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西方国际关系范式下，信任是基于基督教一神论的自我-他者的区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即便在西方世界内部，信任也需要契约的神圣化保证，欧盟就是由条约塑造而成，北约也是集体安全条约的产物。对非西方，契约是西方规范的普世化。这种西方-非西方的内外有别在“民主和平论”“文明冲突论”中表露无遗。在全球开放国际体系下，探索破解信任赤字之道，就要在“不得不的信任—可以选择的信任—制度约束性的信任—命运与共的信任”四类信任中寻求正向积极因素，互尊互信、坚持正确义利观、加强文明交流互鉴、破除“二元对立”，以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分”的逻辑，最终构建命运与共的信任。

【关键词】信任 信任赤字 人类命运共同体

Abstract: Trust is within 'us' guaranteed by holy contract not 'others' in the western IR paradigm. The European Union is been building on the treaties, so does NATO. Towards non-Western countries, contract is the universalization of the western norms. Such 'west-non west' dichotomy is embedded in 'theory of democracy peace' and 'clash of civilizations'. In globalization system, the tao of bridging trust deficit is to seek the positive force in four kinds of trust: have to trust, should trust, systematic trust, shared future trust, respect and trust each other, adhere to the correct concept of righteousness and interests, strengthen the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of civilizations, break the dualistic opposition, and surpass the logic of 'division' with the common values of mankind, finally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words: trust, trust deficit,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引言

信任是国际关系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在西方语境下，国际关系被分为三种状态：一是霍布斯状态，国家间相互不信任；二是洛克状态，同一种制度下有一定的信任；三是康德状态，具有同一种观念才能有信任。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三种状态并存，信任赤字普遍而严重——不仅西方-非西方信任赤字严重，西方内部也面临新的信任赤字，以至于纷纷炒作“全球南方”概念。究其原因，基于基督教一神论的国际关系，信任是与信仰（faith）联系在一起的，其中包含以下几层意思：

belief：普通用词，指单纯从主观上的相信，不注重这种相信是否有根据。

conviction：多指根据长期交往或实践，对某人某事有了认识和了解后产生的信心和相信，侧重其坚定性。

faith：语气较强，强调完全相信；有时也可以仅凭感觉产生的相信。

trust：强调相信、信任的完全可靠。

confidence：指对某人某事有充分信心，断定不会使人失望，因而给予信任。

credit：语气最弱，强调以声誉为信任的基础。

在中文中，“信”和“任”是两个词。孔子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这是做人原则。委以重任强调“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国家间的信任则与国家属性和国际体系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时与15个社会主义国家建交，毛泽东同志形象地称为“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做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材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从各个角落以至门窗缝里，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遍，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好，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真正的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我们做点清理的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1]随着苏联变成修正社会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中苏之间因国家属性相同而产生的信任消失，中苏关系恶化，中美关系正常化，形成中美苏大三角，此后苏联衰落并走向解体，改变了国际体系。

展望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何取信于国际社会？如何消除国际社会的信任赤字？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探讨国际社会的不信任之源，厘清全球信任赤字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探索构建全球信任之道。

国际政治缺乏信任的根源

原因一：人性本恶的假定。基督教的原罪论，体现在人性层面就是人性本恶、权力本恶，于是以权力制衡权力成为一道黄金法则。人性的自私推演出国家利益的排他性，最终导致无政府状态、自助国际体系。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推动人性从神性中解放出来，三十年战争又将国家性释放，现代国际关系理念由此诞生。这就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思维起点：人性本恶，故权力本恶；国内是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国际是民族国家林立、势力均衡。人性的张扬导致国家性张扬，西方基督教内部是血腥拼杀，对外则是野蛮扩张、掠夺、殖民。这就催生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基本逻辑：以权力追求安全，以实力争取利益。西方思维从原子单体的逻辑、二元主义到多极化，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就决定了西方热衷于小多边或一超主导的多边。联合国设计的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从维也纳体系的大国平衡开始，很少有超过5个以上的国家能够和谐相处。欧盟的口号是“多元一体”（unity in diversity），和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harmony in diversity）形同实异。

