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

陶文昭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摘要

经过新时代十多年的形成发展，新思想的理论体系概括正当其时。这一理论体系包括时代背景、重大时代课题、主要内容、根本途径、世界观和方法论、历史地位等基本要素。建构这一理论体系，选取哪些基本要素，要素之间如何贯通，具体要素如何阐释，有哪些共识，还存在哪些难题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既要遵循政治上的权威论断，又要从学理上周密思考，从而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对这一理论体系的认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六中全会和二十大对新思想做出的重大论断，使这一思想的内容日益丰富、体系日益完善。全面科学地阐释这一理论体系，是当前理论研究和教育教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这一理论体系，要在政治权威论断的基础上，着力从学理上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深思。

一、理论体系的总体概括

一是从时间上看。时间是实践经验积累、理论观点沉淀和理论体系展开必要的、重要的因素。任何理论体系都不是突然形成的，也不是一蹴而就完善的，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在理论和实践探索中逐渐地发育和成熟。改革开放以来的理论创新成果，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的体系化，都是在相应的一定的时间段形成和概括的。进入新时代已经十多年，在党的二十大后根据最新的论断，基于研究的成果，进一步对新思想进行体系化概括正当其时。

二是从著述上看。著述是理论的载体。著述的数量，尤其是代表性著述，是理论体系形成和成熟的必要的基础性条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丰厚的著述承载博大精深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述多达数十卷、数千万字，《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鸿篇巨制熠熠生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等承载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胡锦涛文选》等承载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理论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以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等重要职务，做了大量的讲话，发表了大量的著述，无论是著述的数量，还是代表性文献，都足以承载新时代丰厚而创新的理论体系。

三是从总结上看。理论体系是不断概括总结形成的，从实践中总结深化，从著述中萃取提炼，将各方面各领域观点、理念进行系统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对新时代的理论创新进行了持续的概括总结。政治上最具有权威性的，当是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六中全会、二十大的概括，这些是概括新时代理论体系的最基本、最重要的依据。中央有关权威部门也在不断进行概括总结。总的来说，对这一思想理论体系的概括已经有了相关的基础、相关的探索。在党的二十大后，理论研究和宣传教学急切需要而且也能够对这一思想的理论体系进行更为全面系统的新概括。

四是从成就上看。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创新理论直接指导治国理政实践。新思想，立足于新时代的实践，指导新时代的实践，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新时代我们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从十三个方面进行了总结，党的二十大从十六个方面进行了概括。新时代的伟大变革，在由近而远的改革开放史、新中国史、党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实践成就是理论成熟、理论正确的最有力、最有效的证明。新时代实践所取得的全方位的、开创性的成就，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变革，毫无疑义彰显新时代思想系统性、原创性的理论伟力。

新思想的理论体系概括，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理论体系的时代背景，理论体系的内容，理论体系的历史地位;另一种只是理论体系的内容，不包括时代背景和历史地位。我们这里按照第一种方式、也是更为全面的方式进行构建，基本依据于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六中全会、二十大等权威文献，还有这一思想学习纲要等权威总结。

这一思想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一是时代背景。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2019 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曾具体化为四条，包括世情、国情、党情、社情等国内外各方面形势。二是重大时代课题。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论断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三是主要内容。党的二十大指出，“十九大、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概括了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四是“两个结合”。202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明确提出“两个结合”，党的二十大对“两个结合”进行了展开阐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将之称为“最大法宝”。五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党的二十大提出“六个必须坚持”，即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六是历史地位。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有关新思想的理论体系建构，有几个问题需要思考:

一是理论体系的大小选择。是选择大体系即包括时代背景和历史地位，还是选择小体系?从尽可能全面、尽可能周延的角度，我们这里选择大体系。需要注意的是，大体系中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地位，处于理论体系的开头和结尾处，有的并不是理论体系自身的内容，而是对这个体系的评价。有的时候从小体系着眼也是可以的，甚至在论述上看起来更为集中。当然，还有以其他方面构建的理论体系。

