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题成果

尽管导致这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病毒的源头和传染机制有待于在科学上查清和查明，但是，病毒的宿主或中间宿主有可能在野生动物身上，人类食用“野味”等不适当干扰和干预野生动物的行为导致了疫情的发生和加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早就认识到，食用野生动物风险很大，但‘野味产业’依然规模庞大，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了重大隐患。”这是我们目前可以确认的基本事实。这样看来，正确处理人与野生动物、人与自然、环境与健康、生态与健康的关系，是直接影响人类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的重要问题，是打赢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阻击战的重要任务，是建设“美丽中国”和建设“健康中国”的共同任务。为此，我们亟需从国家发展战略的层面上来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和“健康中国”建设，将之作为国家“十四五”规划以至于未来中长期规划的方向和任务。

一、防范环境风险和生态风险的现实任务

随着人类活动频率的加快，尤其是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新科技革命负效应的急剧扩散，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到了风险社会。风险是人类活动有可能导致的危险和危害。风险意识是自反式现代化的一种模式，是人类认识未来不确定世界的一种方法。现在，人类面对的风险是总体性的风险，既来自于人与社会关系领域，也来自于人与自然关系领域，环境风险和生态风险就是来自于人与自然关系领域的风险。环境风险是由于人类污染环境行为导致的风险。生态风险是由于人类破坏生态行为导致的风险。当然，各种风险是缠绕在一起的，因此，“有必要考虑生态破坏、战争和不完全现代化的后果之间的互动”。环境风险和生态风险都可能导致健康风险，威胁到人类的身心健康甚至会威胁到人类的生命安全。我国春秋末年的秦国医家医和，曾经提出过“六气致病说”和“六淫致病说”，探讨过自然生态环境因素对于疾病和健康的影响。现在，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环境变迁，都会以多重的和复杂的方式影响病原体、病毒媒介和宿主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地方病、流行病和人畜共患病的发生或下降难以预测，而动物疾病的流行可能对人类共同体获取食物的途径构成挑战。”这样，就要求我们必须要形成清醒的环境风险和生态风险意识，将预警、防范、控制环境风险和生态风险作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的基本前提。

预警、防范和控制环境风险和生态风险以及由此导致的健康风险，是生态文明建设和医疗卫生工作共同面对的现实课题，是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和“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要求。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和医疗卫生工作都已经明确将生态环境风险管理作为其重要职责。例如，2016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要“实施环境与健康风险管理”。2017年２月，原环境保护部发布的《国家环境保护“十三五”环境与健康工作规划》提出，“风险管理是环境与健康工作的核心任务”。在一般意义上，“环境健康风险指环境污染（生物、化学和物理）对公众健康造成不良影响的可能性，对这种可能性进行定性或定量的估计称为环境健康风险评估”。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之所以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是没有科学预警和高度防范环境风险和生态风险造成的，由此导致了严重的人体健康风险和危险，最终造成了严重的公共卫生安全风险事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增强谨慎之心，对风险因素要有底线思维，对解决问题要一抓到底，一时一刻不放松，一丝一毫不马虎，直至取得最后胜利”。因此，我们必须警钟长鸣，未雨绸缪，统筹环境风险、生态风险、健康风险，形成科学的生态环境风险意识和生态环境健康风险意识，运用新科技革命成果来建设国家生态环境健康风险预警系统，提高国家生态环境健康风险防范和控制的科学能力和水平，将之纳入到国家应急管理系统中。我们应该运用这样的国家应急管理系统，支撑“美丽中国”建设和“健康中国”建设。这样，才能从源头上科学预警、有效防范和切实控制重大公共卫生安全风险，有效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

二、维护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的物质支撑

预警、防范、控制生态环境风险，必须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建设好国家安全体系。现在，国家安全是由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构成的总体。尽管生物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属于非传统安全的领域，但是，对于维护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现在，“生物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全世界、全人类面临的重大生存和发展威胁之一，必须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生态安全同样如此。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是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概念。一般来讲，生物安全是生物领域中的安全，主要指生命系统的正常存在和持续演化。生态安全是生态系统的安全，主要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系统性、稳定性所达到的可持续的状态和水平。生物总是处在一定生态系统中的生命机体，生态系统总是由众多生物与生境构成的不可分割的生命系统。现在，由于人为活动尤其是科技进步的负效应，致使生物多样性的减少、生态系统的失衡、外来有害物种的入侵、现代生物技术的负效应往往叠加在一起，既对生物安全造成威胁，又对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因此，我们必须统筹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提高站位，将生物生态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中。由于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因此，生物生态安全是人类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的基本条件和基本保证。只有在切实有效地维护生物生态安全，才能切实保证人类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