原因二：近代国际关系的基因。一神论的宿命论和西方中心论的底色，塑造了西方国际关系以自我为中心、自以为是的文明形态。所谓“普世价值”就是基督教一神论的现代价值呈现，经过启蒙运动而被西方世界包装成了现代文明。宿命论催生出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将文明的冲突性说成文明的冲突，秉持线性进化论，自以为是地动辄宣称“历史终结”。英国国王查尔斯在2023年圣诞节讲话里引用耶稣的旷世名言“Do to others as you would have them do to you”（被西方奉为“the Golden Rule”，即金科玉律或黄金定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句话出自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六章第31节）。这与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以对方的感受出发而非以自我为中心，境界迥异。正是因为以自我为中心，对“他者”显然无信任可言。西方讲的国际政治并非真正的世界政治。正如印度外交家K. M. 潘尼卡所言，“用亚洲人的观点来看，1914年～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国际社会内的一场内战”。故而，欧洲共同体并未进化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西方国际政治存在典型的同质性、排他性理论特质。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写道：“他们（即西方社会）常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得分清楚。在团体里的人是一伙，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团体中有组别或等级的分别，那也是事先规定的。”[2]

原因三：全球治理体系结构性不平等。当前，在全球治理中存在普遍的先发优势、规则锁定、路径依赖现象，导致全球南方国家普遍对联合国治理结构不满。从英国脱欧、土耳其和塞尔维亚对加入欧盟的失望以及乌克兰危机中，可以窥见西方设计的全球治理结构具有明显的排他性。西方的多边主义是美西方领导的秩序，其以联盟体系为基准，搞价值观排他性的安排，近年更是高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试图在新的国际格局中以规则弥补实力上的不足。欧盟共同安全与外交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去年参加联大时抱怨“世界愈发多极化，但多边性却在减弱”——潜台词是中国挤压了欧洲国际战略空间，削弱了欧盟的影响力，且多极化未体现欧盟规范。中国坚持认为，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国始终高举多边主义旗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坚决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凌行径，坚决反对搞集团政治、小圈子等形形色色的“伪多边主义”，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一言以蔽之，在西方看来，国际关系还是西方内部的关系。面对非西方的崛起，西方世界炮制出“中国威胁论”“大国政治的悲剧”“修昔底德陷阱”等奇谈怪论。可见，西方世界所谓国际关系无法容纳非西方的崛起。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以来，国际关系从西方内部的关系变成真正的国际关系，大国崛起从西方内部的循环变成西方-非西方的权力转移。从殖民体系到后来的所谓全球化体系，莫不如此。现在为什么要搞逆全球化？因为西方无法主导全球化的进程，无法容纳非西方尤其像中国那样的非西方、非美国盟友、非一神论甚至非宗教信仰的国家快速发展。所以各种陷阱、悖论粉墨登场，这并非简单的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打压，而是国际体系的西方性无法承载中国的正常发展。

西方的历史周期率造成的等级格局、对抗式不平等，就是过去旧的文明形态的多极化。相反，我们要强调一种平等的、内敛式的、和平的国际关系，平等有序的多极化，符合由内而外的法则：只有国内治理有方，才不会将麻烦转嫁国外，产生负外部性。西方的国际关系是国内社会关系中竞争性的逻辑延伸，例如，欧盟最主要的法律就是竞争法，就是从原生的稀缺文明到近代扩张式的基督教文明，和全球化时代资本的扩张结合在一起，这必然导致冲突而无序的多极化。

全球信任的测评要素及层次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逐步走向耗散开放，工商文明正走向数字-生态文明，二元对立的理念造成的信任缺失应让位于承载新文明的理念。指望在同一种制度下，或者用同一种观念来塑造洛克式的或者康德式的文化，越来越不可行。全球南方的崛起全面系统彻底地挑战了“西方中心论”。所以，全球南方与西方的信任、西方内部的信任，都遭到了巨大的冲击，其原因在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的力量格局、体系格局、观念格局均在变动。

一般认为，国际信任测评包含三个要素。一是成本和利益计算。在结成同盟的时候，为了让对方不背叛，一国就需要保证对方也因结盟而得到足够利益，并尽量提高背叛的成本。所以松散同盟中的国家互信程度会低于紧密同盟，例如，欧洲煤钢共同体阶段的欧洲国家间合作和互信程度，明显低于当今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和互信水平。二是意图的认知。当一个国家难以揣摩他国的意图，对他国存在误解或偏见时，信任程度就会下降。制度的设立可以产生或加强信任，例如，签订军控协议能够缓解国家间的紧张关系，原因是协议让两国对对方未来的武器数量及种类变化有了一个基本的判断，从而能够提升双方的互信程度。三是文化差异。文化背景和政治制度相似度越高的国家之间越容易产生信任，也越容易进行合作或结成同盟。以土耳其为例，土耳其迄今未能如愿加入欧盟，部分原因在于其文化背景与西欧各国差距过大。自奥斯曼帝国时期直到现在，土耳其长期被欧洲视为不同于自己的“他者”，被排除在欧洲文化圈之外。虽然土耳其也曾尝试过欧洲化改革，但其国内根深蒂固的伊斯兰文化传统阻碍着欧盟对它的信任和接纳。[3]