二是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在大体系中，时代背景在前，历史地位在后，是比较自然的、也是共识度比较高的。而重大时代课题、主要内容、“两个结合”、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们之间如何排序?在理论体系中，主要内容无疑是最为核心、也是最为关心的要素，其他要素围绕主要内容来展现各自的功能、来落定合适的位置。在新思想的理论体系中，主要内容是回答重大时代课题而来的，是从“两个结合”而来的，是以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的。如果依照这样的逻辑，建构的顺序是:重大时代课题、“两个结合”、主要内容、世界观和方法论。重大时代课题放在主要内容之前，在回答和解决问题中形成思想，这在逻辑上是成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放在主要内容之后，以前概括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也是将“三个活的灵魂”放在“六个主要方面”之后，这是有例可循的。问题是“两个结合”放在什么位置?从发生学来说，通过“两个结合”形成理论体系，应该放在主要内容之前;而“两个结合”在某种意义上又与世界观和方法论有些类似，似乎放在主要内容之后比较合适。这里还应考虑、这些要素明确提出的时间顺序。因此，综合起来，理论体系按照时代背景、重大时代课题、主要内容、“两个结合”、世界观和方法论、历史地位的结构顺序，是有权威依据的、比较稳妥的和可以接受的。

三是理论体系的要素呈现。理论体系中的各个要素，其功能、特点有所不同，也正是这些不同功能的有机结合，才使得理论体系的内涵丰富。理论体系的各方面要素如何呈现，究竟是详写还是略写，是需要加以考量的。比如，主要内容无论从何种角度，都是理论体系的最重要和最核心的部分，因此要尽可能详细展现。其他要素的论述，在很大意义上都不能脱离、而要紧密联系主要内容来阐述，但是在详略轻重上就要有所权衡。比如，重大时代课题，如果做详细论述，就不能不、而且也必须关联到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其最终答案就是主要内容。重大时代课题要防止与主要内容的重复，则在一定意义上要略写，或者以不同的角度阐述。又如，世界观和方法论，其具有“贯穿”整个理论体系的特性，如果进行充分的展开，周详地说明立场观点方法，也不能不涉及主要内容。还如，“两个结合”如果进行深入、丰富的阐述，就不能不关涉到这种结合的结果，也就是主要内容。所以从总体上看，理论体系中的主要内容要进行展开阐述，其他部分则要观照主要内容，或简略阐述，或从角度上避开。就目前而言，主要内容在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六中全会、二十大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开，应该也可以详述。党的二十大对“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都进行了一定的展开，有权威文本依据也可以进行相应展开。相比而言，重大时代课题在这些文献中都没有加以展开，从比较稳妥的共识角度也是不进行展开叙述为宜。

四是理论体系的凝练提升。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是多种要素按照一定的逻辑组织起来的。新思想的理论体系，即使不算首尾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地位，也包含着:“三个重大时代课题”，“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的主要内容，“两个结合”，“六个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如果所有这些加起来，有4个方面48条。尽管这样，也不能说已经对新思想做了最为完全、最为完整、最为彻底的概括。在静态方面，肯定还有没有涵括进去的内容，比如向战略策略方面延展，有关各个方面的战略部署也可以纳入理论体系之中;在动态方面，这一思想还在不断发展，必将会提出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因此，要辩证看待理论体系:一方面，任何理论体系都是有边界的，不能无所不包，总是有所取舍:另一方面，任何体系理论边界，既有确定性、又有不确定性。

