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赵淑梅，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高雪莲，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列宁在领导创建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过程中提出“党的建设”概念。中国共产党继承式使用和创造性发展了“党的建设”概念，构建起由党的建设主线、党的建设方针、党的建设布局、党的建设目标等构成的概念群，实现了术语的革命。这一术语革命推动实现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理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理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理论、全面从严治党理论等一系列重大理论突破，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重塑了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认识，实现了对西方政党理论的超越。

[关键词] 党的建设 标识性概念 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 术语革命

尽管不同类型的政党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开展对党员或内部组织的管理活动，但高度重视政党内部建设并形成一套完整理论予以指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党的建设”概念也主要由马克思主义政党使用，用以指“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指导下进行的领导国家、社会和提高自身生机与活力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建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抽象出“党的建设”概念。列宁在领导创建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过程中才提出“党的建设”概念，并构建起这一概念的基础内涵。中国共产党从多个方面创造性地发展了“党的建设”概念并以其为核心构建出相关概念群，在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同时重塑了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认识，实现了术语的革命。2026年6月15日，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而回溯“党的建设”这一术语革命的历程，分析过程中的理论突破及其带来的实践变革，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共产党之治的理解，也为构建和发展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重要支撑。

一、“党的建设”概念的源流与生成

探究“党的建设”概念的源流，可以从词源释义与理论渊源两方面来考察。从词源历史演变看，“党”在古代是指同宗同类、志趣相投之人结成的集团，后在历代典籍中多与私利、宗派相联系，带有较强贬义色彩。“建设”一词在古代则主要与礼制营造、城防工程相关，指建立与经营某种具体事物或物质结构。近代以来，“党”“建设”的语义内涵发生变化。“政党”一词由日本传入中国后，专指具有特定纲领和利益的政治组织，被赋予相对中性的意义。“建设”一词则扩展为对国家、社会、政治等抽象事物进行有目标、有规划的改造之义，逐渐形成“国家建设”“社会建设”“经济建设”等用法。“政党”和“建设”在当时较少搭配使用，也就是说国人对“党的建设”概念的使用要明显晚于“政党”概念，且最早引入的“政党”概念的内涵也与马克思主义政党创建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阶级视角阐释的政党概念有所区别。

中国共产党所使用的“党的建设”概念，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基础上、总结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经验而形成的。1871年，马克思在为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大会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强调，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抽象出“党的建设”这个概念，但阐释了党的指导思想、革命纲领、组织方式、党内纪律等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关键性问题。20世纪初，列宁在领导创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中正式使用“党的建设”概念。1907年9月，他在为种子出版社出版的《十二年来》文集写的序言中最早使用并两次提及“党的建设”概念。一是论述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实现党的团结稳定的重要性。二是阐明社会民主工党的各国外小组在“从哪一方面来促进全党的建设”问题上存在分歧，提出“把这些小组联合起来、建立小组之间的牢固联系和保持继承性的任务”。“党的建设”概念的提出，有利于将分散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认识整合起来，推动联共（布）和其他马克思主义政党都更加系统地思考和把握自身发展、巩固的规律。此后，列宁多次使用“党的建设”概念，用来说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重建与发展问题。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俄共（布）进一步拓展了“党的建设”概念的内涵。1920年9月，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草拟了两份有关党的建设的重要文件，阐明俄共（布）在执政初期正面临着官僚主义、等级化、特权问题的严峻考验。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强调，经济恢复新时期党的建设中心任务是改善党员队伍质量、实现党的绝对统一，并要求实行新的组织形式以保证全体党员积极参加党的建设。1922年3月，列宁最后一次出席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关于党的建设的组织问题的实际建议》将增强党内团结、加强思想教育和巩固党的纪律作为各级组织的中心任务，进一步突出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纪律建设的重要性。

可以看出，列宁在使用“党的建设”概念时，重点指代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的内部建设，包含了党员队伍、党的各级组织、党的团结、党的纪律、党内思想教育等内容，也强调了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必要性。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虽然没有提出执政党建设的概念，但已明确使用“执政党”的表述，认识到执政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党要解决的问题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过由于探索时间较短，列宁尚未将党的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予以思考，对执政党建设的理论阐述也不够完整。此后苏联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曾反复强调党的建设的重要性，但始终没有阐明党的建设的方针、主线、布局等基础性问题。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党的建设”概念的初步阐释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核心理念尤其是列宁关于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主要观点，在使用“党的建设”概念的同时发展丰富了对它的认识。