全球信任又分为以下四个层次。第一，“不得不”的信任（have to trust），即依附性的信任。这种信任常见于代理人对代理国，如美国盟友对美国。第二，可以选择的信任（should trust），这种信任要靠共同利益纽带维系。第三，制度约束性的信任（systematic trust），这种信任的抛弃信任成本比较高，一旦出现恃强凌弱的威慑行为，就很容易转变为“不得不”的信任。第四，命运与共的信任（shared future trust）。

建立全球信任的理论逻辑

2024年5月3日，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大使在安理会建立信任促进持久和平公开辩论会上进行发言时说：“最容易破坏国与国政治互信的，是在国际关系中出尔反尔、言而无信，白纸黑字的协议文件视同儿戏，随意背弃、掏空所作出的政治承诺。最容易损害安全互信的，是搞排他性的军事集团，挑动地区紧张局势，以牺牲别国安全为代价谋求自身绝对安全。最容易打击经济互信的，是搞脱钩断链、建‘小院高墙’，扭曲市场规则谋求技术垄断，打压别国发展进步。最容易导致人们对国际体系失去信任的，是漠视联合国宪章权威，对国际法搞双重标准和选择性适用。”[4]如何构建持久、平等、包容的信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是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重大危机面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团结合作才是人间正道。”在这个充满不确定因素的世界进行合作，最根本的条件是“重建信任”。2019年3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将信任视为“国际关系中最好的黏合剂”，提出“坚持互商互谅，破解信任赤字”。只有在信任的基础上才能构建起命运与共的全球伙伴关系。[5]那么，国际关系中如何破解信任赤字从而建立信任呢？

第一，破解信任赤字，要以互尊互信为基础，充分利用对话协商，坚持求同存异、聚同化异，通过坦诚深入的对话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减少相互猜疑。当前，国际竞争摩擦呈上升之势，地缘博弈色彩明显加重，国际社会信任和合作受到侵蚀。面对国际贸易摩擦、国家政治互信不够带来的合作阻碍，国家之间要构建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不搞唯我独尊，不搞自我封闭，不搞强买强卖，不搞一家独大或者赢者通吃。要坚持对话协商，凝聚共识，管控分歧，才能同舟共济，构建起利益、命运共同体。“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待人以诚，人亦以诚待我。人际关系如此，国际关系也不应例外。推进国际合作，政治互信是关键，唯有筑牢政治互信的堤坝，以诚相待，相互理解，良性互动，才能携手书写合作共赢美好篇章。

第二，破解信任赤字，要坚持正确义利观，以义为先、义利兼顾，构建命运与共的全球伙伴关系。“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在国际合作中，我们要注重“利”，更要注重“义”。只有以义为先、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坚持正确义利观，就是要倡导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相反，远离正确义利观，恃强凌弱，不按《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办事，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所取之利非正道之利，无法赢得道义支持，也无法赢得世界人民的尊重。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破解信任赤字，增进互尊互信，必须坚持正确义利观，并以此为价值导向推进合作共赢。此外，还要正确看待竞争，合作是主流，共赢是主旋律，即使有竞争，也应是良性竞争，是彼此信任、并肩前行的竞争。

第三，破解信任赤字，要加强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加深相互理解和彼此认同，让各国人民相知相亲、互信互敬。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历史、国情，孕育了不同的文化、文明。“和羹之美，在于合异。”只有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对话，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才能增强互尊互信，加深相互理解和彼此认同，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常态，成为彼此沟通、相知、理解的媒介。民心相知相通，文明交融绽放，也是增进政治互信的“助推器”。只有懂得彼此的文明，理解彼此的文化，文明交流互鉴进入各国民众生活，才能让各国人民相知相亲、互信互敬，这正是破解信任赤字的根本，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实基础。