二、理论体系的时代背景

有关新思想的时代背景，一些问题需要考量。

一是时代背景的要素建构。2017年党的十九大以“新时代”作为这一思想的时代背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主要从当下中国国情出发，尤其是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作为主要特征。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也包括了国际方面，比如党的十九大就阐述，新时代的“五个是”“三个意味着”就包括“世情”“社情”。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大局”，是比具体的“四情”更高更宏大的判断。同时也要看到，“两个大局”是“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工作”当然包括理论创新。“两个大局”“新时代”“四情”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在提出先后上，“新时代”最早是2017年，“四情”是2019年，“两个大局”是2020年。在视野高度上，应该是“两个大局”“新时代”高于“四情”。在权威度上“新时代”高于“两个大局”“四情”，因为“新时代”是党的代表大会上的判断，“两个大局”是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的，“四情”是有关权威部门概括的。总体上看，用“新时代”“两个大局”做总判断，在此之下用“四情”加以展开，这样的时代背景，兼顾各方、比较丰富，是比较妥当的办法。

二是“四情”的若干考量。首先，“四情”之间如何排列的考量，焦点是“世情”在前、还是“国情”在前的问题。从重要性角度，“国情”应该排在最前面，因为这一思想首先立足中国，比如，其是“中国化时代化”的成果，是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成果;“新时代首先是中国的新时代，“两个大局”首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而将“世情”排在前面也有相应的理由。因为“世情”比“国情”视野更为广阔，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到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无不胸怀天下、放眼世界。过去相关理论的阐述中，“战争与革命”“和平与发展”都曾作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时代背景，将“世情”放在第一条也有传统。从某种意义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比“新时代”更宏大、更长远，其不仅包括中国，而且包括世界;其是比“新时代”更大更长的历史阶段。其次是“党情”“社情”纳入时代背景的考量。理论创新的时代背景中，将“党情”纳入进去在过去是有先例的。比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而将“社情”明确纳入理论创新的时代背景，这还是首次。之所以如此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关系在苏东剧变之后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中流砥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

三是时代背景的时间选择。首先是时代背景的时间，是选取一个时间点，还是一个时期？从时间点的角度，很显然，党的十八大是一个节点，这是新时代的节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时期的节点。与此同时，时代背景是一个时期，是围绕着这个节点的一个时期。时代背景的最早时间点在何处，有待斟酌、存在分歧。在总体上，新思想的时代背景，应该不同于以前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总体上要比它们时代背景的时间上更晚一点。在具体的“世情”“国情”“党情”“社情”的时代背景上，每一个都面临着关键节点问题和最早起点问题。比如，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何时算起？是从首次提出这个概念的2017年？还是从作为新时代起点党的十八大的2012年？还是更早的年份，比如进入21世纪？关于这个时间点，既要尽可能说清楚，有时又是说不清的，甚至也没有必要说清。历史发展都是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有的时间点上有重大历史事件，自然地构成一个节点；有的则是连续性的过渡，如果硬生生从某一点上作为分界点，也就难以周延地自圆其说。

四是“四情”的时间一致性问题。首先是“世情”“国情”“党情”“社情”，时间点是各说各的还是相互协调乃至有个统一节点？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习近平同志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这是政治上也是思想上的明确起点，毫无疑义。因此，时代背景的大时间点是党的十八大。但是，仅用这个时间点说明各方面情况，就显得笼统。每一个方面还要找出更为合适的节点，以增强说服力。比如“社情”，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新近的重大历史节点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曲折。从这里说起，就比较合适。其次是我们讲的时代背景，是创立的时代背景，还是发展的时代背景，这两者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不能混淆。如果论创立，可以取党的十八大这一个时间点。而从理论发展来说，党的十八大已经过去了十多年，国内外各方面形势都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2012年与2017年有不一样，2022年与之前更不一样。因此，是聚焦于创立，还是兼顾发展，对时代背景阐述就不一样了。2023年版的学习纲要对时代背景的“四情”描述，看起来更是当下的背景，也就是发展的背景，而不是党的十八大的情况即创立时的情况。诸如国际的“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推进拓展”“自我革命开辟新的境界”，很多是最近的形势和最新的结果。再次是理论体系与具体理论的时代背景问题。这一思想的总体时代背景，与这一思想具体部分的具体背景，并不是一回事。具体的理论提出，要讲当时的特殊背景、阶段性背景问题。比如经济方面，2014年经济新常态提出的背景，2015年新发展理念提出的背景，2020年新发展格局提出的背景，就存在着微妙的差别。理解这些具体理论，既要把握宏阔的大时代背景，又要把握当时的具体形势。