面对生物生态安全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我们必须深入分析我国生物生态安全的基本状况、基础条件、演化趋势，系统规划国家生物生态安全的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切实全面提高国家生物生态安全的治理能力。例如，保护野生动物是维护国家生物生态安全的重要任务。有的论者认为，既然导致疫情病毒的源头在野生动物身上，那么，为了维护人类的身体健康，就应对有害野生动物进行“生态灭绝”。殊不知，在大自然中，有害和有益是相对的。无论是有害生物还是有益生物都是生物系统和生态系统进化到今天不可缺少的环节和部分。例如，麻雀食用粮食会导致农业损失，麻雀食用害虫有助于林业发展。如果进行“生态灭绝”，必然会破坏生物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可能会导致更为严重的生态环境风险，结果会将人类推向毁灭边缘。“然而，我们并不是把所有的生物都等而观之，而是从生态系统内部和生态系统之间存在的相互联系的角度来对待它们。有些细菌是我们生命依赖的对象，有些细菌是导致我们生病或死亡的根源，有些细菌能够在我们死后分解尸体而使之重新加入到物质循环当中。同时，存在着啼鸟这样的生物，它们不为我们劳作或给我们提供衣食，但给予我们无私的愉悦、美学上的享受和单纯的快乐。无论我们如何言行，从人类生命开始的时候，一直都是这样。”即使从单纯的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生物是药物的基本来源。只有保护好生物多样性，人类才可能从生物多样性中发现治疗疑难杂症的有效药物。因此，我们不仅要修订和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而且要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和生态安全法，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的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

三、保障环境健康和生态健康的价值取向

无论是防范生态环境风险，还是维护生物生态安全，都是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按照社会主义本质和共享发展的科学理念，按照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们必须将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为打赢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阻击战的价值出发点，作为建设“美丽中国”和建设“健康中国”的价值取向，作为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和“健康中国”建设的价值联结点。因此，我们必须在医疗卫生领域严格划分和确定市场和产业的边界，驱逐单纯的私有化、市场化、产业化医药卫生改革的逐利本性，坚持人民卫生的人民性，加强医疗卫生工作的事业性，坚持公共卫生服务的公共性。这样，才能切实有效地保证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否则，我们难以与“福利资本主义”划清界限。在福利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福利国家还开辟了一系列的社会权利——获得医疗保健、教育和保持收入水平的权利——它们将确保每一个公民享有广泛的社会地位和机会平等”。这是晚期资本主义降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法宝”。更为重要的是，公共产品领域的单纯私有化、市场化、产业化必然会葬送社会主义。事实已经清楚地表明：“社会公共服务的私有化是昂贵而无效率的；比如，美国医疗保健的花费就是欧洲相应花费的两倍，而质量相比却很差，然而，(美国保险公司)却有较高的利润。”这次，我们之所以能够举全国之力有效应对武汉新冠肺炎疫情，就在于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试想一下，如果医药卫生领域完全私有化、市场化、产业化了，面对如此严重疫情，我们还能否形成全国动员的机制和局面？

在此前提下，我们必须认识到，人类的健康不仅取决于自身的身心平衡，而且取决于人与环境的和谐共生。就后者来看，人类的健康既取决于人与社会环境的和谐共生，也取决于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提出了“一体化健康”（One Health）的科学理念。这一概念就是要使人们科学地知晓：人类、动物和生态系统的健康紧密相联，需要在彼此构成的复杂背景中开展研究。在此基础上，我们应该形成环境健康和生态健康的科学理念。环境健康主要关注环境与健康的关系问题，确保人类有效免受环境污染造成的健康威胁和科学医治环境污染导致的疾病，确保人类能够在健康的自然环境中持续地生活。生态健康主要关注生态与健康的关系问题，确保人类有效避免生态破坏造成的健康威胁和科学医治生态破坏导致的疾病，确保人类能够在健康的生态系统中持续地生活。因此，对于国家和政府来说，必须通过生态文明建设和医疗卫生工作来确保人民群众的环境健康和生态健康，将之确立为人民群众健康权的不可剥夺的组成部分。