第四，破解信任赤字，要破除“二元对立”的“分”的理念，确立和合共生的思维，以天人合一超越神-人契约。天与神、合与分，是导致中西方观念分歧的关键。中文的“人”和西方的“human”不一样。中文的人是和天相对的，西方的人是和神相对的。西方所谓自由首先是人从神那里解放出来——人文主义是政治现代化的起源，即所谓宗教革命；通过王权和神权的分工——“把恺撒的给恺撒，把耶稣的给耶稣”，取消“君权神授”；之后王权跟贵族（政府）又建立了一个契约，这就是《大宪章》，限制因为欧洲王室内部近亲联姻导致的昏庸国王胡作非为，然后政府和人之间又有社会契约，即：西方的自由就是人（信徒）、王权、政府、主权和人权的逐步分化。中华文明认为人与天之间不存在契约关系，更没必要经历天-神-王-贵族（政府）-人的分化，天底下有诸神（诸神相爱而非诸神混战），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反对装神弄鬼、无法无天，进而实现天人合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超越了人-神观基础上的近代政治文明。天与神孰重孰轻？西方的逻辑是神创造天，中国的逻辑是天下有神，神是天道在地上的折射，这是中西方信仰本质区别。正如《礼记·孔子闲居》所言“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斯三者以劳天下，此之谓三无私”，所以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的现代化。斯里兰卡出土的郑和布施碑上写道：“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照临，霜露所濡之处，人民老幼，皆欲遂其生业”。郑和将明成祖敕书“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共享太平之福”传至亚非，从未殖民一寸土地，成为今天共建“一带一路”、实现共同现代化的宝贵精神财富。

破解全球信任赤字的实践逻辑——

以中欧互信为例

中欧互信的最大障碍在于欧盟对华错误定位，而这种错误定位则源于错误认知，体现的是中欧思维差异。中欧价值、规则、多边主义叙事之争的实质，正是造成中欧不信任的源泉。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兼欧洲委员会副主席何塞普·博雷利2023年秋在北京大学演讲时称，中欧分歧的根源在于价值观的不同。“中国常说，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价值观。我完全赞同这一观点。但是，‘普世价值’难道不超越单个国家的价值观吗？‘普世价值’大于我们任何一方，也更为宝贵。”他解释为什么称中国是“制度性对手”时说：“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中国试图推行经济和社会权利优先于政治权利和个人自由的理念。我们的观点截然不同，认为所有权利都是平等和不可分割的。而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是相容的。”[6]他声称，多边主义和人权内涵“是不可分割的”，批评中国“挑肥拣瘦”支持多边主义，将经济社会权利置于政治价值之上。

博雷利的言论再次表明，欧盟的多边主义是为捍卫其所谓“普世价值”，目标是提升欧盟的领导力。此前，针对多边主义危机，博雷利强调，欧洲须采取三方面行动。一是继续确认所谓普世原则和规则。一些国家打着多样性的幌子推行修正主义。欧洲须在人权领域加大政治投入，包括应对新技术对人权构成的挑战。二是团结志同道合的国家。首先要团结那些在地缘战略层面担心中美博弈的国家，在尚无明确多边共识的领域提出共同方案，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网络、信息安全和互联网数据领域。以数据为例，当今世界存在三种数据观：美国观（尽可能弱化国际规则，交由市场监管）、中国观（由政府主导监管）和欧洲观（以所谓保护公民福祉为目的）。这场标准之战刚刚打响，如果欧洲失去技术领先地位，将无法继续主导规则制定。三是基于议题组建诸边而非多边联盟，例如在世贸组织框架下所做的。

事实上，欧盟的多边主义逻辑也是内政的延续。尽管欧盟一直宣称秉持“多元一体”的原则，但其所谓“多元”是有限的、同质性的多元，其宣称的多边主义也是服务于推广欧盟价值规范的、只承认西方共同价值的伪多边主义。意大利国际事务研究所主任娜塔莉·托奇称，欧盟的重要外交文件历来强调多边主义和基于规则的秩序存续，但实际上欧洲几乎未对全球治理的消亡悲剧采取任何行动。随着当前逆全球化趋势凸显，无论是绿色转型还是经济全球化都受到中美两国博弈格局的影响，欧洲引以为豪的全球气候外交、多边合作、自由贸易等正陷入停滞。欧盟没有发挥主动性，反而只是被动地因时就势调整自身立场和理念。欧洲领导人不断强调经济安全胜过自由贸易的重要性，并悄悄地撤回对自由贸易的支持，不过是谎称“去风险”而非“脱钩”、“开放战略自主”而非自给自足、“保护”而非“保护主义”的一套掩盖说辞。欧洲领导人甚至也毫不掩饰对联合国机制的漠视，许多成员国领导人选择不出席近期的联大会议。对欧安组织、二十国集团等跨越地缘政治分歧的多边组织和机制，欧洲也呈现出更多的疑虑，而将时间精力更多放在自己所谓“志同道合”的小圈子里，如七国集团等。