五是时代背景的指向问题。写时代背景主要是引出思想的创立，因此这个时代背景既要阐述时代的客观情况，又要集中于“时代是出卷人”的视角，写出“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一是要写出时代背景的“变”的因素。如果时代背景与之前的没有什么变化，或者变化不大，作为客观世界的时代背景没有什么大的变化，那么作为主观世界的思想理论却不断变化，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只有时代出现了变化，而且变化幅度比较大，比较深刻，才能促进新思想的产生。二是要写出时代背景的“问题”意识。时代之变，提出新问题，在认识和实践中解决新问题，从而推进理论创新。在阐述时代之时，当然要讲有利的方面，比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阶段、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推进，我们有更高的物质条件、更完善的制度基础等等，这些有利于理论创新站到更高的基础上。但重心还是要放在新出现的问题和难题上，正是这些问题和难题是思想萌发的种子。党的二十大指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正是时代所提出问题的复杂性、解决问题的艰巨性，才给理论创新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三、理论体系的重大时代课题

有关新思想的重大时代课题，有一些问题需要斟酌。

一是重大时代课题的选择。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是“一个”重大时代课题，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是“三个等”，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是“一系列”，新党章表述是“一个等”。综合以上这些论断采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的表述是比较妥当的。第一，重大时代课题不是单数，而是复数，从全面的角度采用数量最多的、实践更新的明确表述，采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的“三个”比较妥当。第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党章的表述中，都有“等”字，都有没有穷尽的含义，因此表述保留“等”字比较周延。

二是重大时代课题的展开。在党的重要文献中，目前还没有集中地对三个重大时代课题进行展开论述，所以从权威角度不宜对重大时代课题进行过多展开。而且如果展开多了，就会与具体内容的阐述有所重复。新时代思想是围绕三个重大时代课题展开的。第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所有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主题。习近平总书记围绕这一课题提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本质特征、总体布局、战略布局等许多重大论断。第二，实现中国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承担的历史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围绕这一课题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国特色、重大原则、重大关系等，构建起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第三，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关键在党。习近平总书记围绕这一课题提出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全面从严治党、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等许多重大论断。围绕三个重大时代课题的直接回答，构成了这一思想的最核心内容。

三是重大时代课题之间的关系。“三个重大时代课题”逻辑上有几种理解:第一是总分的关系，这意味现代化课题、执政党课题，后面两个重大时代课题在某种意义上是第一个重大时代课题即社会主义课题的重点展开。第二是平行关系，这意味三者之间是并列的。当然，平行中也还有权重。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执政党这样的排序，其内在逻辑是重要性的排序，还是功能性的排序，这也是值得思考的。第三是每一个课题的内涵。每一个重大时代课题都由两部分构成，前面是“什么样”，后面是“怎样”。很显然，“什么样”指向“是什么”，“怎样”指向“怎么干”。第四是“等”字的理解。“等”在中文中，既有收束的意思，也有没有穷尽的意思。这里显然要做“没有穷尽”理解。的确，目前的重大时代课题上，很明显的一点是没有直接包括国际方面。实际上，新时代创新理论坚持胸怀天下，时代背景中有很大的国际背景，主要内容中有很多国际方面的内容。三个重大时代课题，与“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这“四问”之间，不是对称的；与“六个坚持”中“坚持问题导向”的五个重点，也不是对称的。对重大时代课题的深入研究，有必要将这些问题比较细致地讲清楚，让理论体系整体上更为贯通、更为周延。