对于人民群众来说，必须形成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学会敬畏和善待动物和自然。当有人问到养性之枢要时，药王孙思邈回答说：“天有盈虚，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济也。故养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为本，故士无畏则简仁义，农无畏则堕稼穑，工无畏则慢规矩，商无畏则贷不殖。子无畏则忘孝，父无畏则废慈，臣无畏则勋不立，君无畏则乱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忧于身者不拘于人，畏于己者不制于彼，慎于小者不惧于大，戒于近者不侮于远。知此则人事毕矣。”（《新唐书·孙思邈传》在他看来，道、天、物、人和身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因此，要达到养生卫体的目的，必须要敬畏它们。这一思想与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施韦策提出的“敬畏生命”(Die Ehrfurcht Vor Dem Leben)的生态伦理学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尊重自然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样，敬畏自然就成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向我们提出的生态道德命令。敬畏动物是敬畏自然的题中之义。敬畏和善待动物和自然，就是敬畏生命和善待我们人类自己。对于处于现代性焦虑中的人们来说，这尤为重要。唯此，才能从我们每一个人自身中根除疾患发生的根源。

四、发展环境医学和生态医学的科技选择

打赢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阻击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健康，必须大力发展医学，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武装医疗卫生工作。鉴于细菌、病毒和寄生虫的库就保留于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中的事实，监视人畜共患病成为“一体化健康”流行病规划的内在部分。了解人畜共患病的库中的疾病生态学，可能有助于产生预测人类疾病风险的方法，从而能够为早期智能预警系统提供基础。无论是人类健康还是动物健康，无论是生态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必须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这样，“一体化健康”的方法才能发挥作用。在此基础上，我们要把握新科技革命发展的生态化趋势，大力发展环境医学和生态医学，促进医学的生态化。环境医学主要解决环境健康问题，生态医学主要解决生态健康问题。现在，我国已经把环境卫生、环境医学作为预防医学、卫生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环境医学作为环境科学基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没有确定生态医学的学科地位。生态医学是在环境污染和化学药品给地球生物、生态系统与人类健康带来的危害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人类崇尚自然、回归自然提出的医学新理念。“生态”是指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其核心内涵是保持“和谐”。这里的和谐既包括人自身的生理和心理的和谐，也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还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因此，生态医学是赋予人体以生态系统理念而研究健康状态与人体内外环境关系的医疗科学。我们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促进环境医学和生态医学的协调发展，促进生态环境医学的发展，将之贯穿于预防医学、临床医学、康复医学中，促进医学范式的生态化转变。

我们必须以开放包容、综合创新的方式，发展环境医学和生态医学。由于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的系统，因此，发展医学尤其是流行病学，必须进行跨学科研究，利用和整合既定的和新兴的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人文社会科学以及政治、外交和安全领域的各种工具、方法和成果。同时，我们要将中西医结合起来。针对这次疫情阻击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大重症患者救治力度，加快推广行之有效的诊疗方案，加强中西医结合，疗效明显的药物、先进管用的仪器设备都要优先用于救治重症患者。”从本质上来看，中医具有生态环境医学的科学因素。例如，在《黄帝内经》看来，由于天地万物和人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人必须顺应天地自然万物才能保持健康，因此，养生的一条基本原则是：“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即，与自然界的和谐是养生的一项重要内容。如果气候反常，就会使人生病，因此，“圣人遇之，和而不争”(《黄帝内经·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中医在疾病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例如，生态治疗是通过调节机体内外的复杂关系，以恢复机体和谐的治疗方法。除了常规的物理疗法和最近发展起来的微生态制剂之外，中草药方剂、气功、针灸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要发挥好中医药在治未病、重大疾病治疗、疾病康复中的重要作用。当然，中医学具有自己明显的时间和地域的特征甚至是局限，仍然需要推进自身的科技创新，仍然需要实现现代化，仍然需要进一步接受医学实践的检验。因此，我们既不能以神秘主义的方式对待中医药，无限夸大其作用和疗效ꎻ也不能以绝对科学主义的方式对待中医药，肆意抹杀中医药的作用和疗效。科学不是绝对的封闭的真理体系，而是一个基于科学活动实践的认识和运用真理的具体的历史的过程。中医如此，西医同样如此，在中西医的结合中，我们或许会开辟出环境医学和生态医学发展的新天地。