在党的创建阶段，中国共产党没有直接使用“党的建设”概念，但已经开始讨论相关问题。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不仅明确了党的纲领，还对党的组织和成员作出了规范，蕴含了对党的自身进行从严管理的理念。党的二大把在党的内部进行“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作为建设“大的群众党”的重要原则之一。党的三大提出“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的要求。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一直在探索党的建设重要问题，这些思考为后面使用和发展这一概念奠定了基础。

到了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明确使用“党的建设”概念。例如，1924年2月，中共旅莫支部设置了“党的建设与训练”研究组。1925年10月，陈乔年在北京党校讲授“党的建设”课程。1927年3月，赵世炎在中共上海区委全体会议上指出：党的建设问题是“一切问题的中心”，并从群众运动、发展组织、健全组织三个方面论述了党的建设问题。在党的五大明确已经完成“大的群众党”建设目标后，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内部建设。1927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改章程决案》首次在党章中明确使用“党的建设”概念并将其单列一章，详细规范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各级组织职责及机构设置等内容。可以看出，在最初使用“党的建设”概念时，中国共产党将各级组织的建设作为重点，同时与领导群众运动统筹考虑。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重新巩固党的组织、独立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过程中，使用“党的建设”概念的频率明显提升。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工作计划》将党的建设作为中央重要任务部署，将内部组织的改造和党员干部思想改造等作为党的建设内容。1928年1月，《中央通告第三十二号》进一步将党群关系与党的集体指导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为古田会议起草的决议中初步阐明了思想建党的原则，推动了“党的建设”概念的内涵丰富。随着党员队伍的不断扩大特别是新党员的大量发展，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引导全党准确把握党的建设内涵对于实践探索的重要意义，不仅创办了《党的建设》中央机关报以加强对党的建设工作的宣传指导，还通过了中共党史上第一个《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以深化全党对这一概念的认识。从决议案部署的党的建设12项工作可以看出，当时党已经从两个方面理解“党的建设”：一是党的内部关系，重视党的各级委员会建设，党员干部的教育培养、党内生活的政治化及党的纪律建设等。二是党与其他组织的关系，将保证党对政权、红军及群众组织的绝对领导等作为党的建设的内容并且强调党的建设要“增加党的领导作用”。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围绕健全党的组织，巩固党的领导这一中心任务积极探索党的建设，更明确要求对新党员开展党的建设教育，把“党的建设”作为中高级党校培养干部的主要课程之一，“党的建设”进一步成为全党共享的概念。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创造性地把“党的建设”称为一项“伟大的工程”，阐明其目的是帮助“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并将党的建设作为党取得革命胜利的“三个法宝”之一。这些论述不仅通过“伟大的工程”阐明了党的内部各项建设的整体性关系，又突出了党的建设与党领导的事业之间的紧密关系，丰富了对党的建设概念的理解。此外，《共产党人》创刊号还发表了时任马列学院哲学教研室副主任杨超的《研究党的建设的认识和方法》。文中指出，党建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与革命行动有机统一的学说，涵盖党的领导、组织、行动、策略路线及工作方式方法等原则与规律，进一步拓展了对“党的建设”概念的理解维度。1945年，刘少奇在党的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正式阐明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建设着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建党”的重要原则，强调“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首先就是思想建设问题”，把思想改造作为党的建设的重大问题。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同时，自觉使用列宁提出的“党的建设”概念，并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和党的自身建设实践将党的建设作为“伟大的工程”予以思考，取得了思想建党等理论突破，在实现原创性理论的发展同时为党的建设实践指明了方向。党员、干部在接受党的建设教育、共享党的建设概念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了发展巩固党及发挥党的领导作用的基本规律，这对于将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有重要意义。