四、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

有关新思想的主要内容，有几个问题需要说明。

一是主要内容的三者定位。三者的地位和功能有所区别，其中，“十个明确”概括了这一思想的最核心内容，是支撑这一思想的主体部分。“十四个坚持”是对我们党过去形成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的整合发展，是对新时代治国理政重大方针原则的高度概括，是落实这一思想的实践要求。“十三个方面成就”以丰富的理论和实践内涵，全景展示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的理念、成就和经验。三者之间彼此呼应、相互贯通，构成了这一思想内在统一的丰富内涵。

二是关于“十个明确”。从党的十九大的“八个明确”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十个明确”，是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或者说是核心内容。“明确”有“是”的意思，集中回答“什么是”的问题，这是比“怎么干”更深更高更直接的回答。

三是“十四个坚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相继提出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和基本要求等五个“基本”，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概括提出“三基本”，即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十四个坚持”基本方略是这一思想的重要内容。具体分析“十四个坚持”，它们与“十个明确”很多是重叠的、关联的、交叉的，其主干部分正是“五位一体”“四个全面”等。而“十四个坚持”与“十三个方面成就”，在领域上的重合度更高。在阐述方式上，前者侧重方略，更理论化一些;后者侧重成就，包括理论和实践，尤其是成就和变革。

四是“十三个方面成就”。将成就纳入内容，需要作出相应的解释，也是目前存在较多困惑的地方。第一，“十三个方面成就”本身内容的考量。这里专指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所总结的“成就”，而不是其他地方所总结的“成就”。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对十三个方面成就的阐述，不同于一般的仅仅是成就的阐述，而是在每一个方面都做了具体展开。每个成就的论述，少则近1 000 字，多则2 000 多字，在党的权威文献中是篇幅很大的、极为丰厚的。在每个方面阐述中，既有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又有重大实践创新举措，其中包括了很多重要的理论创新。第二，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关系的考量。执政党治国理政，不仅要说，而且要做。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实践成就越大，理论创新就越大。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它们之间是紧密关联的逻辑链条。“十三个方面成就”彰显了新时代实践所取得的成就和变革，也彰显了新时代思想指导的伟力。

五、理论体系的“两个结合

关于“两个结合”，一些问题需要探讨。

一是两个结合之间的关系。“两个结合”提出之后，就有“两个结合”之间的关系问题。“两个结合”这个提法本身，一方面意味着两者是平行的、并立的，“两个”就是一个加另一个。另一方面意味着两者之间是关联的，不是孤立的两个不相干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少研究者提出的疑问是：中国具体实际中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具体实际，有自然的国情，地理人口等；有发展的国情，经济社会状况等；也有历史的国情，其中重要的方面就是历史文化。在这种意义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具体实际的一个方面。因此，既要认识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性，又要认识到其与第一个结合的关系。“两个结合”是对“第一个结合”的继承和发展，而不是否定。

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中华文化博大复杂，既有独尊儒术，也有百家争鸣。而文化中的究竟什么是“优秀”，历来备受争议和难以共识。这次党的二十大作了列举式展开，点明了天下为公、民为邦本等十个点。应该说，这些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典范。同时也要看到，这次展开的提法，与以前的一些展开提法并不一样，重要的原因是展开的角度不一样，如这次主要是从治国理政角度。这次采取的是列举式“等”，表明还没有穷尽，当然也不可能穷尽。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阐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提出“两个结合”是最大法宝，阐明了“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更重要的是，“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两个结合”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而言，每个结合功能上有所不同或有所侧重，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是赋予中国风格、中国形式，而且是赋予内容上的“两通”“两基”，即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贯通、融通，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