五、制定环境健康法和生态健康法的法治选择

为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环境健康和生态健康，促进环境医学和生态医学的发展，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和“健康中国”建设的过程中，我们还必须按照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完善相关的法律。针对这次疫情防控阻击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疫情防控相关立法，加强配套制度建设，完善处罚程序，强化公共安全保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疫情防控法律体系。”尤其是，要“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在出台生物安全法和生态安全法的基础上，我们应该考虑制定和出台《环境健康法》和《生态健康法》。这样，才能将维护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的成果有效转化为维护人民群众的环境健康和生态健康的切实保证。现在，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思想，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理念作为制定《环境健康法》和《生态健康法》立法依据和立法目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水青山不仅是金山银山，也是人民群众健康的重要保障。”“要按照绿色发展理念，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建立健全环境与健康监测、调查、风险评估制度，重点抓好空气、土壤、水污染的防治，加快推进国土绿化，治理和修复土壤特别是耕地污染，全面加强水源涵养和水质保护，综合整治大气污染特别是雾霾问题，全面整治工业污染源，切实解决影响人民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这里，明确将环境健康和生态健康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我国《环境保护法》已经明确了环境与健康方面的法律规定。为了使之系统化、具体化，根据国外制定环境与健康法的有益经验，我国学者已经提出了我国《环境与健康法》学者建议稿。韩国于2008年3月颁布了《大韩民国环境与健康法》，据称，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环境与健康法。该法第一条明确规定：“为了预防和维护公众健康和生态安全，减少健康危害，评估、识别和监测环境污染和有毒有害化学品等对公众健康以及生态系统的影响和损害，制定本法。”我国学者建议稿的第一条提出：“为了科学评估、预防和控制环境污染和有毒有害化学品对公众健康的危害，减少环境相关疾病发生，保障公众健康，制定本法。”二者相比，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学者的建议稿缺乏明确的“生态安全”意识和“生态系统”意识，不仅未反映出和体现出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美丽中国”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成果，而且难以有效应对环境与健康的复杂局面，难以适应“健康中国”建设的要求。因此，笔者建议学者建议稿明确纳入“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的科学理念，将维护生物安全、生态安全、生命安全和人民健康共同作为我国«环境与健康法»的立法目的。另外，《韩国环境与健康法》缺乏明确的人权理念尤其是环境权的理念，而我国学者建议稿明确将“公民环境人格权”作为第四条：“公民享有在健康、舒适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享有对环境风险真实状况知情的权利，享有充分参与环境风险决策的权利，受到健康危害时享有申请救济的权利。”这一先进的科学理念反应了我国社会主义人权事业尤其是环境人权事业的进展和成就，更为契合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健康权的价值取向。目前，我们要进一步研究“环境权”(生态环境权益)写入宪法的可能性问题。总之，我们既要见物(维护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又要见人(维护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健康权益)，统筹环境健康法和生态健康法。我们既要明确环境健康法和生态健康法各自的法律体系，又要实现二者的互补。这样，不仅可以为未来防范突发疫情提供法律依据，而且可以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安居乐业提供法律支撑。

总之，为了彻底打赢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阻击战，切实有效地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我们必须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和“健康中国”建设。我们要将防范环境风险和生态风险作为统筹推进的现实任务，将维护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作为统筹推进的物质支撑，将保障环境健康和生态健康作为统筹推进的价值取向，将发展环境医学和生态医学作为统筹推进的科技支撑，将制定环境健康法和生态健康法作为统筹推进的法治支撑。这样，才能协同推进人民健康、国家安全、中国美丽，才能保证“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交相辉映。同样，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和“健康中国”建设，也应该成为我国“十四五”规划的重要内容和任务以至于未来中长期发展的方向和任务。（注释及参考文献略）