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执政党建设”概念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随着在全国范围内执掌政权，中国共产党使用“党的建设”概念的语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所要阐释的问题也有所不同。在深化对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规律认识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概念。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已意识到成为执政党后将面临新的考验。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作出党的工作重点由乡村转向城市的决定后，毛泽东对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要求。任弼时也提出“党的建设方针也应当有所转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将“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视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首要条件。社会主义改造启动后，“加强党的建设工作”进一步被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完成党在过渡时期总任务的重要政治保证。

1956年9月，党的八大深刻分析了党执政后的风险考验，正式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问题。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工人阶级在同几亿农民建立了坚固同盟的条件下取得了全国范围的统治权力，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政党”，强调“在党领导了国家政权以后，党内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道德堕落的现象有了某种程度的发展，这种严重现象必须坚决制止”。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也指出：“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大会通过的党章在总纲部分阐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因此特别应当注意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并且用极大的努力在每一个党组织中，在每一个国家机关和经济组织中，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生活的官僚主义现象进行斗争”。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后不久就将应对执政考验作为党的建设的核心课题。

之后，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过程中，深化了对执政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认识，并完整提出了“执政党建设”概念。1962年10至12月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的领导”问题，阐明了党要管党的理念。1962年11月，刘少奇同参加组织工作会议的同志谈话时正式使用“执政党建设”概念，指出“执政党建设有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基层组织问题，一个是干部问题”，其中“影响更大的是干部问题”。当月，邓小平在主持召开书记处会议时也强调“执政党如何进行党的建设，这个问题大。党的建设，就是要严，真正的问题是干部问题。”随后，邓小平在接见参加组织工作会议和全国监察工作会议的同志时进一步指出，“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基于以上认识，1963年1月，中共中央批准的《组织工作会议纪要》阐明了“执政的党，必须永远注意加强党的建设”的要求。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丰富了对党的建设的认识，更广泛和高频地使用“党的建设”概念，并提出了“执政党建设”这一重要概念，突出强调执政条件下各级党组织尤其要重视党的建设，坚持“党要管党”原则。这不仅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鲜明主体意识和实践导向，而且使全党更加自觉地认识到党在国家中地位的变化对党自身建设的深刻影响。

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党的建设”概念的体系化建构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系统思考“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等重大问题，对党的建设规律形成了更为完备成熟的认识，开启了“党的建设”概念的体系化建构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共产党探讨党的建设概念时有一个重要理念，即把党的建设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机结合。党的十二大提出“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的新目标。自从党的六大党章把“党的建设”一章改为“党的组织系统”名称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共产党没有在党章中使用“党的建设”这一概念。党的十二大党章恢复使用“党的建设”概念，强调加强党的建设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同时秉持党要管党的理念，规定“党的中央、地方和基层组织，都必须重视党的建设”。党的十三大深刻反思以政治运动形式开展党的建设的教训，强调走“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并且强调新时期党的建设面临“执政的考验”与“改革开放的考验”，提出“从严治党”的原则要求。此后，“党的建设”概念在整个话语体系中的统领性作用进一步突显，中国共产党围绕党的建设的阐释也更加深入。

党的十四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深刻分析了党的建设面临的新形势，强调“坚持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出“努力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的命题。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新时期党的建设，把建设一个“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定义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五大强调“把从严治党的方针贯彻到党的建设的各项工作中去”，进一步丰富了理解党的建设概念的主干性内容。

新世纪前后，中国共产党已经连续执政半个世纪，深刻认识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重要性。基于此，党的十六大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命题以及“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两大历史课题，阐明“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党的建设的方针，提出把制度建设贯穿党的各方面建设的要求。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强调“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并阐明了党的执政能力的内涵。这一表述在原有强调执政党建设重要性基础上，把执政能力建设对于执政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贯通性、基础性作用明确下来。2005年1月，胡锦涛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首次提出了“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概念，将其作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长期任务和永恒课题”。党的十七大正式把党的先进性建设作为党的各方面建设的主线，并将反腐倡廉建设纳入党的建设布局。2009年9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的重大命题，阐明了“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内涵。党的十八大把“党的纯洁性建设”增写为党的建设主线，形成了党的建设主线的完整表述。至此，党的建设概念发展成为包括目标、主线、方针、布局等要素和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等评价维度的体系化概念，实际上以党的建设为核心形成了相关概念群。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是“党的建设”概念体系化构建阶段，党不仅稳定高频地使用这一概念，且创造性地提出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实现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等理论突破。全体党员干部在习得和使用概念的过程中深化了对党的建设本质规律的认识，推动党的建设实践呈现出系统性探索的鲜明特征。