三是“根本途径”的认识。“实践是理论之源”，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从这个角度看，理论创新最根本的是社会实践。因此，对根本途径问题要科学解读。第一，“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而不仅仅是“第二个结合”。目前谈到“两个结合”，容易让人想到的或重点注意的是第二个结合。我们不能忘记是“两个结合”，而且“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排在第一位。第二，“根本途径”是指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当然要推进“两个结合”。而作为全球视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就不能简单套用“两个结合”作为根本途径。第三，“根本途径”要辩证看待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实际上要将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然“时代化”就有所落空。与时代特征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在不同场合强调过。比如，党的十四大报告就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当然，“同时代特征相结合”现在没有单列，可以看作其融到“两个结合”之中。从这个意义上，“两个结合”是根本途径，不是全部途径。“两个结合”自身也要丰富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不提“根本途径”，而用“最大法宝”，是值得思考的。

六、理论体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全面深刻把握“六个必须坚持”，一些问题要深思。

一是世界观和方法论与“六个必须坚持”之间的关系。这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或偏差。从大的方面看，不能简单说“六个必须坚持”就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立场观点方法。更具体一点，试图将“六个必须坚持”逐条与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应，哪一条是世界观，哪一条是方法论；逐条与立场观点、方法对应，哪一条是立场，哪一条是观点，哪一条是方法，这样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六个必须坚持”作为一个整体，去对应世界观和方法论，去对应立场观点方法。尽管各条功能有所区别、对应有所侧重，但不做一对一的指向是明智的。还有，“世界观和方法论”与“立场观点方法”之间是什么关系?是等同的还是有区别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之间是什么关系?立场、观点、方法之间是什么关系，如果这些细致的问题也是长期困扰理论工作者的问题能够进一步理清楚、说明白，有助于我们对“六个必须坚持”进行更为深入、更为明晰的理解。

二是“六个必须坚持”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六个必须坚持”功能上是有所区别的，排列上有逻辑讲究，要重视每一个坚持的特殊性，这方面目前讨论的还不够，有说服力的解读还不够。我们既要单独把握每一个坚持的内涵，又要从总体上把握每一个坚持在总的“六个必须坚持”中的地位。就历史来说，人民至上是最早、最为常见的表达，源自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与以人民为中心、以人为本等相同相近；自信自立，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品质，自信自强是新时代突出的精神状态；守正创新是一个新的表达，与理论上的坚持和发展、继承与创新等密切关联。系统观念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后明确提出来的，反映的是普遍联系，其中战略思维等重要表述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经常提及的；胸怀天下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的基本经验之一，体现新时代中国在世界上的更大担当。“六个必须坚持”要从整体上把握。对于每条来说，要从总体中把握个体，不能脱离其他各条，孤立地谈论每一条。

七、理论体系的历史地位

对于新思想的历史地位，要讨论几个相关的复杂问题。

一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每一新的重大理论成果，都要放到马克思主义大体系中进行评价。评价党的创新理论成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离开了、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那就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当然也就无从谈起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不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在理论和实践上作出原创性的巨大贡献，就不能享有崇高的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理论创新，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既没有丢掉老祖宗，又讲出了许多新话，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许多重大原理性创新，作出了开创性、全面性、历史性贡献。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可以看出，比之以前对理论创新成果“新时代”“新阶段”“新境界”的评价，新时代理论创新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更新的表述、极高的评价。

二是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从中华文明史地位评价理论创新，在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理解新思想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要与“两个结合”尤其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联系起来。新思想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这“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创立新思想，是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是实现精神上独立自主的重大成果。深入把握“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的重大论断，还要对“中华文化”“中国精神”“时代精华”等，进行进一步深入细致的解读。

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这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中评价新时代的理论创新。首先，关于“三个飞跃”之间的理解。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新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这些都是党中央的权威论断。新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部分，也是党中央的论断。因此，对新的飞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飞跃，就要从政治上和学理上仔细斟酌。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与“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这两个表述都出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从语义角度，“新的飞跃”高于“新篇章”。但两者实际上指的对象都是新思想，又是一回事。究竟什么场合使用“新的飞跃”，什么场合使用“新篇章”，要费思量。

来源：《教学与研究》2023年第11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