起武汉的百万大学生”。

在一些国家讲学时，有时一开场就闹哄哄的，开不了口；有时刚讲着，一头牛进来了；有的地方热得要命，没有电风扇。有时停电了，王义桅就干脆走到中央唱起了歌，当场就安静了。

王义桅经常给外国人讲故事，讲得最多的是自己20多年前还是复旦学生时，要带女朋友——也就是如今的妻子回老家。上海火车站人山人海，人从窗户里挤，里边有人拽。但今天的中国的高铁，旧貌换新颜。“我对他们说，中国几十前经历过困难，我们不希望别人也遭遇困难，“一带一路”的内里就是这么朴素的情感，听后的人们都会感动。”

“很高兴，在国外研究‘一带一路’，渐渐成了显学。从前研究中国的是汉学，新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是‘一带一路’，现在还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王义桅经常被邀请到国外讲学，深刻感受到“一带一路”是中国人对世界观的重新调整，不再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他透露，正为安徽儿童出版社撰写儿童版的“一带一路”。

谈到为何总是充满激情，如何安排繁杂的事务时，他笑言：“所有的技巧都是次要的。今年是建党100年，我正巧和党的生日是同一天；我是江西人，也许是与生俱来的革命情结，让我对我所做的一切充满热爱。”

来源：《长江日报》2021年3月6日  第11版

记者：秦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