五、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党的建设”概念群的全面创新与丰富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立足新的历史方位，统筹考虑伟大工程与伟大斗争、伟大事业和伟大梦想，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作出一系列原创性理论贡献，开创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建设”概念的体系化建构进入新阶段，其概念群得到全面创新与丰富发展。

其一，中国共产党阐明了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主题，创新性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概念，阐明了全面从严治党理论。2014年12月，习近平在江苏考察时首次使用全面从严治党这一新概念，就将其纳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战略布局之中，形成了“四个全面”的新表述。和“从严治党”相比，这不只是简单的话语变化，而是将党的建设的重要性提到新的高度。全面从严治党开辟的是党的自我革命的新境界，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新时代体现。2016年1月，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对全面从严治党的内涵进行了全面阐释，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彻底纠治管党治党宽松软问题的过程中完成的理念变革。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提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新概念，引导全党在系统观念下深入理解全面从严治党。2023年1月，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将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描述为“一个内涵丰富、功能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动态系统”，并赋予其“内容上全涵盖、对象上全覆盖、责任上全链条、制度上全贯通”的鲜明特征，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党的建设认识的再一次升华。

其二，中国共产党提出并阐释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实现党的建设概念群的全面发展和再体系化。党的十九大在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经验基础上详细论述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从六个方面发展了党的建设概念群。一是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作为首要原则，阐明了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之间的关系；二是及时吸收理论创新成果，将党的建设方针发展为“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三是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发展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完善了对党的建设主线的认识；四是将党的政治建设和纪律建设纳入党的建设布局，并明确党的政治建设的统领性地位；五是阐明在党的建设中“坚定理想信念宗旨”的根基性作用，并明确将“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作为着力点；六是创新性提出党的建设质量概念，并在充分吸收以往理念基础上形成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目标的概括。这六个方面的发展深化了对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推动全党关于党的建设理论范畴的理解进入更加成熟的阶段。

其三，中国共产党对党的各领域建设作出进一步阐释，深化了全党的认识。比如，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思想建设定位为党的基础性建设，并“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又如，2018年，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党的组织体系的概念，并将其作为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重点内容。再如，2019年1月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阐明“坚定政治信仰，强化政治领导，提高政治能力，净化政治生态，实现全党团结统一、行动一致”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目的所在。此外，多次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引导全党不断深化对党的各项纪律的认识；在原有制度建设概念基础上发展形成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概念，为增强全党依规治党意识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党的建设”概念的创新发展，不只是话语表述上的迭代更新，更是对百余年来党的建设实践经验与内在规律的高度凝练和系统概括，不仅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党的政治建设、党的纪律建设、党的建设质量等新概念、新命题，而且实现了党的建设理论的集中性突破。理论的系统性发展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各项实践提供指导，对于新鲜实践的不断总结还将进一步催生新的概念及概念的新阐释。

六、中国共产党建构“党的建设”概念群的术语革命意义

恩格斯在为《资本论》所作的序言中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这种术语革命既包括创立新的概念，也包括赋予原有概念新的内涵。回顾百余年历程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对“党的建设”概念的发展，不是零散的、浅层次的，而是思维方式深刻变革下的系统性建构和全面性创新，具有术语革命的意义。

第一，中国共产党对“党的建设”概念的发展，集中体现在不同时期关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执政党建设”“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阐释之中，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这些阐释将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创造性提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纯洁性建设的同时，赋予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以新的内涵。比如结合中国农民占大多数的实际把思想理论的先进作为判断党的先进性的首要因素，改变以党员的阶级出身保证党的先进性的认识；又如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修身”的理念，提出“党性修养”新概念，并把提高全体党员的党性修养作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根本举措。这些阐释还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深刻的执政忧患意识，在继承列宁关于执政条件下提高管理国家能力基本观点的基础上，结合党的建设实践创造性地提出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新概念，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为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性建设，并且汲取传统文化中“选贤任能”理念，将提高党员干部执政本领作为执政能力建设重要内容。这些阐释始终将密切党群关系作为党的建设的根本性问题，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无特殊利益的基本观点，又结合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理论，并在实践中提出了“党的群众路线”新概念，充分反映了党的初心使命和价值取向。总之，中国共产党对“党的建设”概念的一系列发展，是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基本原理与中国共产党建设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的，深化和丰富了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认识。