同时，新一轮巴以冲突更赤裸裸戳穿了西方虚伪，“基于规则”事实上就是没有规则。连西方媒体也承认，在评判俄罗斯和哈马斯的相关行动时，除了指责政权性质以外，西方民众同样也会质疑“基于规则的秩序”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其实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双重标准，甚至带头破坏规则造成的。这也是非西方国家民众对这一概念嗤之以鼻的重要原因。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基于规则的秩序”是注定要在舆论场中遭到嘲笑的，因为它与现实政治的虚伪形成了鲜明对照。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国际社会可能无法就公开施加于平民的暴力达成任何判断共识甚至妥协。世界正在进入没有秩序的时代，无论是否“基于规则”，无论各国民众是否愿意。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欧盟27个成员国中有24个国家是北约成员国，即美国的盟友，这导致欧盟战略自主性大打折扣，尤其在安全和军事领域依赖美国，思维理念上常常想当然地将跨大西洋联盟和北约作为最大的政治、军事多边主义，无法抗拒美国所谓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将其联合美国包装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其结果是，尽管欧盟也声称支持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但其所谓多边主义合法性却往往只是自身规范或西方规范的延伸。

因此，欧盟多边外交无法根本上摆脱“以自我为中心的多边主义”窠臼，比如强调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多边合作，又单边推行碳边境税，更受制于欧盟非独立主权国家的尴尬。面对中国强劲的发展势头，欧盟也开始讨论回归“欧盟主权”“地缘政治欧盟委员会”等议题，强调不再“天真”，甚至将中国定位为兼具经济竞争者、谈判伙伴和“制度对手”的多重角色。同时，美国的分而治之、拉帮结派又干扰了欧盟的多边主义初心。以上这些都是中欧多边合作和中欧互信的重要障碍。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力不济导致天然抵制单边主义，双边主义又遇到战略自主的牵扯，欧盟不得不拿起多边主义武器。与欧盟所强调的多边主义不同，中国强调多边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摆脱意识形态偏见，最大程度增强合作机制、理念、政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中国的多边主义理念背后，是“一多不分”的文化观：“一”是目标，是灵魂，即人类命运共同体；“多”是形式，是手段，即天人合一。“一”与“多”不可分割、互相关系，这是一种关系特殊性与整体性的相融互通，是在人们一般价值、意愿和行为的不恰当性所造成的关系紧张状态之中，产生的共享与和谐的自然动态。美国汉学家安乐哲教授指出：“印欧传统讲服从，讲两个世界，人的世界服从神的世界，是天人为二；中国讲相系不分，讲一个世界，讲天人合一。”与西方“分”的哲学观不同，“一多不分”的文化观是表述中国传统生生不息宇宙论的哲学术语，指的是天地万物“一”与“多”的不可分割的相互关系。因此，中国倡导的多边主义既坚持多边主义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又立足世界格局变化，着眼应对全球性挑战需要，在广泛协商基础上凝聚共识，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是真正的多边主义。

“以利交者，利穷则散；以权交者，权失则弃；以情交者，情断则伤；唯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中国所倡导的源自中国天下无外的传统哲学的多边主义，旨在克服全球信任赤字，构建命运与共的全球伙伴关系，其价值依归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要相信：中华文明这种超越一神论的信仰，以人民为中心、实事求是的文化哲学能给世界带来超越“分”的逻辑从而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工程成果）

注释

[1]《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页。

[2]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4页。

[3]尹继武、林晨希：《“国际信任”多棱镜》，《环球》，2021年第10期。

[4]《中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深化互信》，新华网，2023年5月4日。

[5]《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黎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一道出席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人民日报》，2019年3月27日，第1版。

[6]《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兼欧洲委员会副主席何塞普·博雷利在北京大学进行演讲》，欧洲联盟驻华代表团网站，2023年10月13日。

作者王义桅，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当代政党研究平台研究员，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欧洲一体化与中欧关系、公共外交等。主要著作有《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超越均势：全球治理与大国合作》、《被神话的美国》、《超越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解读》等。

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