第二，中国共产党对“党的建设”概念的发展，抓住了关系马克思主义政党尤其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和巩固的基本问题，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本质与规律的高度凝练。从“党的建设”概念的发展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考虑党的建设、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首先抓住了党要领导推动国家事业发展这个基本问题，把党的建设作为取得革命胜利、保障人民民主专政、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提出密切联系群众、加强党的建设、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坚持和巩固党的全面领导、党的自我革命等重大论断，指引党的自身建设始终随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而与时俱进。从概念发展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抓住了党的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这个基本问题，不仅很早就明确了需要从政治、思想、组织、纪律等各方面巩固党，而且逐步阐明党的建设方针、主线、布局、目标等关键要素，并创造性地提出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各项建设、以党的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开展组织建设、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等原创性论断，使全党更加自觉地以系统观念指引党的建设实践。从概念的发展还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抓住了自身是由党员个体和基本组织构成的规模较大的政治组织这个基本问题，不仅明确了各级党组织的职责与民主集中制原则，而且阐明党员是构成党的肌体的细胞、干部是影响执政党建设的最大因素、党支部是党的基础组织等重要论断，帮助各级党组织把调动全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作为党的建设的着力点。

第三，中国共产党对“党的建设”概念的发展，内含着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批判，实现了对西方政党理论的超越。资产阶级政党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其产生、发展与现代议会制度密切相关。这些政党建立后的各项活动多与议会选举有关，也更加关注多党竞争格局中政党与国家、社会之间的权力配置关系，着重考虑如何处理好政党与政权、政党与民众以及政党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以这类政党为主要研究对象形成的西方政党理论，通常将政党定义为实现国家利益的团体、政治权力的组织机构、选举的工具、人们挑选公职人员的工具等。中国共产党对“党的建设”概念及以之为核心构建起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的阐释，超越了西方政党理论主要从外部竞争、权力关系、议会选举分析政党的框架，引导人们关注政党的内部管理与运行。尽管也有西方学者将政党作为一类政治组织开展研究，分析其意识形态、内部结构、党的领袖、成员及其运作，但很多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解释力比较有限，对于西方政党的实际发展也影响较小。而且，一些学者虽然运用“政权—政党—民众”的框架分析政党，但其只是将民众态度作为政党获得选举胜利的影响因素。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的立场，与西方政党的价值理念存在本质不同，因此其从建党伊始就提出建设群众党的目标，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破坏党群关系的错误倾向和不良作风，创造性地提出党的群众路线并将其与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并列。这也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体系能够超越西方政党理论的关键原因。

第四，中国共产党对“党的建设”概念的发展，引导全党站在新的高度更加系统地把握和运用党的建设规律，以更加科学的方法论推动党的建设实践。“党的建设”是兼顾理论与实践的综合性概念。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推进自身建设的实践中持续深化对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才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党的建设”概念，形成较为成熟的概念群。每提出一个创新性概念后，中国共产党都会通过各种方式在党内开展相关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理解和使用这些概念及其所蕴含的创新性理论。“党的建设”及其相关概念在党内广泛使用的过程，也就成为党的建设理念不断共享、革新的过程。经过一百多年的持续努力，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在党内明确树立了党的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的理念，让全党比较系统地把握了党的建设的基本要素，掌握了党的建设理论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提高了理论修养；另一方面在党内树立了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的理念，让全党在不断习得“党的建设”新概念、新知识的过程中主动发现和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总结提炼党的建设新的有效经验和做法，不断实现党的建设理论发展与实践发展的双向促进。这也让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党的建设”这一概念还将持续发展，以术语革命的意义深化全党对于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6 ,12 (08) : 2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